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鮟鱇鱼一样的怪异

残雪，鮟鱇鱼一样的怪异
孙德喜/文

湖南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是怪人多的地方，如果说得不客气，湖南人乖僻，说得好一点，是认真追求什么。而且一旦开始便停不了了。

──残雪

残雪认为湖南人的特性是“乖僻”。不过，她将“乖僻”解释为“认真追求什么”，可能使该词意义狭隘化了。在我看来，“乖僻”更重要的意义应该是个性比较强，甚至显得非常怪异。作为湖南人的残雪个性就很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社会现实却是难容个性的，这就决定着残雪的“乖僻”与现实难以和谐相处，不过，残雪以她的“乖僻”坚守她做人做事的方式，进而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树立起颇有些另类的形象。

残雪原名邓则梅，常用名为邓小华，“残雪”是她自取的笔名。这个笔名给人感觉就是怪怪的，“残雪”虽则是春天到来时的景象，但是毕竟是溶化后所剩的稀少的一点冰雪，失去了严冬季节那种银装素裹的素净之美，甚至还有点雪水和着烂泥的泥泞丑陋，不过它所透露出的是尽管季节已变，但是仍然坚守的那份执着，其中或许暗含着“认真追求着什么”的坚执秉性。细细品味残雪的笔名，我们可以感受到她这位湖南妹子的一股火辣辣的味道。

作为辣妹子的残雪，当然代表着湖南人的特性，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她母亲的基因遗传所致。残雪的母亲叫李茵，由于她的父亲不看重她，她居然将死去妹妹的名字建明拿来自己用，并且自嘲为“贱民”。李茵在15岁的时候被父亲许配给一个40多岁的军官。李茵坚决不同意，性子刚烈她到灶房里吞火柴头自杀。由于父亲发现及时，她没有死成。后来她又在一天夜里跑到河边，“一头扎进寒冷刺骨的河里”（卓今：《残雪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这次又被停留在附近的渔船上的人救了起来。但是，李茵并没有屈服于现实，她果断而坚决地冲出家门，女扮男装，辗转长沙、上海、北京以及东北，去寻求自己的爱情。她那种只身闯天下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折服。从李茵身上，人们不难看到湖南妹子的泼辣与坚执。残雪固然没有像她母亲那样只身到外面闯荡，但是继承了母亲的刚毅与坚韧不拔的性格。她为了买一支“永久”牌钢笔，没有向父母亲要钱，而是到街上帮助别人推板车，而这推板车，一般孩子一次只能挣1─4分钱。而残雪由于“极为瘦弱”（残雪：《趋光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就被压低报酬，她一次只能挣1分或2分钱。经过一个暑假的劳作，她终于挣得1元2毛钱，如愿地买到她梦寐以求的“永久”牌钢笔。少年时的残雪十分瘦弱，但是她总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当看到别人能够挑起重担时，她非常羡慕。如果是别人的孩子，那也仅仅是羡慕而已，羡慕之后也就不了了之。而残雪就不一样了，她立下狠心练习挑担子。当时的她“太瘦弱，（皮包骨头）”(残雪：《趋光运动》，第32页),家里人得知她练挑担，当然不许，但是她非常固执，一有机会就练，后来她居然挑起50斤重的煤，而她当时的体重才50多斤。经过几年的苦练，残雪到了13岁时“挑得起70斤了”，而此时她的体重“才60斤”(残雪：《趋光运动》，第33页)。残雪练长跑的情况也基本如此，生性就有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执着精神。

残雪不仅具有这种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而且还“喜欢走极端”（第11页）.她与常人不一样，“对极丑和极美的事物感兴趣，不走中间路线。”（第11页）如果说作为女性的她喜欢“极美”的事物，那还尚可理解，而她还偏偏喜欢“极丑”的东西，就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了。她在少年时所喜欢的“美人鱼”，不是安徒生童话中的那条，而是一种深海里的怪鱼，这个名叫“鮟鱇鱼”的动物在人们心目中“长相‘邪恶’，是个恶魔。”（第11页）可是，残雪对这种怪异的鱼却很“着迷”（第11页），她还认为：“人们怯懦才有这样乏味的想法。”（第11页）她的这种喜好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不偏不倚的“中庸”相背。当她视常人“怯懦”和“乏味”的时候，她在常人的心目中也会被视为和她喜欢的鮟鱇鱼一样怪异甚至“邪恶”。这就决定着残雪难以与环境协调，或者说难以与周围人相处，因而，残雪给人的感觉似乎天生就怯生，不善于与别人打交道。

