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与人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地位”关系，父与子，主与仆，君与臣。这种关系含有许多非正式的、不曾明确表达的，而且常常是模糊不清的相互承担的义务。就算有人不喜欢这种关系，他也无法简单地摆脱它。
资本主义社会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契约关系”，契约关系不同于道义关系，契约双方都可以随时毁约。契约关系把社区拓展成了社会，社区中的人与人联系紧密，从家庭工作到休闲，无一不被触及，而社会中的人与人相处模式更趋于形式化，更冷淡、缺少人情味，在道义上承担的责任也少得多。契约关系使法律制度取代了道德，它并不要求人们具有德行，只要他们具有理性，并为他们自己的利益遵纪守法就可以了。
人是自相矛盾的，他们痛惜传统家庭的价值观念沦丧却不愿放弃自由的无过失离婚，他们需要态度友好的夫妻店，却又对大卖场低廉的价位和多样的选择倾心不已。对待团体也是一样，他们一方面想从团体中得到正统观念的种种好处，比如互相认可、参与、归属感和同一性，另一方面却不愿放弃个人自由，所以他们只能寻找那些规模较小、进出较灵活的群体和组织，这些团体通常是小而薄弱的。人们不再以自身是某个强大的劳工联盟成员、或是受雇于某个大公司为荣，而是力图参加某个健身班、某个互助小组或者网上聊天室。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想要进入的团体，要是发现那里有不公正或者过时的规则，也可以随时脱离它或尝试着打破它。
然而，一个社会若以扩大个人选择自由的名义持续不断地推翻其规范和准则，它将发现自身变得越来越混乱、分裂和孤立。最终，这种自由泛滥成了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违反规则成了唯一保留下来的规则，合作也失去了必要的先决条件。犯罪和破裂的家庭越来越多，父母与子女互不关照、街坊邻里形同陌路，公民不再积极热心地参与公共事务，整个社会无力完成共同的任务，实现共同的目标。
难道我们命中注定要陷入日益严重的社会和道德紊乱之中吗？这种大分裂的格局会愈演愈烈，最终把我们都引向万劫不复吗？答案是否定的。
道德沉沦和社会混乱会发生，但一旦到了某种程度就会得到控制，被破坏了的社会秩序也会在达到某种程度后再次得到重建。原因很简单：从本性上说，人本质是社会动物。这并不是说人天生爱好和平乐于合作，而是说人有发现和对付欺诈者的特殊能力，并且愿意与遵守规则的同类进行交往。
任何社会都既有天使又有魔鬼，更确切地说，是构成社会的人同时既有天使般善的一面，也有魔鬼般恶的一面，善与恶的比例取决于天使和魔鬼各自能得到多少报酬。倘若天使能得到更多些的报酬，那它的比例就会更大些，反之亦然。在天使与魔鬼并存的社会里，显然成为天使并不是什么好选择，那样很容易遭到魔鬼的攻击，我们需要的是能应付“囚徒困境”的心理特质。人撒谎时常伴有许多特征，比如声调的变化、目光的转移、掌心出汗、心跳加剧等等，我们所具备的高度复杂的认知系统和大脑皮层让我们能识别理解他人的这种表情行为，并从中区别出天使与魔鬼，觉察出自己是否受骗。我们的大脑不仅有发现背叛者和对社会契约进行理性分析的固有机制，还存在一种情感结构可以惩罚背叛者，“以牙还牙”，即使牺牲眼前利益也在所不惜。
不过，人的自然状态也不总是“人人为敌”的战争，那种“失范”的混乱状态会令人很不舒服，所以人们会力图创立一些新的准则来取代那些已被削弱的准则。人类生性就有为自己创立道德准则和社会秩序的本能。这些准则和秩序让社会成员能期望其他成员有正常可靠的举止行为，彼此产生信任。信任如同润滑剂，它使社会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
基于秩序产生的社会共同的道德观和社会准则并非只是对个人选择的专横约束，它更是合作的先决条件，社会科学家把它称为“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哈尼凡于1916年描述乡村学校共同体中心时提出的，如同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可以产生财富。社会资本匮乏的社会，很少有共同的价值观，其诚实与合作水平也必然十分低下，后果是滋生裙带关系，社会贪污腐败泛滥，这就使得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成本，即监控、定约、裁决、执行正式协议的费用大大增加。反之，社会资本丰富的社会，交易成本大大减少，社会财富大大增加。
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社会资本，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信任半径的大小。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说美国拥有丰富的“协会艺术”，美国的民众习惯于为了一些重要的以及微不足道的目的聚集在一起，自发地成立一些协会。美国的民主及其政府制度之所以行得通，原因只在于美国人特别善于为了公民和政治目的成立协会，这种自我组织的能力不仅意味着政府不必以自上而下的等级制推行某种制度，公民协会也是一种“自制学校”，它培养人们的合作习惯，并把这种习惯带到公共生活之中。然而在中国和拉美，显然这种信任与合作多半只存在于家庭之中。像诚实、互惠这样的合作准则可以与家庭成员共享，却很难跟同一个社会中的其他人分享；家庭成员之间结合牢固紧密，陌生人之间却很难达成信任。信任半径小的社会，社会资本就相对缺乏。
社会资本的创建过程非常复杂，也非常困难，往往要历经数代。社会资本所需要的诚实、信任、容忍、克制、责任等社会美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但是市场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却在破坏宗教这一支柱。资本主义将自身利益摆在道德责任之前，并不断进行革新，以一种技术取代另一种技术，这摧毁了人与人之间固有的联系纽带，只留下赤裸裸的私利来作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市场社会更是经常把那些善于以别人为代价、巧取豪夺或博取名声（通常两者兼具）之徒捧为英雄。
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的确是一股破坏性的分裂力量，它可以毁灭传统的忠诚和义务，但它应该也能建立起一种新的规范以代替它所破坏的规范，用利益取代情感。市场交换跟道德社会内进行的互惠利他行为是不相同的，但两者并非毫不相干。市场交换促进了互惠的习惯，并从经济生活扩展到道德生活，而道德交换也反过来增进了参与者的私利。譬如，商人对私利的追逐足以保证诚实（至少是表面上的诚实）会继续存在下去。
资本主义社会新秩序的产生，起初也许不是森严的政治体系或什么宗教权威自上而下的规划，而是权力分散的个体自行组合的结果。个体间横向的谈判、争论及对话都会产生自发的秩序。但社会秩序不会简单地通过个体得到重建，自发产生的秩序不足以构成社会秩序的全部规则，还需要由等级制权威来进行必要的补充。政府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通过它的警察体系维护社会秩序，并且通过促进教育来引导社会秩序的发展。宗教也可以帮忙。宗教信仰与其说是一种教义的表达，不如说是对一种高尚价值观的追求。人们再次展现古老的宗教仪式也许并非因为他们相信神力，而只是想体验宗教仪式所带来的心灵上的慰藉罢了。这样的宗教是理性的，是持怀疑论的现代人可以认真对待的东西，正如他们穿民族服装，品味民族文化一样。
与始终向前发展的技术不同，社会资本的发展似乎呈现出周期性，社会秩序在数代人的历史中一轮又一轮地兴衰涨落。这种循环究竟要把我们带向哪里，是好是坏，无人能知。我们唯一能怀有希望的，是人所具有的那种十分强大的重建社会秩序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