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学术史中不断生成的巴尔扎克研究
——以《人间喜剧》为例
罗国祥
罗国祥，1952年生，武汉大学教授，曾任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主任，法国研究中心主任、《法国研究》杂志主编。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法国问题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组评审委员。
内容提要 巴尔扎克研究成果丰硕，影响也十分广泛；尤其是在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苏联的重视，使巴尔扎克研究成为显学。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和纷纷扰扰的理论与后理论也未曾使巴尔扎克黯然失色。文学发生学、文化人类学、社会达尔文主义视角下的巴尔扎克研究层出不穷。正因为如此，我国批评界一度忽视的被现代派小说家抛弃的“巴尔扎克式”文学主题和美学技巧，仍值得我们关注、介绍和研究。而学术史方法正是为了客观地展示个中奥妙，弥补有关阙如。
关键词 学术史研究 巴尔扎克 长河小说 新人间喜剧
一、《人间喜剧》的外在生成形式
在巴尔扎克自己看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作为社会人，必然受社会法则的控制，因此，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人物必然会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长”成“种子”与“土壤”等综合作用下所应该长成的样子。由此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设计成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
按笛卡尔研究方法的四项基本原则来看，“风俗研究”是整部《人间喜剧》的“第一手资料”，分别为“私人生活场景”（《人生的开端》《夏倍上校》《高老头》等共二十八部）、“内地生活场景”（《幽谷百合》《欧也妮·葛朗台》《古物陈列室》等共十四部）、“巴黎生活场景”（《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交际花盛衰记》四部曲、《小有产者》等共十八部）、“政治生活场景”（《恐怖时代的一个故事》《一桩无头公案》等四部）、“军事生活场景”（一共设计了二十六部，最终只完成了《朱安党人》《先知》《总督》等三部）和“农村生活场景”（《农民》《乡村医生》《乡村教士》等三部）。作为法国社会生活全景式展示的“书记员”，巴尔扎克尽量全面地“记录”法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巴尔扎克要“反映一切社会实况”，“每一种职业，每一种社会地位，每一个法兰西的省份、童年、青年和老年，政治、法律和战争——没有疏漏任何一项”。巴尔扎克把当时法国社会生活材料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细分，生成了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全景图，而且他还以一个称职书记员的禀赋和责任心，使他的“这些作品以意想不到的发展而丰富起来，以大规模的积累而愈发加庞大的方式，都是一种奇异的，值得研究的现象”。然而即使是这样，巴尔扎克也未能如愿真正生成“全景图”：他在1844年设计的《人间喜剧》总目录中一共计划写作的一百四十四部小说，其中有五十部未能成书，但是他却在这个写作计划之外写出了《经纪人》《高邦萨第二》《贝姨》（《穷亲戚》之一）、《邦斯舅舅》（《穷亲戚》之二）以及《夫妇纠纷》，并且也确定了此五部小说在《人间喜剧》三大部分中的位置。也就是说，写作计划只是一个规划，在完成该规划的过程中，巴尔扎克不断根据实际获得“材料”的情况进行写作，最终将这些材料“生成”了九十七部作品。若不是巴尔扎克英年早逝，这部人间喜剧还会继续发展下去，生成一幅更加庞大的法国十九世纪社会全景图。
如此“记录”下来的原始材料既不是完整的，也较为松散杂乱。巴尔扎克对自己读过的那些“枯燥讨厌的史实罗列”十分不屑，因为它们“通通都忘记了将风俗史传承于世”。为了让自己收集的这些“材料”更加“紧凑”，令读者特别是令“诗人和贤哲”感兴趣，“融化成为生动形象的哲理”，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的第二部分设计为《哲学研究》，他决心要找到“产生这类社会效果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把握住众多人物、激情和事件的内在效果”。虽然经过巴尔扎克精心整理、记录并不断“增殖”的法国社会各种生活场景得到了较全面的生成和展示，但巴尔扎克在开始写作《哲学研究》时还是觉得“看不大清楚”“风俗史”中那些现象后面的“居于最高深的哲学核心”是什么，也就是说不清楚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虽然在写作计划中设计了《哲学研究》，但他却仍然感到不知怎样去写才好。