梦千寻劳伦斯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霍桑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承认他们的作品是艺术的；但是一方面，他却称他们为骗子。这种矛盾的焦点在于劳伦斯认为一旦作家企图赋予人以神性，他就是骗子。那么他的艺术就是谎话连篇。他同时又声称真正的艺术只是一种遁词——这似乎与他自身的创作初衷相违背的，因为他不正是力图回到真实本身吗？
不过，也许他说的只是另外一种意思：艺术作为并且只能作为一种遁词指示了一种方向，沿着这一方向和路径，我们可以看见真实和自由。难道它的机制就是像是弗洛伊德识别口误的机制一样吗？
——乔沅
必须承认艺术只是一种遁词吗？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似乎确实如此。因为艺术似乎很多时候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但在这种明显的遁词之后，我们还是发现了某些它企图表达的——也就是说，它似乎成为了一种特殊的遁词，它既没有说破，却又指示不足道或者不能言，或者干脆是说不出的体验。比如我们在某些作家，例如雷蒙德·卡佛或者萨曼塔那里，总是感觉他们似乎没有说出他想说的话，或者他真正想说的话，总是通过一种奇妙的情境消隐了。我们似懂非懂，陷入了思考。
——这当然是一种策略，换言之，也许在雷蒙德·卡佛这样的作家那里，并承诺任何的真理和确信，他只承认生活本身就是某种幻觉，或者说某种沉思。
不过劳伦斯的意思似乎并不是如此，他这揶揄或者说是反讽，也并非完全和彻底的。因为他本身可能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霍桑之类作家的某种矛盾的态度：既赞赏又称之为骗子，确实是无可奈何的。
毫无疑问，无论是霍桑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具备了劳伦斯所不具备的某种激情（这种疯狂的，或者压抑的激情是劳伦斯所渴望的，但是在艺术的表现力上，他却始终达不到他们的那种程度），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去假设了一个上帝，或者说赋予了人以某种神性。劳伦斯酷爱那种令人沉醉的激情，但是却坚决地否定那种被假设或者赋予的神性。
最深层的问题根源也许在于劳伦斯对于自由的敏感。一旦被假设了上帝或者赋予了神性，那么似乎人就重新被带上了枷锁。当然也可以将这问题归结于性解放。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人类从伊甸园里被驱逐出，正是因为性意识的出现——他们发现到了彼此的赤裸。吊诡之处在于，人类的真正的自我意识，竟然起源于性—一种欲望。而这种欲望常常被认为是动物式的。可是假如它只是动物式的，那么它怎么会在伟大的宗教预言里，被称为了最初的堕落的根本？
也许问题在于在宗教的语境里，人对性欲望的认识并不是一种自我觉醒，而是一种神性的堕落，或者神性的退化。可是不管是从动物式的欲望发现，还是从神性的退化角度来说，人的这一自我意识的觉醒，总是伴随着性欲望的。
同时，这种觉醒还意味着自由——人终于从动物和神之中独立了出来，成为了自身。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霍桑之类的作家，所赋予人的神性，本质上正是对于人的自由的再一次剥夺。
也因此在劳伦斯这里，性解放实际上最终的指向就是自由——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对于人的动物性所暗含的和谐的渴望。而这种艺术，最终只能成为一种遁词——因为它无法言明。
但是也并非完全如此。一些人就在尝试进入这无法言明的禁区，他们不想用遁词。比如萨德。可是这类作品带来的冲击，给人的感觉似乎已经完全超出了自由，而进入了死亡的领域。
在这里，欲望边界终于被发现了。原来在自由的地平线尽头，竟然是最高的激情或者疯狂与死亡的混合。他们之间几乎以一种无法分辨的连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取消了作为遁词的艺术，必须转化为一种直接的行为实践，否则它就似乎不能达到它所渴望到达的真实。
谁还会被萨德或者巴塔耶更恐惧于欲望充分实践的恐怖和痛苦呢？那种极限体验，与其说是在实现，不如是在与死亡周旋，与其说是自由，不如是在欲望的囚笼里打转——它难以走进，同样也难以走出。
可见作为遁词的艺术，并非是一种无可奈何，而也许只是一种主动的撤退。但是这种主动的撤退，作为遁词的艺术，与作为谎言的艺术，在劳伦斯看来是绝不相同的。遁词在这里并非是一种完全的遮蔽，它是一种指示的方向。而作为谎言的艺术，则完全是与人的自由相违背的——无限拔高人性之神性实际上正是对自由的否定。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是，尽管劳伦斯如此决绝地将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虚假的艺术，但是他们却同时都被看作心理学的最好的诠释者，也就是说他们都同时都洞悉了人最微妙和复杂，最深沉的心理。可是，为何他们却最终背道而驰呢？
原因在于救赎吗？是因为必须有一种救赎才导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向了神性？否则只能沿着劳伦斯走向不可言说的之地，而去尝试萨德式的实践？巴塔耶对于色情、欲望和死亡的关联的深入联系，是否阐明了欲望最终的决定性力量？
而也许转了一大圈，实际上劳伦斯也好、萨德也好、巴塔耶也好，依然只是在尼采所洞见的哲学里东奔西突？作为酒神与日神的对抗，难道不正是劳伦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抗吗？图片
（原创作品，欢迎转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