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历史人物相对要简单很多,上万个历史学家的“克里奥帕特拉是丑女”的摇旗呐喊,也阻挡不了伊丽莎白·泰勒来出演《埃及艳后》,那时代的名人在被拍成传记片的时候,通常需要接受两种处理中的一种,要么被神话,要么被妖魔化,都是选取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或多个侧面,对其进行甜言蜜语的颂扬,或者惨绝人寰的毒舌,导演们即使要表现多个层次的性格,也已经要完把单个层次夸张到非常人能及之后,再把它们组织到一起。
虽然用我们今天的艺术观念来判断,这样的艺术根本无法细腻表现最真实的人物心理,近几年的票房也确实证明了,史诗传记片面临高高在上,不够亲民的窘境,但若人人都扛着超八拍漫漫征程,在某位伟人东征西战的队伍里塞满劳军的妓女,德里克·贾曼或者丁度·巴拉斯恐怕就要转行拍大制作或主旋律了。
皇帝们的一生,都是后人通过权利和疯狂的眼晴去看的,只有通过这双眼睛,才能将历史的遥远和崇高感加载到角色身上,一旦缺少了这种遥远和崇高,亚历山大大帝可能就跟我们某位突然发迹的小学同学差不多。
哪怕是在拍到现当代政界军界要人,这条性格侧面放大的手段依然适用,《巴顿将军》集中精力表现巴顿治军的高人一等,虽然也会夸大他的强项骂人,但那不是真的揭短,那只是为了让他显得更可爱。
电影同样会屏蔽掉任何可能会给主人公真正抹黑的东西,它可以只需表现巴顿的第二装甲师在阿登战役中,关键时刻帮助弹尽粮绝的美军突围,却不会把《兄弟连》中的一位士兵说过的,“我们根本不需要巴顿”这样的对白写入其中。
对待历史人物相似度的问题,传记电影所持的态度跟中国古代的半白话文小说一样,凡有帝王相的,两只耳朵的长度,一定会被拽到肩膀上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