他“研读了瓦尔特·司各特的许多作品”，认为司各特的作品兼具了只有史诗才具备的神奇与真实这两大要素。因为史诗中的“神奇”就本质而言是作者本人对“历史”材料的加工，既然加工就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取舍，这个取舍过程实际上就是“典型化”过程，也就是笛卡尔式“格物”思考过程，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史诗中的思考由“渗透式思维”（神话思维，其思维机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不再赘述）逐渐过渡至现代的理性思维。但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真实”和“神奇”是并存的。他将已知的原料（“风俗”）中展示出来的乱象，以“神奇”为手法进行典型化，达到哲学（格物致知）的高度。因此在法国的巴尔扎克批评和研究中，巴尔扎克一半被放在现实主义阵营，另一半则在浪漫主义行列中。在司各特的影响下，巴尔扎克“察觉到这个衔接不紧的缺陷时，同时也就发现了有助于编撰我的作品的体系，以及实施这套体系的可能性”，所以他“选取”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和“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进行“约取”，以期找到“产生这类社会效果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巴尔扎克在《哲学研究》中为《风俗研究》所记录下的这些社会现象找到了原因，他运用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的哲学方法，将这诸多“原因”分类并展示在《驴皮记》《红房子旅馆》《绝对之探索》《加尔文主义的殉教者》《两个理想》等作品中。以其首篇《驴皮记》为例，巴尔扎克以这个“近乎东方的奇幻故事”来表达社会生活规则和人与生俱来的欲望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法则面前，人总是在物质和生命之间纠结，个人和社会的宿命关系在于此，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悲剧也在于此（comédie——喜剧，这个词在这里实际上并非指戏剧艺术种类意义上的“喜剧”，而是泛指戏剧，或“人间大戏”）。
如果说巴尔扎克在“风俗研究”中尽量全面展示了社会现象素材，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各种生活“场景”中的人物进行了“典型化”，并在“哲学研究”中将这些“典型”作进一步精心分类，生成各类哲学意义上的“典型”，也就是社会种种风俗场景之成因，那么《人间喜剧》第三部分“分析研究”则是前两大部分的现象类型和精神类型的成因研究，即对“法则”（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这些“始作俑者”的分析。
这种关于成因之成因的分析本身便是学术史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向度。故此，从学术史的角度反观巴尔扎克及巴尔扎克研究，不仅有利于经典重估，而且对于我们重新回到历史唯物主义也将大有裨益。
在1834年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巴尔扎克写道：“在写过现象和成因后，就该写principes了。‘风俗’是表演，‘原因’是后台和舞台设施；‘分析’principes也就是分析l’auteur。”法文中的“principe”一词常用的意思是“原则”，但在这里，巴尔扎克却特别解释了一下，说“principes”就是“l’auteur”（“作者”）。顺便说一下，许多没有看到巴尔扎克这封信中特别解释的研究者或译者，大多把“principe”一词译成了“原则”。这当然也没错，因为“原则”即“行事依据的准则”或“法则”。那么，“人间”这部大戏的作者（始作俑者）究竟是谁？也就是说，巴尔扎克这个社会种种恶习善行的“书记员”为何将它们分成三大部分，构成了这部人间喜剧的外在形式？仅作为书记员的巴尔扎克“生成”了《人间喜剧》的外在形式（第一部分“风俗研究”即人间喜剧的主体部分），但按“书记员”的逻辑，这部巨著中“记录”下的种种恶行善举之内在动力显然不是巴尔扎克本人，而是巴尔扎克时代的社会法则（loi sociale）和自然法则（la loi naturelle）。所以他才特别解释说，这两个法则便是《人间喜剧》种种恶行善举生成的内在动力。
二、《人间喜剧》的内在生成动力
