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我再见到她却是在我的故乡，那个建于芦苇上的城市。在现代社会，故乡这个词语已淡成一瓶被稀释了的酒，虽然气味还有，但却难以发出醇香了。所以每年一次的回乡提供给我的只有怀旧，在农村的家乡的变化本已让我成为一个游离其外的无根之人，而行走于翻天覆地后的城市更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刚刚从异乡旅馆寒灯下归来的游魂，而就在那里，我遇到了更不属于北国这片土地的她。
在见到我之前，她的脚踵上已沾满了近一个月漂泊塞外的风尘，与阳光亲密接触的痕迹也写就在脸上，所以，当她用南方女子惯有的柔软姿态踩上月台坚硬的石板时，在炽热的日光下，我竟然升上些许说不清的惶惑与诧异。
我知道她的名字远早于见到她的真人，那时，我在宁波那所留给我诸多幸福的学校工作，并担任语文教研组长，而她则与丈夫、孩子一起暂时驻足于他们漂泊的第二站——绍兴一所衰败不堪的私立学校。在那儿，他们一起守望着来年的秋声，然后在它的蛩鸣中转入我所在的学校。
他们之所以将绍兴这所最终以董事长的出逃而宣告倒闭的学校作为中转站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被蒙上了一层面纱，因为他们立足的第一站——江苏张家港的那所学校据说与我们学校很友好，按照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不可互相挖墙脚，故而他们虽离开彼地，却难以一步迈入宁波。几个人的去留本对一所学校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但这样做对于一个家庭、一个个人的影响无疑却是巨大的。
在我从网上认识他们后我曾去过一次张家港的那所学校，在我见过她几次面甚至今天天各一方时我仍不自觉地将外表瘦弱、温和婉约的她置于那个貌似文明到极点的校园，然后越过她单薄的身影去察视其背景，最终探究他们离开的原因——从而从那些点滴中更好地了解我并不深知的她。
那个闻名全国的学校留给当时比较偏激的我的印象是极为恶劣的，我始终认为，教育的腐败有两种，一种是执政者对财富的公开或阴暗的占有，一种是学校领导以牺牲施教者与受教者的人格为代价换取自己的声名与威望，尤其后者，因被各种幌子、口号所掩饰，故而更隐蔽，更难以为人觉察，深入其中的人渐渐会被无形的力量拉入泥淖，习焉不察，有的甚至变为自觉或不自觉的维护者。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离去就有了隐约的反抗意义。
这个具有古典仕女般气质而且会思考的女性对个人欲望膨胀带来的恶果的品尝一定是从具体的教学生活中体会到的，那中间的痛苦与屈辱一定远甚于我仅从观察表象得到的厌恶。
那所学校修建得非常气派，那应该是普通教师向往的福祉，但它需要的首先却是教师低下高贵的头颅。一进学校，是一片巨大的花木堆积的方阵，那是我生平在其他学校没见过的，唯其大，你行走得绕一个更大的圈子，因为中间竟然没有小径可通，更莫说有椅凳之类设置供人坐下欣赏了，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设立一片不让人亲近的绿，而“结庐在人境”中如此性质的绿透射出的只有冷漠。更可怪异的是马路、楼房、溪流的命名。校园的路，即使再宽大也不能与街道相比，却以莎士比亚、泰戈尔名之；楼房再高，也抵不上上海随便哪座商贸大厦，却以托尔斯泰、雨果之类的名之；不过几米宽的小河，在南方随处可见，却以母亲名之。所有这些，至少能说明这么几点：这样的命名来源于迷信与崇拜，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已超越了命名的单纯含义而体现为一种虚妄、荒诞的自大；名人效应在这儿已失去了它应该起到的对学者激励、吸引其奋斗并作为其追求的本真意义，而变成了一种说到底不可能的实现，这与其说是敬仰与向往，毋宁说是糟践与侮辱。这那所学校与其他学校一样特别重视卫生，环境是相似的，不同的是那儿以纸张宣告的形式将负责人的名字直陈出来，用警告的语气提醒其人，这是你的责任，人为其人的尊严在这种警示面前丧失殆尽。相反，领导者则可以不征求与会者的同意，将其作为隐私的电话号码打印成册分发与每一个人；而迷乱于斯境的一位老师——据说是当代某一位知名作家的唯一弟子，竟将学问用在了看似浑然无迹的恭维谄媚上，在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居然打出了类似于文革时期“万岁”的横幅。
