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在窗边的沙发榻被坐出了一个明显的凹处

靠在窗边的沙发榻被坐出了一个明显的凹处，以至于都坐不惯旁边平整的地方了，觉得缺少了种吻合的自在。这里的光线非常充足，屋外的几株疏密有度的树又恰好能挡住些过爆的光线，虽然没有婆娑状，但柔和，这里是我看书的宝地。

久坐，无疑是不够健康的，我已经明显收到了信号，比如体内湿气渐重，食欲不振，身粘腿乏。这需要取舍，我没能做好这种选择。

我能想像到如果在一个全景构图中，我与沙发、窗的空间关系，也能想像到我与手里书的对视关系，但只能想个大概，因为我看不到自己的神态，看不到自己在长时间没有表情的情况下，是怎么通过文字引领着我的眼神时而疏散，时而聚集，时而模糊，时而清澈的。

对外界最简单的状态回应就是“看书”，这比描述任何一个具体的事情和行为都省力，是敷衍吗？一半一半吧。很多话去描述些个没意义的琐碎不如一言以蔽之，确实是越来越不会聊天了。

我们从多大年龄起开始会聊天的呢？应该是从有了自己的圈层以后吧，上小学？这之前和大人不太算是聊天，是多到讨人嫌的发问，是讨关注，是听了大人话后的各种内心判断。

当捧着小人书，听着半导体，后来有了电视看动画片的时候，我们定住了，挪不开眼拔不动步，嘴闭着，但心敞开着。大人若那时以换取这些提条件，多少条都会脱口而应。代价很高，成本很大，但我们不计，是出于小孩不懂衡量的无知吗？表，像是，里，正相反。在这类博弈里，最懂得成本核算的是我们。因为我们能从小人书、半导体、动画片里得到太多认知之外的东西，这些东西有的父母知道，但降维不到我们的状态和我们聊，或是恐惧我们问出更多的问题，知道应付不了，所以源头就不打开。真正有能力应付的父母我想他们很愿意一个个去解答，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知识储备就来自于这样的提问人生。

总之，父母管理我们更多的是像国企管理员工，老实听话，别越级，让我们知道他们想让我们知道的。家长的权威只能在他们的能力圈之内，或是学识，或是人格，若兼具有之，堪称生命之初的大幸。于是在满是问号的年纪，难以从大人那里打开突破口，形成不了真正的聊天，而那几样于大人无感甚至头疼的，却能让当时的我们突破父母即代表这个世界的高度的认识，当然更直接的是一种120击的愉悦，即使最喜欢热闹的小孩子，那一刻也会以一种孤独般的安静存在着，不用关注不用哄，外人看来的表像孤独实际在为他赢得丰沛的内心，你只看到他嘴闭着，身体僵固着，但你可能没看到他的目光在流动中闪出的灵性，更没看到他的心，那时，没有门。

由此，从经济行为解释这种小孩与大人的博弈，再多的看得见的条件，再大的可量化成本，都不能替代这种隐形的心流愉悦所构建的坚实壁垒，这种坚实意味着他无法分享，别人无法进入。

所以，小孩不傻。

那么大人是不懂吗？

当然，不是。

是他们与这种坚实的愉悦挥挥手已多年，真可能连一片云彩都没带走。脑中的杏仁核关乎这部分的体感记忆早就只剩一个概念了，即使道理彻明，也多是闪念式的共情，没准儿来自于眼前晃过一帧镜头，那镜头里是自己小时候的某个样子，但转念就会将其切断，因失而不可再得而造成的心理上的损失厌恶，不允许自己再共情下去，所以在这种闪念消散之后，第二眼就又看不惯了。真正能与孩子共情的父母，是和孩子在一起的很多时候，可以做到唯一的不同，那就是他们无法缩回去的成人躯干，而这个不同仅仅是为了保护。只不过这种“返老还童”的“稚”，需要成熟的心智和丰富的知识，这种大孩小孩之间良性的互相塑造构架一旦建立，眼下的好处，未来的好处多的不用说，最起码一点，不用再和发小们聚会时，都因缅怀逝不可还复的美好时光从大笑到大哭到大醉，直至依赖。

真是不太会聊天了，聊哪算哪吧。

有篇文章标题是《给历史人物洗白，需要慎重》。点了进去，很想看到这么严肃标题下的论据是否严谨。文中举了李鸿章和袁世凯，一个卖国贼，一个军阀，再多的佐证也不能把他们洗白成忍辱负重，推动中国进步的伟人。我尽管对这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格局与功过，已从越来越全球化的史实库据中找到一些不同的角度，但对笔者这个观点我并不反对，这世界上哪有绝对的贼和伟人呢？言之凿凿的观点下面若再以严谨详实的有出处的史料加以托举，即使观点偏激也是胜在鲜明。但很失望，观点下面啥也没有，只是一再提醒人们要慎重，虽不是情绪发泄，但确实立言轻且飘。