我们（包括法国和其他国家的部分研究者）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巴尔扎克如何“记录”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或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风俗”，如何对资本主义进行揭露批判，以及他笔下的人物如何具有典型性和个性化（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手法兼备）相结合的美学特色等等。但是，对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生成的内在动力这个关键问题却鲜有人涉及。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生成的（文学人类学和发生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内在动力、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以及人类工业文明和经济发展与个人关系的“暧昧态度”，以及巴尔扎克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与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异同）等方面的研究等均不多见。
巴尔扎克于1833年给洛尔·徐尔维勒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在修改《欧也妮·葛朗台》……这孩子逗得我睡不着觉……假使你知道思想怎样塑造、成型、着色，你就不这样轻率地批评人了！……你不知道钱在悭吝人的手心里是怎样一个长法。”“长法”，也就是生长的方式，巴尔扎克在这里用的是动词“pousser”，法文释义为：“植物学：根据生物学过程钻出泥土，延伸或长大。”这就是说，巴尔扎克认为，在他的文学叙事中，人物“生长”的“种子”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因为他是受“自然法则”控制的，但是他赖以长成的土壤却不是生物学意义的，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法则”。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不可能与其他动物的进化完全不一样，因为人原本就是动物，只不过是高级动物而已。因此，人类社会发展进化过程中，其实也就是动物性（感性）和理性（为更好生存而克制动物性的能力）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这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力图表现的就是这种人类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互文”，因为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属性和动物属性相互作用的过程。巴尔扎克的好友达文评论说：“他的思想如天马行空，产生了种种想法，这些想法，看起来各自独立无关，实际上都组合在一起。”《驴皮记》就是他看起来天马行空的“哲思”之作：人的动物性生命的有限和精神追求的无限之间相互生成却又相互制约。法国文学理论家皮埃尔·夏尔蒂埃说：“正如巴尔扎克在《驴皮记·序言》中所言：‘人类在一边进化，一边自杀’，人类的智力越来越强，但却给个体人和社会人都带来了混乱和损毁。”在巴尔扎克的时代，社会人进化到了希望得到无限的物质以满足同样无限的非物质追求的阶段；这两者间的“不兼容性”是显而易见的。巴尔扎克从自身经历看到，在那个金钱似乎万能的社会里，除了自然法则本身以外，对于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几乎没有任何措施去加以抑制。巴尔扎克在《驴皮记》初版“跋”中写道：“弗朗索瓦·拉伯雷这个博学而又循规蹈矩的人，善良的图尔人，更是希农人，说过：‘德廉美修道院的人对他们的皮十分担心，而对忧愁很节制。’”巴尔扎克正是借助了这句话中的“皮”（peau）和“chagrain”二词来生成《驴皮记》这个题目的。“chagrain”这个词作为名词是那时用来做书封面的轧花皮革，但它还有一个释义是“忧愁”。《驴皮记》借用这个词的“忧愁”之意，就在于借用《巨人传》中“德廉美”修道院的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却禁止伪善和贪婪者进入的院规，来警告巴尔扎克本人所处那个时代腐败的人性：贪得无厌，不知收敛。巴尔扎克在全面“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风俗”之后，并没有止步，他在思索，他在追问这种种“社会现实”是如何生成的，又该如何去面对它、消除它。这才应该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真正价值所在，也促使我们在过去的巴尔扎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人间喜剧》的真正精华。如上所述，在巴尔扎克看来，人的动物性和社会性既相似又有很大区别，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人类文明发展中追求财富、名誉等秉性使人类文明不断跨越前进，但同时又在不断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正如《驴皮记》中拉法艾尔手中神奇的驴皮。
电影《巨人传》壁纸
