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或者说本来就是一个奇迹。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的歌谣，就其表达的意思和用于表达的语言而言，对于今天的我们居然没有一点隔膜，纵然是识字不多的初小学生，朗读之下，也能大体通晓，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试问，放眼全球，哪一个民族能诞生这样的令人啧啧称奇的现象？
歌谣的名字为《击壤歌》，据沈德潜说：“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蛾》《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也就是说，这首歌谣当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一首诗歌。其词如下：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真是一幅农耕文化背景之下诞生的美好图景：太阳出来，我就劳动；太阳落山，我就休息；需要饮水，挖井便可；需要吃饭，耕田就是；“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首歌谣所有的疑问，都包含在最后一句之中。这一句的语意不明，整首歌所表达的主旨便显模糊。据《帝王世纪》交代，它是这样来的：“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虽未明言，但显然已暗含其旨，它就是一首歌颂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的歌，而由一位历尽沧桑、饱经世事的耄耋老人唱出来，更具象征意味。于是，有论者认为，歌中所述，就是借“帝力”即帝王的统治而得到的，最后一宕，使整个曲调显得流畅飘逸，有了悠悠不尽之感。亦有论者认为，这里的“帝”指天帝，即自然的力量，歌者感叹的是“老天对我有什么用呢”这个意思。
倘若仔细辨别，以上两种理解都存在问题。第二种显然不对。日出日落，这是自然现象；井水田地，这是自然存在。如果理解为天帝于我无用，那么，这些现象与存在便与我没有任何关系，这显然不合事实；何况，作为最初的农业社会，受环境、气候变化可谓极深，井水有可饮不可饮者，田地有可耕不可耕者，遇到野兽糟蹋怎么办？遇到火烧水淹怎么办？你还能鼓腹而歌吗？再则，以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论，迷信可以说是深种于心，举凡影响到生命与生存的，举凡难以解释难以克服的，无不在敬畏之列。又如何能轻易地予以亵渎唱响这种“大逆不道”之言呢？紧随其后的《伊耆氏蜡辞》（岁十二月用于祝祷的辞）就是明证：“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不就是在向伟大的自然之力祈祷么？
第二种也不尽合理，这种结论，颇让人怀疑经过了后世儒家的粉饰。在于儒家，理想的社会永远是过去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高的政治追求，便是复古——回到或者重建那个理想的尧舜禹汤的时代，而这一个朝代经过他们的想象和重构，首要的，便是君王的贤明圣哲。倘若一个理想的时代，居然与帝王缺乏必然的联系，那定然是极大的谬误，是观念的反动。所以，即便歌中唱出的是帝力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也要认为这属于艺术技巧问题，而不是事实如此。
什么是“击壤”？据考证，这是一种古代游戏。“壤”以木制成，前宽后窄，长有尺余，其状如鞋。娱乐伊始，将一壤置于几十步处，以另一壤击之，中者即胜。所以，此歌谣之命名依循的仍是最初习惯，并未从中提炼出旨意予以概括。大抵此老悠闲自在，而心如稚童，一边游戏，一边唱歌。而最为令人惊讶的是，在渺远的往古，此歌竟然流畅如斯，圆润如斯，倒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依据其流转自如、一气呵成的歌调，它就是最原始、最淳朴、最安乐的生活的写照：我以日出日落为时间标志“作”与“息”——太阳升起得早，我就早起，相反，我则晚起，太阳落山得早，我就早息，相反，我就晚息，没有人催促我，逼迫我；我凿我的井，是因为生命需要饮水，我耕我的田，是因为生命需要吃饭。所有这些，都是最本真的需要，仔细品味这样的诗歌，宛然会让你触及最基本的一些话题：作为一个生命，需求的真不多；你满意于自己的生活，便也满意于这个世界；当你足够简单时，你就真的简单了，简单到生存的目的只是完成自己的生命，除此而外，别无所求。那么，“帝力与我何有哉？”统治者的力量根本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归根结底，我的生活与那种力量产生不了联系。