且不说这些搅弄风云的政治人物，说简洁些的学者、文人，他们被历史呈现在普通公众面前的更多的是人物标签，一些语录和他们的八卦韵事，非常之平面。比如提到林徽因必先挂上“民国第一才女”，必提金岳霖、徐志摩、《人间四月天》，与冰心因《太太的客厅》结怨，与凌叔华因徐志摩的书信生嫌…

别的呢？别人呢？

1920年北大招收女生，首开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先河。

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他称赞北大是教学生以自由思想的场所，称女生在北大的地位比剑桥还要好，她们可以参加考试并获得学位，女生中那种自由发问的精神，恐怕连英国的女校长见了也会不禁愕然。

在这种事实性的史实资料下，可以得出当时一定是自由意志激荡，才女辈出，只举一家女子，便可从微中略见著。

沈性仁，北大教授陶孟和的夫人。

1918年9月，沈性仁因为生下二女儿身体虚弱病倒住院。在病院里，闷极无聊，陶孟和又没有时间去陪伴他，就拿王尔德的《温夫人的扇子》给她解闷。沈性仁喜欢这出戏里的故事，尤其对故事里的女性问题沉迷，她认为在此刻的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认识就两种，一种贤妻良母的妇女，一种是纵脱犯错的舞女，但是她看完这本书后却认为，天真的姑娘不必然好，世故的姑娘也不必然坏。同时，未经民故的姑娘习于顺境，反而苛以待人，而饱经世故的姑娘深谙逆境，反而宽以处世。她想操作这本书来消解两者对立的做法，成立新的女性思想概念，让人们正视女性问题，同时提出女性也应该拥有自由民主的婚姻恋爱和自我选择的生活，岂论是什么类型的生活都不该该被人投以有色眼镜，人生来不会歧视，歧视只是社会不绝变得迂腐的繁衍物。

翻译这本书的愿望在她内心越加强烈，出院后就没日没夜的把书翻译了出来，另起了具有东方气势派头的名字《遗扇记》。并在1919年“五四”时期，把翻译好的《遗扇记》发表于《新青年》，轰动一时，各界都对女性解放是归来还是出走做出了各自的讨论。由于《遗扇记》猛烈报复了父权社会的专制和呼吁解放女性思想，这本书在上流社会的女性之间一时成为茶余饭后的读物。随后被搬上舞台表演。这是外国话剧最早的白话语体翻译剧本之一在中国颁发，也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源头。正是在这一探索性成就的根本上，才发生了波涛壮阔、影响深远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

此后，沈性仁一直以翻译著称，正式发表的翻译作品共计17部，其中戏剧9部，小说3部，散文诗1部，非文学作品4部，包括房龙《人类的故事》以及与徐志摩合译的《玛丽玛丽》。至今仍然畅销的《人类的故事》，是在1921年出版后仅4年，即由沈性仁翻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随即在中国掀起经久不衰的“房龙热”。

也顺便说点八卦。

金岳霖一生暗恋林徽因，众所周知，但初次见沈性仁，沈的为人大度，雅致的仪态，独具魅力的自由思想和出众的容貌让一向不喜作诗的金岳霖作了一首藏头诗，写道：

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

以婆娑竹影与幽静兰花来比喻“性仁”，其倾慕之情溢于表里。林徽因既羡且服气。

与林微因、陆小曼差异，沈性仁没有那么多的情感故事，早早的嫁给一位尊重她的丈夫，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她用本身的常识和力量，解放了其时父权社会的女性思想，还通过自身的作品敦促了中国文学的白话文运动，后世的白话文深受她的影响。

我更喜欢沈性仁去世后，金岳霖的《悼沈性仁》中的描述：“认识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觉到她彻底的雅。她的确雅，可是她绝对不求雅，不但不会求雅，而且还似乎反对雅。在大多数人十多年来生活那么艰苦的情形之下，雅对于她也许充满着一种与时代毫不相干的绅士味。”

下雨了，闷了一天的动静终于来了，如果天气也是大自然的一种情绪的话，就别憋着了，做你情绪的承载者，也算是渺小人类的一点价值吧。

不聊了，听雨，做饭，菠菜炒土豆。

拼图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