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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人节:生活的暂停点与抵抗的困境

最近友人推送了一篇不错的文章,对于最近非常出名的“火人节”所遭遇的“抵抗的困境”,作为了非常深刻的评述。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的政治“、齐泽克的“肯定-否定”结构、鲍德里亚的“消费主义”,直至回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直至最后提出“巴托比”策略,文章非常精彩。

但与此同时,我也阅读了另外一部看起来非常简单的评述,甚至看起来有点像广告,但是却做出了相反意见的文章,阐述了“火人节”对于我们当代人生活的意义和影响。到底孰是孰非?

——乔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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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于网络)

一、“抵抗的困境”真的只是困境吗?

所谓的抵抗的困境,就是抵抗反而成为了反向的补充。齐泽克就认为,在《黑客帝国》中,其实在已经高度发达的电脑看来,作为抵抗的锡安也许是它系统本身最好的维护和更新者之一——尽管它不断地抵抗,但是实际上这抵抗不但无法摧毁系统本身,反而只是在加强系统本身的性能的提升。

另外一个例子来源于备受争议的艺术事件。2018年,英国著名涂鸦艺术家班克斯的代表作《女孩与气球》在苏富比拍卖中上演了一出先高价拍出,后又自动裁切成碎片的事件。据说这是艺术家为了嘲笑和反对资本对艺术的控制。但这一抵抗行为似乎最终又演变成了“抵抗的困境”,因为拍卖行对此声明,艺术家的这一行为非但没有销毁艺术品本身,甚至提高了艺术品的价值。于是,艺术家的抵抗行为本身,被当作了一种行为艺术。同时也直接宣布了他最初的抵抗行为的失败——这看起来真的似乎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困境。

这一抵抗的困境实际上来源于一种二元对抗理论的结果:即在二元对抗结构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并且被压制的一方始终是强势一方的结构性补充。追溯这一思想的根源显然来自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但是在这里,它巧妙地做到了一种僵化:因为“主-奴”本身并非不可逆转的结构,但是在这里,它被看成了一种无法逆转的结构:弱者,作为抵抗一方的弱者,始终只能是“奴”,而不可能成为“主”。于是,抵抗就全然成为了一种无望的挣扎,甚至相反,作为了主导一方的有益的补充。秘密正是在这里。

在齐泽克或者许多结构主义评论家看来,象征网络牢不可破,并且无所不包。它既无法被消减,也无法被突破,并且创造层层幻觉,牢牢裹住处于其中任何一个人。人的命运就是被抛进这网络之中,并且成为了此网络程度不同的病人——不管是哪一种真实,其实都是一种幻觉,这大概是拉康和齐泽克的观点。于是,一切针对象征网络的抵抗,都变成了一种无望的抵抗——既然一切都只是幻觉,我们便不可能以一种幻觉去反对另一种幻觉,或者这种反对始终只能是在幻觉之中打转。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反尼采主义的,因为尼采将希望寄托在了我们的身体或者说真实之上,以此来对抗存在的幻觉。

确实,抵抗可能看起来是一种困境:班克斯即使把画毁了,甚至把画烧了,似乎也无法去摧毁什么。因为他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被定义为一种艺术的行为——于是,他除非取消这一行为,否则抵抗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艺术行为,可一旦取消这一行为,那么抵抗就同时也被撤销。班克斯输了吗?甚至,无论如何,他都只能是输了吗?那么永远都是输的,那么艺术家的努力还有意义吗?难道一切抵抗都最终毫无意义吗?

二、生活的暂停点

班克斯显然并没有完全输,甚至说他并没有输。他的行为既达到了他的目的:宣布了艺术对于资本控制的憎恶和逃离;同时他也创造了一个奇点:在此奇点上,矛盾被显性化了,并且它吸引了众多的注视——而注视本身就是一种观念的胜利。尽管,机构或者网络可以重新宣布他的行为是艺术行为,也就是说,本身依然具有某种价值,甚至创造了更高的价值——但是这一宣布本身,并没有取消班克斯的行为的价值。就像冰面之上的裂点已经存在。尽管它依然可以被象征化,但是这一裂点本身具有穿透性,因为它直接面对的是系统底层。

重新回到齐泽克所谓的《黑客帝国》的例子上来。人类(真实的人类而非处于幻觉之中的人类)的锡安是系统的一个暂停点,或者系统用于更新自我的一部分吗?我们当然可以相信和理解,系统一定意识到并充分利用了真实的人类的创造性,并且在这种对抗中持续提升了自己。

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最后系统之所以屈服,正是来自于它自身已经完全不可控的病毒——也就是说,在系统内部,在系统自身无限繁殖的同时,病毒也在无限地扩张,最终杀死系统本身的则是病毒,而非锡安的人类。这指向了两个问题:象征网络本身的自我消减性;同时宣布了锡安的外在和独立性。