我在那儿只呆了几天，但我透过如许现象可以想见她在那儿的生活，是的，她是柔弱的，灵秀的，温和的，但那颗心并不缺乏倔强、坚韧、果断，于是她随着丈夫离开，于是他们更渴望平和与安宁，于是，我理解了他们后面的诸多举措。
我与她的相识与交往就始于他们离开张家港后到绍兴的这一年。那时，因为别人的介绍，我登录一个全国闻名的网站，然后在其中文学作品的一块发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写得还可以，所以，马上得到了版主的好评，将它定为精华贴子，并且发信息询问我的具体身份。这么一来二往，我们就熟悉了。熟悉后，才知道个中内情。这位版主就是她的丈夫，文章也写得不错。后来想来，他之所以这么热情，我的文章只是一个方面，估计他在看到我的登记信息以后，知道我是他们正在准备前来的学校里的老师，就自然地联系上了。但那时却只限于与她丈夫的交往，并不知道她，更莫说关于她的性情了。直到有一天，偶尔与我们学校的领导谈起这件事情来，领导说，他的妻子与他一起漂泊，水平也是挺高的。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会事。然后又通过他丈夫知道，凡是我的文章，她是必看的，而且不止一遍地阅读。这让我很是感动。投桃报李，我也将她写的一些文章从网上找来看，看到后，竟然升上一种莫名的感动。
她的文章，写的都是关于教育的。与那些枯燥生涩的理论文章相比，她的文章很具空灵之气，没有卖弄，没有说教，充斥于字里行间的，是一种母性的温柔；文笔很细腻，很委婉，似乎把所有的深情都铭刻在字里行间，需要你仔细品味才能体会到的。不以学问和见识取胜，纯粹是一种从心灵里自然而然流泻出来的文字。给人的感觉，宛如雨夜里的一盏温馨的灯，宛如冬日里那被掩藏在炭下的火。那种文章，在我所看到的教育文章里显得很特别，所以，隐约地渴望倘有机会能见见她。
就在那一阶段，我们学校组织了一个读书的活动，这个活动的主旨在于让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并且鼓励老师和学生主动地捐献出个人的书籍来。意外地，也是当然地，学校收到了以他们夫妻两人的名义捐献的书。是什么书，我忘却了。只记得当时我们组长在旁边，看到后，评价了一句：这样做，用心也深啊。
我当时也隐隐地感觉到，这种引起他人注意和重视的作法不大合适，而且与从她文章里看出来的为人低调也不相符。但后来却是理解了：他们梦寐以求地想到这所学校来，对于一个不断像无根的浮萍漂泊的人，倘若看到一个理想的落脚点，想着早日争取到这个学校对他们的好感也是难免的。所以，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人看到的，却是一种人在江湖的无奈和悲酸。
大概过了半年工夫，我才第一次见到她。当时，按照程序，他们要到我们学校讲课的，讲课通过了，才有可能被招聘。因为我们的关系，我先请他们吃饭。在饭桌上，我们才有了近距离的交谈。
她年龄比我大几岁，穿着一身中国古典式的绣花衣服，很富于旧式闺秀的韵味，身材很纤瘦，也比较矮小，是那种受过高等教育但又比较传统的南方女子。外貌与她的文章非常契合。他们的孩子已很大了，就坐在她的身边，她看孩子的时候，眼光里满是关注和疼爱。在不看孩子的时候，就听我和她的丈夫交谈，很少说话，脸上微微带着一点愁苦和疲惫的神色。
她吃饭很慢，吃得也很少，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她就会停下来，专注地听着。偶尔会问上一两句，却很少下结论。往往问的话，都很精炼，但直指问题的本质。——她是一个聪慧而敏感的女性。
那天下午，她去讲了一节课。是我带着几个老师去听的。她讲得很细致，也有条理，很从容，语言颇能吸引人。只是总让人感觉到姿态和话语里有着说不出的一种疲倦。而那种疲倦，又绝对不是因为劳累。
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充满了酸楚。那是在那一学年结束时，他们带着并不多的所有家当搬到了我所在的那所学校。学校已将他们的工作安排好了，夫妻俩在辗转一年后，终于如愿以偿，可以说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事儿。但事情却又发生了变化。