然而我们很少注意到巴尔扎克为何在《驴皮记》初版的“跋”中特别提及拉伯雷《巨人传》中德廉美修道院的院规（“随心所欲，各行其是”但“禁止伪善和贪婪者进入”）。实际上，正如巴尔扎克为小说主人公拉法艾尔设计的结局那样，拉伯雷式的“随心所欲，各行其是”是有条件的；过分的贪婪无异于自杀，人类越来越强的智力也带来越来越强的欲望，其结果便是最终超越自然规律（la loi naturelle），使“驴皮”（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变得越来越狭小。拉法艾尔望着已经细如柳叶的驴皮时的忧愁（chagrain），实际上就是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发展弊端的担忧。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像《人间喜剧》中那样对财富的追求，这是人类作为高等动物发展的必然。在某种程度上，适当的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法则）和自然法则（大自然的承受能力）是自洽的（auto-consistance）：人类发展如法律、道德乃至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自然规律和人类动物性之间的关系更加洽合。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第三部分“分析研究”的力作《婚姻生理学》和《夫妻生活的烦恼》中，就把这种“洽合”性限定在道德和法律的范围内。他在《婚姻生理学·引言》中引用拿破仑在行政法院讨论民法典时的话“婚姻并非源出自然。认识自然意志的执行者，而社会则是嫁接在自然上的产物——制定法律是为了维护道德，而道德并非一成不变”后，接着写道：“（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本书的作者，也许不知不觉地在作者心中埋下了今天呈现给读者的这部作品的种子。”巴尔扎克年轻时学过法律，研究过有关通奸的条文，并逐渐对夫妻关系的本质形成了一大堆想法。“汇通他全部想法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思想，那就是对婚姻的嘲笑：一对夫妻在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后才第一次懂得相爱。”
那么，巴尔扎克心中埋下的种子是什么？他认为的夫妻关系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一对夫妻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才第一次懂得相爱？这几个问题是我们研究巴尔扎克《婚姻生理学》乃至整部《人间喜剧》的重点之一。和那块驴皮一样，夫妻间的“事情”如果被过多生理欲望和“眼泪、羞耻、仇恨、恐怖、秘密阴谋、血腥斗殴”，或者“以强奸做婚姻的开端”，或者以通奸导致婚姻破裂，再或者仅仅以财产为婚姻之基础等等，那么婚姻和家庭这一“人间喜剧”中最核心的剧情就会成为悲剧。
如果说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了给人看的话，那么巴尔扎克的《婚姻生理学》也有明显的悲剧因素，那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婚姻本来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更好保护群居人类社会的重要手段（制度），因此它是有其社会价值的，尽管它并不是“源出自然的”。在巴尔扎克的时代，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却被过多的生理欲望撕得粉粹。巴尔扎克还从文化人类学和统计学的角度指出，在当时法国的三千万人口中，女性大约一千五百万，而且“首先要从这一总数中扣除九百万”，因为根据当时巴黎大学一位人类学教授的著作《分析动物学》，这些女人基本上就是“两手动物目中的唯一一类动物”，巴尔扎克注意到，在那个时代这些女人的确没有被当作人来对待，因此被社会排除在“女人”这一人类“稀有变种”之外。那时被男人看作“女人的”只有大约一百万左右，而且还要排除未成年人和老人，剩下的“婚姻”对象只有约五十万，巴尔扎克的《婚姻生理学》主要就是研究这一部分人和她们的丈夫以及情人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关女性成长、生理欲望、夫妻、女佣、情人间的复杂关系、法律纷争等“神奇婚姻的各个阶段”，最后到达“论夫妻和睦”，揭示出围绕婚姻这个社会核心结构上演的种种“人间喜剧”及其生成的内在动力：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无限助长人的物欲，既把大部分人变成“两手动物”，也把即便是“稀有变种”的人们实际上“非人的”（inhumian）即“无价值”的秉性暴露无遗。所以现当代西方（主要是法国）的批评者中有多人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进行研究，其中皮埃尔·巴尔贝里（Pierre Barbéris）的《巴尔扎克式神话》（Mythes balzaciens）、费里斯·马尔索（Félicien Marceau）的《巴尔扎克与他的文学世界》（Balzac et son monde）和阿兰（Alain）的《巴尔扎克》（Balzac）便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费里斯·马尔索的《巴尔扎克与他的文学世界》被认为是“巴尔扎克研究的最新方法”，阿兰的《巴尔扎克》则将巴尔扎克看作荷马，将他的《人间喜剧》看作十九世纪的“人类史诗”之一。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仅仅从社会批判和现实主义文学视角研究巴尔扎克的传统方法，给巴尔扎克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取得了传统巴尔扎克研究尚未取得的新成就。
