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的主题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有各种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并不想评判别人观点的是非对错，只想从一个诗歌创作者的角度去观照全诗，谈谈一己之思。（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所谓“文以载道”，而诗亦追求“言志”，也就是说，一篇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要传达出某种深层次的思想，表现出某种与众不同的立场，这是作者所孜孜追求的目标。
白居易一向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长恨歌》即是为李杨事而作的。元和元年冬十二月，白居易与朋友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事 ，相与感叹，质夫举酒对白居易说：“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白居易于是创作了《长恨歌》。当时的写作动机是“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也就是说，创作该诗的初衷不只是为了表达对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的感慨，也是为了警戒那些美貌的女子不要招致祸端，讽喻当朝统治者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但最终白居易却把《长恨歌》归入了感伤诗一类。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与元九书》)也就是说，感伤诗是一类表达因某事而引起的感慨伤怀的诗歌。在这首诗中，浓重的感伤比锋芒毕露的批判更有分量，更能令人荡气回肠。那些优美的诗句俯拾皆是，与其说是讽刺，毋宁说是同情。王质夫希望白居易能够写写李杨二人的事迹，有一个原因是“乐天多情”。可见，讽喻当朝的统治者并不是唯一的写作目的。讽刺李杨二人的所做所为也不是目的，对这个所谓爱情悲剧的根源进行探究，避免发生更多的悲剧，才应该是根本的写作目的。我以为，《长恨歌》最后的定稿本（即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呈现出来的写作目的就是这样的。
　　在实际创作的过程中，随着对于李杨爱情悲剧及其与国家由盛转衰的命运悲剧的关系的思考逐渐深入，作者重新审视二人的所做所为，并对之作出了不同的评判，表达了迥异的情感态度：抑李尊杨。

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被贬江州之前的白居易耿直勤政，经常犯颜直谏，不但创作了很多具有讽喻性质的诗歌，而且具有可贵的平民意识，对弱者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和女性深为同情与尊重。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有充分的反映。
如《卖炭翁》、《观刈麦》、《红线毯》等，均是从细小的事情落笔，反映大的社会问题，直接指斥政府权贵的作为，表达对民生疾苦的关心。
创作《长恨歌》时，白居易正处在仕途的上升期，这种批判的勇气在《长恨歌》中也就表现得非常突出。开篇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即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虽然为了避祸而假托汉皇的名义，但“重色”二字已经命中唐玄宗的要害，而这也正是杨贵妃悲剧命运的根源。
白居易显然深刻地认识到了：杨贵妃的死是唐玄宗一手造成的。认识到了这一点，白居易情感的天平发生了倾斜，抑李尊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否则，如何解释“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杨玉环被册封贵妃时并非初婚，更未曾隐婚，白居易有必要讳言之，美化之吗？换句话说，白居易为什么要“睁着眼睛说瞎话”，难道不怕被天下人指责嘲笑吗？
唐玄宗夺子之妻，据为己有，这种乱伦行为，天下皆知，有讳言的必要吗？作者又有必要通过美化杨贵妃，讳言其第一次婚史来美化唐玄宗吗?如果作者要美化唐玄宗，也就不会直斥其“重色”了。事实上，杨玉环嫁给寿王时只有十七岁，改嫁唐玄宗时也只有二十二岁。相对于年已六十的唐玄宗来说，杨玉环确实可以说是“初长成”了。较之“已长成”，意味自然更深一层。
至于“深闺”，本应当作“深宫”，暗指杨玉环嫁作寿王妃五年后才被玄宗第一次看见的事实。两字之易，用心良苦。窃以为白居易是使用了障眼法。若将这两句还原为“杨家有女已长成，养在深宫人未识”，虽则是实话，却直白无趣，还容易触犯皇家忌讳而招来祸事。而以“初”“闺”改易“已”“宫”之后，不独意味深长，更将杨贵妃塑造成一个纯洁美丽、不谙世事的绝代佳人，由此表达了对杨贵妃的尊重。
古人所云：“为尊者讳。”通观全篇，没有一个字直接对杨妃提出批评和指责，反而处处通过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盛赞其稀世美貌、绝代风华，并安排其死后入蓬莱仙山成为仙子。因此，白居易对杨妃的态度绝非讽刺，这应当是没有疑义的。

当时民间已有贵妃成仙的相关传说，并非作者首创，则正可反映出民间百姓对贵妃之死的态度，即无法接受杨贵妃惨死的事实而幻想其死后能够位列仙班。杨贵妃活着是一个传奇，死了仍然是一个传奇。各种版本的传说至今还在流传。无论历史上的杨贵妃做错过什么，唐朝的老百姓对她始终是同情大于仇恨。因为，在那个时代，女人真的不是能够决定国运的人（武则天除外）。
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被迫离开与自己年纪相当的温柔丈夫去嫁给一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还是自己的公公，无论地位上有多尊贵，物质生活上有多让人艳羡，在老百姓看来，一个女子所嫁非人，是非常不幸的，是值得同情的，虽然她的经历据说影响了当时的生育价值观，改变了重男轻女的社会思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我宁愿把这两句诗看作是运用了夸张修辞，是诗人用来对贵妃及其家族一夜显赫的传奇经历作侧面烘托的，不可看作是史实）。
汉代和番的王昭君虽然贵为阏氏，为胡汉两族的和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她背井离乡，先嫁年已半老的呼韩邪单于，夫死之后又不得不依胡地的风俗下嫁继子，死后不得归葬，此种遭遇历来被视作悲剧。“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包括杜甫在内的很多文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她表达了深深的同情。
所以，唐代百姓对杨妃的同情应该是真实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态度显然深深地影响着白居易。文学不是历史，不必苛求每一个细节的真实，所以他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讳言杨贵妃那难堪的经历，而把她塑造成一块未经雕琢的纯洁的美玉，从而与荒淫无耻的唐玄宗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窃以为，开篇四句，将李杨对举，使美丑立判，抑李尊杨，态度是爱憎分明的。

作者简介
谢玉荣,女,网名雪域飞鸿,汉族,祖籍安徽祁门,七零后，爱好古典文学。华东师大课程系语文教育学教育硕士毕业,高中语文教师。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