按他们的说法，他们之所以到这所学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所学校有几个他们很愿意交往的人：“我们是来学习的，而你们都在这里。”但因为各种因素，他们想交往的这几个人，包括我，却都要离开了。所以，在得到这个消息时，他们的来就显得极为勉强了，而在得到学校的工作安排后，又让他们感到失望。所以，虽然接手了工作，但却不想干下去了。
那天中午，别人都休息了的时候，他们找到我的住宅。在那幢楼的下面，在那块草坪上，我们有了一次别样的告别。
我说准备要走了，回到北方去，他们说他们想见的人都走了；我说，你们既然注定是要漂泊的，那么，这里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他们说，你们走了，我们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我说，那你们想怎么办？他们说他们提前已与另外一个学校联系好了，打算到那里去。
我看他们的脸色，虽然有些难过，但还是坚定的。看来，他们虽然有遗憾，但并没有灰心。这一点让我很高兴。毕竟，我们都曾经走过相同的路，我知道个中的甘苦。不同之处在于我要回去了，而他们则还得继续这样的生活。
离开的时候，他们送给了我一盒茶叶，很名贵，也很清香，我保存了许久，都舍不得用。
那以后，我回到了北方，他们在南方。但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后来，她的丈夫带着孩子回到了家乡，而只留下她一个人继续在南方的漂泊。
我跟她交往很少，说的话也极为有限。一方面，由于她的性格，另一方面，也由于机缘。我们在后来网上聊天的时候，说的话也很少。但我总觉得，我能够透过那些话来读懂她的许多情感。
“尘世相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那些阴郁的东西，我们接触的很少，凡事总是往阳光的方向去想，去看。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女性，许多从事教育的女性，都由于各种原因放弃了她们的理想，更让人难过的是也放弃了她们本来的情感。而她则一直保留着，就隐藏在心底，给人的感觉，往往在那些有月亮的晚上，将它们亮出来，细细地盘点。那时的她，应该就是一个人阅读着自己的心事，宛如阅读着多年前一个人背着童年的她淌过小溪、走过山坡、沐着清风、嗅着花香的记忆。
她来到我的老家，看过了我，也看过了我们那儿仅存的芦苇。柔软的足迹印在了故乡的土地上，只稍作停留以后，便像没有影子的行云，走向了迷雾的远方。回去后，写了一篇文章给我，让我升上细细地感动。她说，她要在南方继续干下去，等到退休后，回到老家，那个南方的城市，然后开一个书店，绝不卖教辅书，而会卖——我写的书。
这个打算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的眼前常常出现一幅画面。在那样一个古老而幽静的小镇上，有一条逼仄的街巷，巷道曲曲弯弯，像九曲回肠。沿着苔藓满布的路面一步步走过去，就会看到一个书店像朵幽冷的花开在淅淅沥沥的雨中。那里，一个年迈的妇女穿着绣花的衣服，静静地坐在门口，看着枯萎了的鲜花随着雨珠飘落下来，满脸是幸福的笑容。在她的背后，我那不合时宜的书就放在她不合时宜的书店里。
现在我们联系很少了，但我还是会想起她。我接触过那么多从事教育的女老师，但很少有能让我仔细看上一眼的。但她不是。她应该是我所欣赏的那类女性，当她立于你的面前时，端庄娴雅，温柔娴淑，沉静如水，而将热情隐匿于无形，似乎吝啬似的，只在偶尔的机会里星星点点地流露出来。有理想，她就去追求，实现不了，她就静静地不急不躁地守望，而不忘将灵动的清泉注入自己的心田。不会大悲，也不会大喜，你说话，她聆听，用心聆听，你沉默，她陪你闲坐，用心闲坐，但绝不失自己的立场。不事张扬，也不会夸饰，就如她喜欢的文竹，在阴暗的角落开着洁白细碎的花。她将心扉紧闭，你可以说缘于脆弱，也可以说缘于能抵抗一地寂寞的坚强。所以，当我后来偶然看到徐静蕾排演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那个身材纤瘦的女子穿着碎花夹袄，倚着殷红的大门，嘴唇紧抿、双手微握、目光内敛、若有所待的剧照时，下意识地将它拉来与漂泊江湖的她重叠起来，在那一刻，思绪飞扬，不知何时，手不自觉地握住了一本宋人的词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