与此同时，我国的巴尔扎克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经过几代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界的努力，《人间喜剧》和《巴尔扎克全集》以及一大批研究成果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以及期刊杂志出版发表，其中尤以艾珉2019年巴尔扎克诞辰二百二十周年的新版《巴尔扎克全集》为甚。后者用洋洋四万言的《新版说明》展示了颇具学术史视野的巴尔扎克研究“索引”。
三、现当代法国文学中的新“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本人在1834年10月给韩斯卡夫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人类的心灵留下条条印记，社会历史全方位发生，这些基础不但不是想象出来的，而且它们还将在到处发生。”从巴尔扎克去世后的二十世纪初出现的“长河小说”等全景式小说，也被认为是“巴尔扎克式”的“人间喜剧”的现代版。创作这些小说的作家包括：马丁·杜加尔（Martin du Garda）、乔治·杜阿梅尔（Géorges Duhamel）、儒尔·罗曼（Jules Romains）等。法国当代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皮埃尔·夏尔蒂埃认为：“三大系列小说是1924至1940年间社会小说的顶峰，它们是：马丁·杜加尔的《蒂博一家》、乔治·杜阿梅尔的《帕斯齐埃家族史》和儒尔·罗曼的《善意的人们》。”
《蒂博一家》是共计七卷，外加一部《尾声》的巨著。这部小说虽然只写了蒂博一家的经历，但是作者通过描绘儿子雅克·蒂博和顽固的天主教徒父亲老蒂博发生矛盾出走，在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所遭遇的种种复杂艰辛的经历，构成了一部“结构严谨、布局完整的长河小说”。乔治·杜阿梅尔的《帕斯齐埃家族史》则是一部长达十部的鸿篇巨制，虽然“只有一个主要人物，但是他的周围却是一个满是人间故事的极为丰富的世界”。儒尔·罗曼的长河小说《善意的人们》更是长达二十七卷，“足以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相媲美，堪称法国二十世纪长河小说史上的一座丰碑”。所以法国当代文学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A.拉戛尔德和L.米查尔在《文学集萃——二十世纪》中写道：“自巴尔扎克之后，小说现实主义便开始突出小说中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这就同样出现了将小说写成现代史诗的倾向。”所以，如果说巴尔扎克的小说可以被看成是十九世纪法国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部宏伟的史诗，那么以二十世纪上半叶汗牛充栋的长河小说为代表的法国小说就当之无愧地可以被看作那个特定社会阶段的“人间喜剧”和社会史诗。可惜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学批评研究界的目光多投向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如何打破巴尔扎克式传统，无视了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的巴尔扎克式传统小说对后世法国乃至世界文学的影响，我国的巴尔扎克研究在这方面也同样有所不足。希望在我们今后的巴尔扎克研究中能尽量对法国二十世纪新的“人间喜剧”状况及其研究做全面的介绍和再研究。
在法国文学研究界，不仅有诸多二十世纪巴尔扎克社会小说传统的传承研究，而且有“非”巴尔扎克传统但却深受巴尔扎克传统影响的“非”传统小说研究。其中，对所谓意识流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的研究便是一个显证。
综上所述，巴尔扎克研究和《人间喜剧》虽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着，但是巴尔扎克作品表现人、表现社会的基本方法仍然被许多文学艺术家所继承和发展，从而构成了一部部延绵不绝的人类社会的“史诗”。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用学术史方法集中展示当代巴尔扎克研究成果并对之进行再研究，无疑是我们建构学术体系的一种重要方法。的回忆。by 七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3期“专题·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