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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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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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的重负之下挣扎出一颗自由与健全的心灵,去尝人生的果实。”
傅雷先生曾在一部译作的序里如是说,而他那颗自由健全的心灵,在高压的政治背景里彻底崩溃了,这样由时代强生的人生果实,本不该让一个善良的文人去尝。
1958年他戴上右派的帽子,因其子傅敏年少,不忍离世而去;
1966年八月底遭红卫兵多次抄家、批斗凌辱;
1966年9月3日晨,他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喝下足够量的毒药,妻子朱氏在窗边挂了一条白绫,轻轻地那踩着沉重鞋印的凳子倒下去,夫妻双双离世。
“为了不使你孤单,你走的时候,我也一定要跟去。”妻子朱氏曾经对他说过。
她做到了,他们不孤单,也继续着他们的自由,尽管难免在我心里增添几分嘘叹。
他“就像一个寂寞的先知、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傲、遗世独立,绝不与庸俗妥协,绝不向权势低头。”傅聪曾这样说他的父亲。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个时代典型的文人,可悲的是,他们最后的武器不是笔墨,而是死亡,死亡是对不公的世界最后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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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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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似乎都有自身的困惑,甚至转化为悲剧凌驾于每一个体之上。这种悲剧最强烈的表现形式为剥夺,或是强权对个体生命的剥夺或个体生命不甘于现状而弃绝自身。
面对每一种剥夺,生命以不同的形态表现自身,或者说以不同的方式去完成自己。比如魏晋时期,面对紧迫的政治环境,竹林七贤嵇康赴死难,山涛向秀妥协进入庙堂,阮籍醉酒猖狂,每一种状态都是对那个时代恰如其分的回应。
我们有一种责任,将历史事件转化为历史事实,从而以史为鉴,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完成更好的自己。其实,相较于历史,我们当下同样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剥夺: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对人的心志进行剥夺,不断物化我们的生命状态。
对我们心志的剥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话语和地域习俗被宣布为绝对正确,我们渐渐丧失批判思维;二是经济为中心的意识,我们渐渐沦为单向度的物化的人;三是日常语言趋于暴力与平庸,那些关涉人之为人的词语渐渐不被说出来。
我想,每个时代人们最主要的作为应是在他生活的境遇里如何自处,如何与他者处,最重要的追问是一个简单却深邃的问题: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去何处。
突然想起顾城有一首诗,并以此来作结此文:“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