“残雪天生就不喜欢集体活动，不合群……怕跟陌生人打交道。”（第11页）卓今对于残雪的这个描述是以残雪的自述为依据的。残雪就曾这样说过自己：“我极难适应外界的活动，到任何‘单位’都觉得别扭，却是30岁时自立门户，干起了个体裁缝；我极为厌恶官话套话，打死我也说不来，……”(残雪：《趋光运动》，第5页)她在少年上小学时，就因为与班上的同学不那么合群，于是多次得到老师这样的评语：“要关心集体，多参加集体活动。”(残雪：《趋光运动》，第8页)这就是说，在老师的眼中，残雪与所谓的集体是很隔阂的，或者说是游离于集体之外的。在文化传统中，集体意识是很重要的，无论是桃园三结义的江湖，还是“一个篱笆三个帮”的抱成团的警世，都强调人在集体才能得以生存。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残雪游离于集体之外，显然与她所处的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从道理来说，锅里有碗里才有，但是当锅里有的时候，碗里未必都有，即使每个碗里都有，但是每个碗里多寡不一，那些掌勺的拥有绝对的权力。所以，残雪既然没有全身心投入到集体怀抱，就必然受到老师的批评。

但是，残雪始终无法融入集体，当然不是说她有意识的要坚持自己的个性，而是她的肢体动作不协调、家庭的变故（父母亲被打成右派）与外婆的去世等因素导致了她心理自卑与紧张。她一直无法克服这个缺陷。因而她就一直游离于集体之外。当残雪上到小学五年级时因肺病儿休学。而这一休学，她就再也没有回到学校里来，这对于残雪来说，既不幸又幸运。说不幸，她从此没有再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因而她后来的学历只能填“高小文化”，而这在许多人心目中，大概比文盲稍许好些，稍微认识几个字，因而在重视学历的人们眼里，“高小文化”即使不受歧视，至少也会为其惋惜；说其幸运，残雪从此不再受到“要关心集体，多参加集体活动”的紧箍咒一般困扰，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读书学习。或许人们从残雪的人生看到，她之所以能够成为颇有鲜明个性的作家，就在于她没有继续在学校读书。如果她在学校里继续上学，一方面她得按照学校规定跟着教科书转，根据各种考试要求去死记硬背那些“敲门砖”，进而让那些僵化教条的标准答案填满脑袋，从而窒息了她的灵感和智慧；另一方面，她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学校里就要学会处理与同学的关系，学会听从老师的指示，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从而使自己的行为中规中矩，结果必然磨掉自己的个性，使自己变得庸庸碌碌。她离开了学校就不用再为考试而读书，不会受到平庸老师的误导，也不会被集体所熔化。有人曾经称集体是一座大熔炉，这话没有错，其实集体这座熔炉不是在提炼人的精神，而是熔化人的个性和特色，常常将一个潜在的天才熔炼成平庸之辈。残雪所幸因病离开了学校，在家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读书，这种读书固然不够系统，但是浓厚兴趣下的读书是最有效的，同时，她的个性与头脑里那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与想法才得以保留下来，没有被我们的教育所窒息和扼杀。

