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本书是社科院副院长、劳动经济学顶级专家蔡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解读。综合来看，中国将在2025年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同时将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作者揭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关系：第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其第一个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时）产生对经济增长供给侧的冲击，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第二，预计中国将很快迎来人口老龄化的第二个转折点（即总人口达到峰值），并产生对经济增长需求侧的冲击，致使经济增长遭受总需求制约。这两个转折点也是两个经济冲击引爆点。对于供给侧的冲击需要通过创新驱动、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弥补，对于需求侧的冲击，则重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户籍和土地制度的变革，不断提升国内消费比重。
一、从四个“新”层面整体把握《建议》
首先，我们来认识“进入新发展阶段”。2020年对中国来说极其重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美收官的一年，以人均GDP超过10 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总体上比2010年提高一倍，以及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指标的关键性改进为标志。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即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所以说，由此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新征程。
其次，我们来认识“确立新发展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按照惯例，人们期望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两个时间段提出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定量增长的预期性要求。实际上，权威部门也进行了测算，认为中国经济完全有希望、有能力保持长期平稳的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也就是说，中国人均GDP在2025年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新发展理念包含的五个方面完整定义了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强调把经济增长的引擎从要素投入转向生产率提高。协调发展着眼于改善城乡之间、东中西三类地区之间以及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三套车”之间等一系列平衡关系。绿色发展着眼于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挑战。开放发展表明了中国继续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治理的决心。共享发展是对解决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问题的部署。此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还特别强调了统筹发展和安全。
经济学家通常将其简称为“双循环”。值得指出的是，双循环格局并不意味着中国既有发展导向的偏移，而是更加注重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政策之间的协调与相互促进，合理平衡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以及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双循环的必要性既是由世界经济大环境决定的，也是中国自身发展变化的要求。在世界经济深陷以低通货膨胀率、低长期自然利率、低经济增长率为特征的“长期停滞”状态的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速，从两个方面给经济增长带来崭新且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供给侧冲击。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至少从2012年便开始呈现负增长，相应导致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减速、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劳动力流动造成的生产率提高速度放缓，共同导致中国潜在增长能力和实际增长率的下降。另一方面是需求侧冲击。预计中国总人口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随后开始负增长。根据一些国家的经历，人口负增长将产生投资和消费需求双双降低的倾向，形成新的增长制约，加大中国实现潜在增长率的难度。
二、未来全球化及其治理将表现出两个相互冲突的特征
一是受某些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出现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趋势，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中产生单边主义倾向，双边主义机制也越来越难以解决全球共同的问题；二是随着全球经济分布格局和权重均衡性的变化，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更大份额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维护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并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使多边主义不再仅仅是一种价值观，而被赋予了现实的需要、存在的依据和推动的力量。既然广泛参与的全球化的确使更多国家获益，那么全球化不会以少数国家意志为转移发生永久性的倒退。世界各国也的确期待下一轮全球化更具包容性，这就需要以多边主义的思维和机制重新塑造全球化治理体系。正如生产私人产品的基础设施和机器设备必须折旧和更新一样，作为全球公共品供给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也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必要的改革，关键是要维护开放、包容、非歧视等世界贸易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和政策空间。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经验证明，开放合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法宝，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各国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三、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义
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效率变革实现增长动力变革，存在两个需要关注的问题：第一，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决定着这个过程的可持续性；第二，宏观层面劳动生产率指标的改善并不自然而然地导致创新驱动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要使两者对应，必须追求微观环节的生产效率。
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得到提高，这三种方式分别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劳动比和人力资本。其中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如果过快，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至于人力资本，一般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明显地改进。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可持续的方式便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学家尽可以从不同方面阐释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意义。从经济史的角度，大量经济学文献显示，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如何，既可以解释一个国家何时经历可持续经济增长与何时遭遇经济停滞之间的反差，也被证明是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同时也是一些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表现乏善可陈的主要原因。
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是创新的中心，政府的作用是在宏观层面创造良好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环境。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容回避的路径：一方面，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另一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化解产能过剩，完善企业退出机制。这就要求创造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一个能者进、庸者退、劣者汰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实现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产业、行业和企业集中。
全要素生产率应该以适当的形式成为引导创新发展的指标。新的发展理念要转化为相应的发展实践，应在具体的规划中形成对应的指标，或许不必直接用于考核，但作为一种宏观激励信号，有助于引导政府、社会、企业了解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各自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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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爱智求真的武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