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第15封：乡村和它的谜团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就有记录这个小镇的想法。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度过童年和少年，这种关系在成年后逐渐成为间隔时间颇长的探访关系。然而这种尝试记录的想法没有成功。记忆太过庞杂和私人，我无法找到记录的方法和准线，乃至于最后不知是在记录幻觉家人童年还是小镇本身。它们是很珍贵的记忆，我由他们构成，但却不知如何解释他们。
《乡土中国》让我遭遇的这种失败有了一点希望。
这本书购于2018年，当时对这个一直熟悉到有些视而不见的坐标有了一些旁观者的思索。它是怎么运行的，我出生在这里就归属于这里么，那些心照不宣的协议是怎么达成的，而我的母亲，我第一次意识到对于乡村来说她与我是多么的不同——她才是这个社群里的会员。
持有农村户口的同龄人们大概会有和我一般的迷思，从小被教育要去城市里学习生活，但到了成年后却要被父母寄予回乡的殷切期望。这是一种有悖于常理的引导，如果你仔细思考过的话。城市是钢铁森林，人们有清晰的界限和“不在乎别人但为了礼貌还是会在乎一下”的矜持；乡村是更为柔软的田野，人们为了更加在乎别人而一再举行仪式重申自己的立场。这种生硬的断裂是之前的时代所没有的。从田野走向森林时，我们尚可以凭借懵懂的年少回避一二。而从森林试图返回田野，我们却无法再对这种断裂视而不见。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年轻时候教授乡村社会学的讲义，因此以短篇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文字深入浅出，阅读起来比较轻松。我们经常以一种“次于城市”的地点来标识乡村，就像欧洲学者带着“欧洲中心主义”来思索民族主义的起源。无独有偶，民族主义其实诞生于殖民地，城市其实脱胎于乡村。人们不应以城市的尺度来评价乡村，愚昧有可能是深藏不露的智慧，而落后的罪魁是不合理的资源分配。
在“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这篇短文中，费孝通先生指出，“在乡土社会中，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生活的需要。”“识不得字”也可以引申到“不推崇精致的广告宣传”、“土味”等等内容。
提费孝通先生就不能不提差序格局，他指出乡村中的人际关系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状态。差序格局指人们凭借与个人关系的远近分配好意与道德，就像石子投入水中泛起的水涡一般。这种格局不需要其他的准入证，只以地缘、血缘论。在城市里，这种准入忽略地缘与血缘，仅凭借资格来判断成员是否能再留在团体里。这像某种“兼善”，只要该成员可以满足要求，就可以进入这个圈子，反之则需马上退出。虽然墨家可以提“爱无差等”，但儒家笃信“物之不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我们可以痛骂道德的背面，但一旦背面出于自己圈子时却觉得大概能算情有可原，而不是让破坏规则的人滚出圈子。这是我们的差序格局心理在起作用。这大概是“关系”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
我的小镇往往接受心照不宣的结果。这种心照不宣在《乡土中国》中被解释为“名实的分离”。我们经常有西游记新编，水浒传新编，先不提这是乱搞瞎搞还是文体两开花，但这个文化现象反映的是我们社会中常有的一种权力——注释。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我们有新的话，新的思想，但也只能注释，因为旧话、旧思想是“定于一尊之后”的权威。去撼动一个权威的枝节，不啻于是在撼动权威的所有以及权威人的道德。对事不对人是不容易存在的，因为乡村里人的准入证就是人本身。
“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虚伪在这种情境下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因此我们得在童年和少年时不断苦思“老实”和“机灵”的具体含义却发觉它们往往可以指代多种评价。这种分离被击打、散播，最后成为人生迷雾的一种。
再看“家族”这一篇，费老指出，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以生育社群来负担其他很多的功能，主轴在父子之间（纵向）、母女之间——同性之间。我们对感情表达的含蓄也在这种组织之间被培养起来。夫妻之间的结合更像是事业上的合作，尽管是自由恋爱，但我们往往还是走一条老路——男性需要提供物质，女性提供身体。这一点在城市和乡村中都渐渐有所突破，不破不立的城市进度明显更快——不用按照家族进入固定的社群，夫妻成为主轴的可能性更大。
故乡是承装我爱的人的容器，一旦爱的人逝去了，故乡也随之凋零，这是我从前的想法，因为我不解我与故乡的关系而只能概括在我的亲人身上。乡村和乡村居民是符合逻辑的，互不理解的原因在于乡村居民本人在成年后使用了另一套逻辑去解读。
有一个泰国导演叫阿彼察邦，我非常喜欢看他的电影。如果有人告诉我他看不懂阿彼察邦，我会首先猜测他是城市里长大的居民。我无时不刻能想起阿彼察邦的电影。在医院里的对话、码头前的沉默、成年人们漫步在夜市、丛林、逼仄的地下岩层，诸如此类。那是因为在我的童年，除了去上学，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田野里，或者在水坝上疯跑。那个时候有一座很神秘的桥和灯塔，桥是中空的，我经常在里面来来回回，探索是不是有山鬼精灵在里面待过。我还在竹丛里看见过七彩斑斓的蛤蟆和像布条一样扭动向前的爬虫。每一天都有故事背景，走出10分钟的距离，世界就焕然一新。我是渔夫，被困在小溪里，只能在捞到6条小鱼之后才能变回那个5年级的小孩。有一回，我还割上了稻子，金闪闪地，第一刀就割伤了脚趾。不管去向哪里，父母总能知道对方的姓名和来历。而麻烦的解除，往往更像一场你来我往的热闹。
那些事是如此地怪异又平静。阿彼察邦的电影带我重新回到了怪异又平静的童年时代。我遇见了很多事，但不足以告诉父母和同学。我偷番茄，偷西瓜，光着脚，晒太阳，萤火虫停在我的头发上。而费老的《乡土中国》用社会学为我解释了那种怪异和平静。
而处于断裂中心的青年们又需要走向何方，这是得到解释之后需要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