我们完全可以以另一种角度看待问题:即班克斯之所以会产生反对行为,正是因为系统本身必然会产生自我消减性的行为——而且这一行为是逐渐累积的,最终它将在底层爆破并重构整个系统。这一看起来,似乎有点古典马克思理论的思想,其实也许才是真正的最终方向。

系统本身并非是一直朝向自我纯化,自我不断更新的道路上去,它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可怕的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也在反对它自身。尽管最终它可能会以一种修正性的反思来实现,但必然融合性的,并且产生了新的结构类型。一种结构类型有其本身的局限,以及极限,就像一座白蚁结构,尽管它可以在限度范围自由生长,并且做到通畅无碍,但是它必然将毁于它过快或者过剩的生长。《黑客帝国》中的病毒在系统中存在,同样在人类自身中也存在着病毒。这既是结构的特点,也是结构的命运。

病毒的必然产生,它是在对抗中产生的,并且它也可以游荡于人类与系统之间——这是一个绝好的引入,但是不知为何齐泽克却似乎故意遗漏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病毒的产生证明了锡安的外在性或者相异性或者说独立性。正是这种相异性与系统的不断对抗之中,产生了某种病毒——这一病毒在消费主义社会那里,就是一种对于符号网络本身的自我否定话语(事实上,这几乎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即这一社会形式以及符号网络本身并不被尊重,人只是因为自身的某种根深蒂固的自我优越感或者控制欲在自动维护着它)。

要注意的是,这一否定并非是来自于它的对手的否定,而是来自于自身的否定——班克斯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典型例子吗?同时,这一外在性或者相异性来决定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它本身就是一个异类。它无法被转化成系统语言。无论系统语言如何复杂,如果切割,它始终无法最终消化这一异类。而这一异类同样也不被锡安所能自我克服。也许我们该重新回到黑格尔那里,重新反思处于活跃的“主-奴”结构思考之中去。

也因此,思考“火人节”,是否只是一个暂停点也许该有一个新的出发点。

问题之一:空间政治的问题?

在批评者看来,空间政治问题一目了然。“黑石沙漠”处于美国的偏远地区:这一选择本身就暗示了一种政治:这决定了只有少部分人可以参与,这说明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区分的过程。实际上这也许是倒因为果的思考:为什么我们不能站在现实的点上来思考这个问题。“黑石沙漠”固然是一种无法让所有的都到达的选择,但是难道不存在其他也许更加合理,分布更加广泛,数量更多的“黑石沙漠”吗?

对于这一空间的选择问题所指出的政治问题,实际上本身即陷入了一个逻辑的问题之中:因为从是从选择能力出发,而不是从选择意愿出发,实际这难道从一开始不就是预设了立场吗?

问题之二:明星的参与定义了它是一种反向的消费主义作秀?

明星本身也是人,不应该被异化——也就是说这一群体尽管具有某种特殊性,但我们同样可以假设他们具有更强的动机。这一行为本身是作秀,或者是主动的选择,这并非是一个那么容易区分的事实。

实际上,在这个参加的群体中,明星本身并非是一个占主导的群体,并且一旦进入“黑石沙漠”之后,明星的身份已经被取消:在这里一切都是相同的,最起码在形式上做到了平等。选择有色眼镜来怀疑明星的动机本身就已经处于不合法的边缘,而忽略了明星在其中所经历生活或者所体验的生活,本身恰恰证明了自身的批判正是消费主义的结构性补充观点,这当真有点贼喊捉贼的意思了。

问题之三:这只是一个暂停点吗?

暂停点这一词具有迷惑性,在齐泽克那里暂停点并非是悬置的意思,它只是一种动态过程的中某一个短暂的停顿——这一停顿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运动下去。

当然,经历了“黑石沙漠”之后的“火人节”,那些参与者无论是何身份,无论是何阶层,绝大部分还是会回到原先的生活中去。并且似乎恢复了活力,开始了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去——于是,这被批判者看成了一种暂停之后的更加充满活力的运动。于是,“火人节”被称为了“暂停点”。

但是实际上,也许这正是某种非人性的激进的功利性的观点:变革既非一日之功,甚至一世之功。重要的是,在那次之后,在经历了那种生活之后,他是否产生了某种更新和变化,而这种更新和变化是在原先的生活之中无法去发现和体验的?

所以,也许“火人节”还是要多一些好。其实在我们周边,这样的相似性选择难道还少吗?难道对于新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不正隐隐然成为一种真正的变革和潮流吗?“巴托比政治”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它所说的难道也正是这样一种策略吗——开辟一个新的场域,拒绝在原有的体系中对话。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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