这是什么？这既是一种倾吐，也是一种宣告；既是一种表白，也是一种“自足”。联系它所产生的时代，其实并不难理解。在那样的社会，统治者的力量是极为有限的，统治的范围也是极为狭窄的，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关心你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而过的就是一种再也自然不过的生活。哪怕到了后来长期的封建社会，下层社会中的诸多家庭、诸多百姓还是这样的，只不过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被迫担负了许多比如赋税一类的责任而已。
当然，这首歌并不在于强调君王政令的鞭长莫及，而就在于吐露一种事实。而它之所以得以流传，却恰恰是因为这个事实到后来变成了理想：它描述的生活是独立于世的，它超越了族群、国家、社会这些概念。最容易实现的，却成了最难实现的。而最为真实，也最为现实的，却是像沈德潜认为的中华民族流传至今的第二首歌谣里面描写的那样：“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首来自《列子》的歌名为《康衢谣》，说是帝王治理天下五十年，不知道天下到底是太平还是不太平，也不知道百姓是否拥戴自己，于是微服私访，在康衢（宽广的大道）听到儿童们在唱这首歌。它已将自己的幸福康乐与否归于帝王了，哪怕“不识不知”的人，也接受、顺应各种自上而下的规定、制度了。这就好像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花果山里纵横玩耍，被戴上紧箍咒后就得遵守种种戒律，为了那个西方取经的崇高目的。
令人注意的现象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道家思想是像老子、庄子那样的哲人借助超越世俗之人的超妙见识和领悟提出来的，但倘若深究此前的历史，却发现根本不是这样。那种思想，其实早已经在这片大地上随着清风、随着朗月产生了。只不过它们普遍是零碎的，散乱的，朴素的。而经过这样的哲人的整理、挖掘，最重要的是提升、论证，它才成为了一个系统，具备高深的、玄妙的思想灵光的系统。所以，像冯友兰这样的研究者就认为，《老子》这部书，应该是当时格言的汇总。既然是格言，既然是汇总，那么，它就是广泛地流播于大众之中并且左右了他们的思考、认识、观念和行为的。而最明显的证据，则在儒家经典《论语》之中，那里面出现的“楚狂”“接舆”“长沮”“桀溺”之类，都是当时的隐者。而就这样，也仅仅是孔子在偶然的机会碰到的，那么，没有碰到的呢？想来应该更多。而我们绝对不难说，他们是受到后来被命名为道家的思想影响之后才走上这条隐居避世之路的。
《击壤歌》最终表现的，就是这样很好，我很满足，别无所求，我与社会甚至时代没关系这样的心理。它虽然没有升华到归隐的根本原因上去，但却描绘了一幅归隐之人的心灵田园，也是终极田园：一则自给自足，二则不预人世，三则乐得逍遥。倘若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生出些许钦慕和怅然：原来我们最早的诗歌是这样的，它探讨的主题居然如此智慧，直接涉及到如何使生命得以完成这一命题；而它提供的答案，却是无论如何难以实现的。
后来有人再次踏上这条路了吗？有的，而且似乎还不少。比如严光严子陵，比如陶潜陶渊明，还有所谓《隐逸传》中记载的许多许多。但人一旦走出童年，那就回不去了。举凡隐者也是这样。我们从中至少看到这么几个不同：许多人是历尽人海风波之后才走向归隐的，许多人是看尽世间丑恶才走向归隐的，许多人是最终认识到自己内在的需求才走向归隐的，许多人是经过痛苦的斟酌、选择才走向归隐的。而我们知道，经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塑造，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得不与自己自幼受到的教育、塑铸的心性做斗争，不得不与世俗的评判标准相对抗，故而显得格外艰难。与《击壤歌》相比，只因为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文化变了，伦理变了。那样的回归，就像一个拥有着成年年龄、阅历、认知、判断的人将他的心理回溯到童年并且牢牢保持一样。
想来，最佳的答案还是在这里：当你身体回不去的时候，你的心灵可以回去，回到那片微风拂过的南亩，回到那道潺潺流动的溪流，回到那声清音在林的鸟啼。那时空山无人，一天有月；那时你会看到你明碧如竹的身影；那时一个壤就摆放在前方，等待着你微笑着将另一个壤投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