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万历十五年》③：历史已经巨变，人们还以为这只是普通的一天

来源：麦家陪你读书

麦家说，一个人的德性和才能往往是平衡的，同时的，就像人的两只眼睛，它们的内部神经是丝丝相连、互为呼应的。

在上一节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现实大于理想的申时行，并从这名中庸到被人责以“首鼠两端者也”的首辅看开去，更多的了解到明朝后期，愈发盲目的以道德为基准的社会已无法承载迫切需要向前行驶的历史进程的车辕。

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以德治国”这种制度所谓的优越性是无法维持的。

今天的内容里，并不再具象地讲述张居正。因为在之前或之后的章节里，几乎随处可见这个权倾一时又极富争议的大人物的影子。

他对朝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接下来，让我们开始这一节的共读。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况愈下，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

万历在处理立储这个问题上，犯了很多错误，造成了局面的僵持。这种僵持的局面，应该看作本章一开始所说的“宪法危机”。

因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于法律。法律的问题始终没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废长立幼，他并不是找不到理论上的依据。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那么皇帝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

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这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

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

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与开国之初不同，万历的祖先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

在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孤独的君主。

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其动机仍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样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

万历用近乎赌气的方式，与他的文官们僵持了10年、20年甚至更久。

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道而驰。

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入瘫痪。

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将要出任什么官职，决定的因素不是道德和才智，而是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

在万历皇帝御宇的48年中，特别到了后期，大臣们已经看透了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

以君子自诩的东林党发愤要力挽狂澜，想要重新建立一种能为别人所承认的道德伦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没有皇帝的支持，结果自然事与愿违。

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御宇48年之后，万历皇帝平静地离开了人间。

万历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党争愈烈。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断争端的根据。

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要是原则颠倒，便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我们的帝国无法治理。

这不必等到1620年万历的灵柩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时行说的“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当日的申时行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影响舆论，此后的影响则更为微弱。在皇位的继承问题上，更是与其他官员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我们在前文了解到，这一时期，由于申时行和万历的君臣关系一度十分亲密，官员们决不会愿意这个位极人臣的首辅再立下拥立太子的新功。

他被攻击为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和卖友误君的小人。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再也无法取得同僚的信任。

这种局势一经明朗，他除了辞职以外，别无他途可供选择。要是再恋战不去，他就必然成为张居正第二。

两天以后，皇帝才接受了申先生的辞呈。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之中，没有人取得胜利。

1587年表面上平静无事，1587年以后的内外形势却并不平静，杨应龙在西南叛变，孛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但内外兵事都没有像建储一事能在朝廷中引起这么多的纷纷扰扰。

文官们始终认为立储一事是关系到荣辱生死的现实问题。他们已经预感到如果皇储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历史的惨痛教训必然会在他们身上重演。

即使在常洛封为太子、常洵去河南之国之后，关于当年延搁立嗣的责任之争，反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更加严重，甚至谣言四起。每当提及往事，就有许多廷臣被卷入，激烈的争论则常常肇始于微不足道的衅隙 。

万历皇帝几十年的统治，至此已经造成了文官集团中不可收拾的损伤。

对文官集团而言，就算是没有郑贵妃，也没有东林党，文官集团中的彼此隔阂和对立，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文官集团的双重性也愈发的凸显。

大小臣僚期望皇帝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

张居正在世之日，皇帝在首辅及老师的控制下作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

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

本朝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的朝代。在开国之初，政府厘定各种制度，其依据的原则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

但当张居正出任首辅的时候，本朝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

这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以及松散无力的文官体制。

张居正的10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创造一个新的行政系统。

而改革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将实际问题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为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以张居正的精明干练，他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申时行不得不把目标降低。

申时行表示无意于鼓励不法，但也不能对操守过于认真。1587年京察之放宽尺度就是这种宗旨的具体说明。

就算是降低了标准，申时行也没有能达到目的。有一些自命为体现正气的年少新进，坚持“四书”中所教导的伦理观念，对15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因而，张居正的强迫命令固然失败，申时行的调和折衷也同样没有成功。

万历在他御宇的后期，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避免历史的指责。他也会想，难道说守成之君就无法改造这些凝固了的制度、改造皇帝的职权进而改造他的帝国？

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答案。他从小早熟，在皇太后和张居正的教育之下，他的生活已经有了一定的目的。即使将他形容成一个在紫禁城中的囚徒，他也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

他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亦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一开始便说明“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的意义了。

那么，这一重要意义到底体现在何处，让我们期待下一节共读。

精彩点评：

1，历史的巨变，只是开始于普通的一天！忽然想到2019年12月疫情的开始，想到《流浪地球》里说的：“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灾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不只历史、灾难，生活、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哪一个不是起自一个小小的起点，我们无从左右事件的发生， 就请认真对待生命中的每一个小点，让命运的摇曳出无悔的曲线。

2，人生多无奈，没有例外。上到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莫不如此。小时候不懂得这个现实，从心底里羡慕“须仰视才见”的大人物，也包括高高在上说一不二的帝王们。多少人只瞧见一国之君至尊无上、风光无限，不曾想到他们也会逢凶遭难，苦闷无边，也会成听人摆布的可怜傀儡。长大后慢慢理解了什么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什么叫高处不胜寒。位高权重、呼风唤雨的君君臣臣，担负治国理政的历史使命，面临着上下内外各种矛盾风险，绝不只是锦衣玉食、优哉游哉地享受快意人生那么简单。铁打的江山、流水的皇帝，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朝朝明君昏君轮流坐庄，传棒接力，搅动着国是命运、盛衰风云。多少皇族争权夺位、骨肉相残，多少逆臣贼子兴风作浪、挑起祸端，一出出闹剧悲剧，令人惊叹、不胜唏嘘。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万历十五年，坐在皇位上的那个人，颇多烦忧、颇多无奈，很不自在。

3，拖延症的本质原因，可能就是内心的想法不能正常实施，迫于外部压力必须去做违心的事情。

48年的消极怠工，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不算是一种悲剧吗？

但是，从个人角度，万历选择这样的方式对抗，可以理解。

人的生命力多么可贵啊！却被很多东西给消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