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在残雪成长的年代里的教育，不仅以其僵化和教条戕害着学生，而且还对学生进行虚伪教育，残雪就因为不适应这样的教育而感到痛苦。年过半百的残雪回忆起自己读小学时的经历，清楚地记得当年班主任老师规定：“这个星期里头每个人至少要做一件‘好事’。”(残雪：《趋光运动》，第7页)本来，做好事是一个人的思想意识达到一定的境界出于自觉而为他人或者公众做点有利的事或者帮助那些陷入困难而需要帮助的人。然而，在我们这个特别强调道德品质的社会里，习惯于以搞运动的方式来号召大家做所谓的“好事”，在学校里则以下达指标的方式对青少年提出具体的做“好事”的要求，意在让大家都做道德圣人。如果学生没有达到要求孩子没有完成规定的指标，那就要受到批评、教育和“帮助”。残雪当然不愿受到批评，成为被“帮助”的对象，但是她先是觉得同学们做“好事”自己插不上手，后来她又想单独做“好事”，可是感到非常别扭。如果做“好事”，没有人看到，就无法让人见证，也就无法证明，这样做就等于没做；如果纯粹做给别人看，她又感到非常“害羞”（残雪：《趋光运动》，第7页），她不愿“特意做表现，做给他们看”（残雪：《趋光运动》，第7页）。这就是说，残雪不喜欢作秀，不乐于搞形式主义，她只是按照自己的本色去做人做事。她的那种“难为情”（残雪：《趋光运动》，第7页）实际上是她的本色做人与形式主义，与虚伪教育之间的冲突。当然，这不是说残雪有多高的觉悟，意识到教育出了问题，而是说作为一个纯朴的少年与这种社会文化环境的格格不入，她的这种别扭或者尴尬虽然不能说是反抗或叛逆，但是所显示出的教育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残雪后来为做了所谓的“好事”而沾沾自喜，但是她的那种内心的纠结还是令人揪心的。后来，残雪因病休学再也没有回到教室读书，对她来说当然是件幸事，因为她不用再为这种虚伪教育而扭曲自己，也不用再为期待着老师的表扬而焦虑不安。

残雪离开了学校，但是她还得生活，生活就必须与人打交道，而这是她最感到头疼的。这不只是她的脾气古怪，还在于她性格的严重内向。她在童年时代感到最大的恐惧和尴尬就是“同陌生人接触”，而且在她看来，“人际关系本来就不可思议”（残雪：《趋光运动》，第83页）。在学校里，她被批评 “有‘旧社会的残余落后思想’”（残雪：《趋光运动》，第68页）。老师的批评完全不着边际，乱扣帽子，实际上是批评她“不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残雪：《趋光运动》，第68页）。问题不是残雪不想与同学搞好关系，而是她的努力“完全没有效果”（残雪：《趋光运动》，第68页）。残雪之所以不能与同学搞好关系，既与她本人的性格“乖僻”有关，又由于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十分复杂。学校里的学生虽然相对来说比起社会上的成人稚嫩得多，但是受到传统文化、家长与社会的影响，仍然显得复杂一些。在学校里，残雪就不那么合群，走向社会也就更不合群了。她所在的工厂是一家街道办的机械厂。“工余时间，残雪很少跟伙伴们玩，也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工人宿舍都是上下铺，残雪爱安静，住上铺。平常一顶蚊帐一拉，闷在里头看书。……年轻的女孩子读着这么些枯燥深沉的书，工友们认为她有怪癖，简直不可理喻。”（第33页）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不善于言辞，总是觉得自己“只要一开口就不合时宜，只要一动作就如大象闯进了瓷器店。”（残雪：《趋光运动》，第84页）她进工厂上班，那些工人师傅说她“在青年里面看上去最‘幼稚’”（残雪：《趋光运动》，第84页），根本不像成年人那样成熟。由于她实在忍受不了工厂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工作了8年后，她便“黯然离开这个工厂”（第34页）。在1970年前后的中国，能进工厂当工人是梦寐以求的，且不说像莫言这样出身农村的青年，就是下放农村或者在城市待业的青年都渴望进工厂工作。当了工人，不仅意味着成为城里人，而且经济收入有了保障，等于有了铁饭碗，又因为工人被称为是领导阶级，于是工人便有了光荣感和自豪感。可是，残雪却离开了工厂，这不是说她不珍惜，而是确有几分无奈。离开了工厂，就意味着失去了经济来源，就得设法谋生。所幸的是，当她离开工厂时，已经是1980年代初了，此时已经是改革开放年代了，一个人不必依靠单位生存，可以经营个体业。而个体业虽然在法制不够健全，体制比较滞后的情况下，可能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艰辛和汗水，但是毕竟不受他人严厉管束，而且不必要为处理好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大伤脑筋。

