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第三部分
一 希望：实现与破灭
在我82年的生命岁月中，世界的变动幅度，如果没有更大的话，就和任何与我年龄等长的人类历史差不多。当我年轻时，世界在表面上有一个稳定的模式，不预期在本质上会有改变，只是进行渐进式的演变，就如同过去在英国出现的情形。所谓的强国都在欧洲（多数人都没想到美国，当时它仍处于从南北战争的复原中），除了法国，所有的强权都实行君主制，而法国只不过在我出生的前两年才废除了君主制。
当我初次具备政治意识时，狄斯累利（BenjaminDisraeli）正担任首相，全国沉溺在帝制的蜜月期中。这是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皇的时期，首相也表示要体面地保证和平。所谓的“和平”包括不与俄国进行战争；而所谓的“体面”则包括现在令我们最为难堪的塞浦路斯岛。而正是在这些年，他杜撰了“主战论者”【1】这个词，英国的力量在阿富汗战争、祖鲁战争【2】与第一次布尔战争中展露无遗。而我所受的教育是要反对以上的一切，同时我也被灌输英格兰本土主义的教条【3】。
《祖鲁战争 Zulu》电影壁纸
但事实上，英格兰本土主义相当地虚伪，哪怕是最轻微的本土主义者都会因为英国的英勇行为而感到欣喜不已。贵族与地主阶级所拥有的权力与特权丝毫未受损害。我舅舅娶了一位大企业家的掌上明珠，祖母还很骄傲于自己的开明，没有拒绝一桩她所谓的“交易婚姻”。英国外面的场景由东面的德国、奥地利与俄国等三个帝国所主导。没有人认为这些强权只是昙花一现，尽管德意志帝国在我出生前一年才建立，而俄罗斯帝国（西方自由主义者如此认为）迟早会实行议会宪政体制。
我生来就是乐观自由主义的忠诚信仰者。我非常期待与盼望议会民主，让个人自由能够传遍世界各地，希望当时臣服于欧洲强权（包括英国）的国家能赢得自由。我希望每个人迟早会认识到科布登【4】所倡议的自由贸易的睿智，而国家主义逐渐褪色至完整的人道主义。我的双亲信奉米尔【5】的思想，坚决反对女性受制，在这方面我全然赞成他们的想法。虽然在1914年的前几年，险恶的乌云自地平线浮现，但维持乐观的看法仍然是有可能的，而借由外交斡旋得以避免一场灾难的发生仍然是有希望的。
当时我所认为美好的事物，至今我仍认为是美好的。但是，尽管某一些已成过往，然而其余的看起来比起在过去的快乐年代似乎距离更为遥远得多。大体上，英国境内的发展大致符合我的想象：民主的发展因为妇女拥有投票权而终告完成；社会主义已被采纳至不致妨害个人自由的限度；就个人道德面而言，较维多利亚时代更为宽容；工薪阶级的生活水准也普遍获得提升；死亡率，尤其是出生死亡率大幅下降的同时，也未造成人口数量灾难性的增长。所有的一切都有大幅度的进步，使我相信在和平时期，英国境内的快乐程度较我年轻时期要高出许多。
但是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时，景象竟是如此的不同。一向令自由主义者心有余悸的旧有的沙皇暴政，如今已被一个更为高压的专制政体所继承。过去因压迫其隶属国家而被视为“政治上名副其实的反动象征”的奥匈帝国，如今被加诸于它的大部分领土上的一个全新而更为苛严的压制手段所代替。中国经历了长久的无政府状态后，正从炼狱中紧密结合成拥有无数可怕武器的军阀强权状态。美国曾是我双亲心目中的自由主义圣地，如今却陷入走回头路的危险之中——尽管我们仍希望这样的危险或可避免。而在这一切之上笼罩着骇人的核战恐怖。
这样的世界是如此不同于充满乐观主义的维多利亚时代，以致一个生长于旧时代的人完全难于去适应另一个新时代。当希望在现实方面似乎是遥远而艰难的时候，放弃希望的诱惑便出现了。处于因一时挫败而产生的厌倦中，可能让人以为不再值得去坚持一种一度看来是具有难以估计价值的信仰。
也许井然有序的监狱是人类应得的——至少恶魔会在泄气的时刻在你耳边轻语；但是某种根深蒂固的自尊拒绝了这类伺机害人的联想。对于事态的瞬息发展而要做出什么是好和什么是坏这种意想不到的仲裁，我是不愿意提出自己的判断的。我也不会因为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军队打赢战争而大加称颂。现在的危险已与过去不同了，要避免这种危险所需要的办法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没有理由改变个人对于怎样有一个美好生活或良好社会的判断。
为自己适应现实世界的真相做好准备一向被誉为是一种美德，不过这句话只有部分正确。对事实视若无睹或由于真相的丑恶不予承认都不是一件好事。然而假设所有占优势的事物必定正确、把器重事实想当然地认为需要屈从于邪恶也不是一件好事。比起有意识地屈从于邪恶更坏的是否定邪恶存在的自我欺骗。当我看到个人自由因为组织化而到处遭到贬斥时，我绝不会假装认同组织化是一件好事。也许短时间内是必要的，但不可因此而默然同意它是任何一个受人景仰的社会中的一部分。
不论就个人或是群体而言，我都希望所有过去我认为美好的一切事物迟早都会实现。我认为应该把免于遭受现代战争所威胁的浩劫放在第一位；第二则是在全世界消除赤贫；第三就是经由经济层面与安全层面的提升，培养宽容与友善的情感；第四是要尽可能给予个人主动行动的空间，但以不妨害群体为前提。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有可能做到的，只要人们愿意，一切就会实现。现今人类生活在有组织的仇恨与相互灭绝的一片混乱之中。不难想象，人类迟早会厌烦这种十分难以忍受的生活方式。一个以此作为私人生活的人势必被视为“精神异常”。如果我买了一把手枪并威胁邻居，倘若他居住在一个没有法律与警察制度的社区，必定也会去买一把手枪以求自保。到那时我们两人必定会发现生活将会比现在更难以忍受。但是对于现今那些号称“以人类所能提供的最佳智慧作为指导”的国家，我们的行为倒不见得会比他们来得更为荒谬。
当我涉及关于自己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或应做什么时，却发现自己进退维谷。一个拉锯于两种不同观点之间永无休止的争论在我内心持续进行。我称其中一方为“恶魔的支持者”，另一方为“认真的政治评论家”。
过去400年来，我的家族在英国政坛上是有地位的，我从小被教养要意识到一种责任感，它要求我应该针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种责任感嵌入我心之深，超乎理性所能保证，而恶魔支持者的声音至少有一部分就是理性之声。一位愤世嫉俗的人物说道：“你难道不晓得，凡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事物并非要由着你？人们的生死有赖赫鲁晓夫、杜勒斯等人的决定，而非来自像我们这般的寻常百姓。如果他们说‘死’，我们就得死；如果他们说‘活’，我们就得活。他们不看你的书，就算看了也认为这些内容非常愚蠢。不要忘了你不是生活在1688年，当时你的家族和其他少数人可能会有权通知国王他被罢黜。唯一的败笔就是你还能与时俱进，为着公众事务而有烦你的大脑。”
也许恶魔的支持者是对的——但也许他是错的。也许强权并未如外表般的强势；也许大众意见仍可以改变他们，至少会有些许的作用；也许出书可以有助于形成大众意见。
因此，不顾他的揶揄，我仍坚持不懈。毕竟他的苛刻是有限度的，“好了，不论如何”他说了，“写作乃是一项率真的职业，让你远离伤脑筋的事。”所以我继续写作，不过是否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我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