残雪在丈夫的大力帮助下，没有拜师傅当学徒，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快学会了缝纫手艺。她在干起了个体裁缝的同时，没有放弃文学，坚持在为客户剪裁缝制衣服的同时搞起小说创作。她可以将头脑里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写进小说，那么她写出来的东西也就十分怪异，令许多人惊诧而且难以接受。所幸的是，经过几年的改革开放，文学界的思想获得了一定的解放，对于她这样的文学异类，人们虽然未必理解和接受，但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予以贬斥。所以，残雪的那些小说还是能够发表出来，并且在一定范围得到了肯定、评论和研究。

由于残雪的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她被吸收进入了作协组织，被纳入到体制之内。中国大陆作家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往往被邀请加入作协。对于作家来说，进入作协确实可以解决某些后顾之忧，可以在创作与发表等方面得到某些便利，一方面，作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可以被评一定的级别或者职称，在拿稿费与版税的同时还可以领取工资，经济上不仅有了保障，而且还可能过上小康的生活；另一方面，作家在创作交流、炒作成名和创办文学期刊等方面都很便利。因此，不少人在发表和出版了一定的作品之后，都要申请加入各级作协。当然，对于作家来说，参加了作协组织，既然可以得到许多好处，获得不菲的利益，当然要为作协增光添彩，而这当然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不少作家可能改变自己的创作路向，以投合作协的口味，而且在内心深处设置了自我审查机制，将那些不合时宜的写作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残雪进入湖南省作协，完全是她的好朋友何立伟促成的。在残雪在文坛上刚刚露面之际，她就和何立伟、王平、徐晓鹤结为该省的“文坛四人帮”。而何立伟不仅是残雪的文学知音，而且还是个热心人。到了1994年，他觉得残雪在文坛上的“名气已经大得不得了了，湖南作协不能眼看着这么个大作家还在‘搞个体’。”（第86页）。或许在何立伟看来，一个作家有了很大的名气，就应该加入作协组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他便鞍前马后地帮残雪办理入会手续。他当时带着残雪“到处跑领导、办手续、盖公章”（第86页）。但是，残雪虽然加入了湖南省作协，但是并不适应这种组织生活，她同作协的关系不够“友好”（残雪：《趋光运动》，第131页），而且紧张到了作协某些领导“不想要”（残雪：《趋光运动》，第131页）她的地步，主要原因不在于残雪与领导有什么利害冲突，也不会发生残雪顶撞领导的事，更不时残雪不小心给领导捅下了什么大娄子。而是残雪“不参加协会的任何活动，难管理”（残雪：《趋光运动》，第131页）。或许正是这样的个性，才有领导斥责36岁的残雪“真不懂事”（残雪：《趋光运动》，第86页）。

残雪的个性不能完全肯定，确实有其一定的局限，在现代社会，个人不能总是困在自我的天地，应该多交朋友，广泛交往，为自己建立一个和谐而温馨的生活环境，为自己的生活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阻力，增加润滑剂，可以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幸福。但是，从社会来讲，只要个人的言行没有伤害到他人，没有侵犯和损害他人的利益，大家应该包容和尊重。无论这个人多么奇特，多么怪异，多么令人难以理解，觉得不可思议甚至不可理喻，多么令人看不惯，甚至令人厌恶，只要没有伤害和损害别人，我们就应当予以承认其选择和存在的权利。我们应该改变惟我独尊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尊重人的个性和个人的多样化选择，只有这样，世界才可能五彩缤纷，丰富多彩。就残雪的个性来说，虽然不能说完美无缺，但是无损于他人，她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自认为比较合适的方式生活，她完全可以待在家里沉浸在个人的想象当中，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感悟与思考，以她自以为合适的方式写作小说或者散文，至于别人能否读懂，是否喜欢，那都是别人的事，如果读不懂或者不喜欢，完全可以不理会她的那些作品，但没有权利不许她的作品的发表与出版。我们不必夸大残雪“乖僻”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其意义与价值，她的“乖僻”至少可以让我们的世界的色彩更加丰富一些，或许她的独特的人生姿态与写作方式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