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年关将近，疫情倏忽间卷土重来，扫码、量体温、封村封城等各种防疫措施再次出山，这个春节大概率不能回家过年了。
现代社会，通信很发达，即便亲人们不能团聚，但通过电话、手机、微信等交流工具，依然能够实时互动交流，以解相思之苦。然而，古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古代交通不便，通信交流很受限，能够承载信息传递、情感表达的似乎只有书信了，所以在历史上，很多的书法、诗词作品其实都是家信。千年前的苏轼也接到过一封信，看后他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王安石开始变法，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上书谈论新法的种种错误，王安石大为恼怒，唆使御史谢景在神宗皇帝面前诉说苏轼的过失。苏轼感觉政治空气不对，便请求外放，于是神宗皇帝将他外放至杭州担任通判，时年三十八岁。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春天，苏轼来到京口（现在的镇江）游玩，忽然接到一封家书。苏轼看后，大为感动，于是提笔写下了一首词《蝶恋花·京口得乡书》：
雨后春容清更丽。只有离人，幽恨终难洗。北固山前三面水，碧琼梳拥青螺髻。
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回首送春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
这首词的大意是：雨后春天的景色更加青翠美丽。只有那离乡远游的人，深沉的愁恨总洗不去。北固山下三面都是水。平静的江面，仿佛是碧玉梳子，苍翠的山峰，好象是美人的发髻。万里外的家乡来了一封信，问我哪年真的能回去？我只有回头拼命喝酒，送春归去，春风倒还多情，抹去我的千行涕泪。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政治生涯正处于低潮的苏轼的心境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一封薄薄的书信，竟然让这位已经在政坛历练多年的杭州市副市长情感瞬间失控，涕泪交流。
“靖安宅里当窗柳，望驿台前扑地花。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望着同样的春光，家里人在思念着远行的游子，而远行的游子也思念着家中的亲人。
白居易的这首《望驿台》很形象地描绘了一个在靖安宅里，凝眸远念窗前碧柳，看落花纷纷，春意阑珊的思亲场景。
其实，不惟白居易、苏轼，很多漂泊在外的游子旅人，面对着逐渐逝去的春光，望着辽阔无际的水天一色，看着空天新雨之后的苍翠，自然而然的就会发出思乡之情。
“孤舟五更家万里，是离人，几行清泪。”家是什么？家是早起的一碗薄粥，是晚归时西天的那道霞光，是出门时父母的叮嘱，是一间遮风避雨的茅屋，是支持彼此走过无助岁月的精神力量……家，是远行的归途，是爱的力量源泉。
人们自然会问，这封信是谁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可是很遗憾，查阅了很多资料都没有答案，只好冒昧揣摩一二，与文友切磋。
这封信是谁写的？词中没有交代，查阅了各种资料都没有说明。不过，以我的分析，大概率是苏辙所写。原因有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不是苏轼的父母所写。因为此时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和父亲苏洵已经去世了。
程夫人去世较早，嘉祐三年（公元1058）春天，48岁的苏洵带领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赴京应举。翌年，两个儿子双双高中。父子三人正在欣喜之中，程夫人却在眉山去世了，享年48岁，苏轼兄弟以例守孝三年，守丧期满回京。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苏轼从凤翔府调任判登闻鼓院的第二年，父亲苏洵去世，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所以这封信肯定不是父母所写。
第二，这封信肯定不是苏轼的夫人王弗、王润之所写。
苏轼的第一任夫人王弗于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去世。第二任夫人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润之嫁给苏轼，先是做填房，王弗去世后，被苏轼扶正。王润之自嫁给苏轼，从家乡眉山来到京城，尔后辗转于杭州一密州一徐州一湖州一黄州等，一直陪伴在苏轼左右，一共陪伴了苏轼二十五年，历经坎坷与繁华，默默无闻地陪伴苏轼度过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所以，这封信不可能是王弗和王润之写的。
或许，有人说苏轼不是还有个侍妾王朝云嘛，或许是王朝云写的啊。但仔细分析下，就会感觉不可能。
仔细查阅下苏轼的年谱，王朝云是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还在杭州通判任上时收养的一名歌姬，时年才十二岁，六年后被苏轼纳为侍妾。所以这封信不可能是王朝云写的。
第三，这封信大概率是苏辙写的。
苏辙小苏轼三岁，兄弟两人自小一起读书，一起玩耍，哥俩关系一直很好。后来两人考中进士后同朝为官，患难与共。苏辙说哥哥“扶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认为弟弟“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甚至说弟弟的文章胜过自己，“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
兄弟俩的感情好到什么程度呢？《宋史·苏辙传》记载：“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因为出仕后聚少离多，所以兄弟俩常常是鸿雁传书，几十年间，从未间断。苏轼几乎每到一个任所就给弟弟寄信赠诗，据不完全统计，仅以“子由”为题的诗词，诸如《示子由》《别子由》《和子由诗》等，就超过100首，就连我们熟知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开头就写到：“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封信是苏辙写给哥哥的。那么，问题又来了，苏辙此时为什么要给哥哥写信呢？
其实，不惟苏轼看不惯王安石的变法，苏辙也不苟同。王安石尽管是大文豪，但他首先是一名政治家，为了推行变法，他对所有反对变法的人都毫不留情，就连他的亲弟弟王安礼也不例外。苏辙生性淳朴无华，不似苏轼那样张扬。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辙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也被贬出京城，任河南陈州推官。苏轼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由京城汴京赴杭州上任时，途径陈州，与苏辙相晤甚欢，这一次苏轼在陈州逗留了七十余日，直到中秋过后才登舟赴杭州上任。到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春天，苏轼到京口游玩接到家书时，兄弟二人已经有半年多时间未见面了，所以这封信大概率是苏辙所写。
由此可见，兄弟二人的感情很深。
……
杨绛先生曾说过：“每个人都会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譬如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它们握手言和。”在杭州任通判的四年，其实还不是苏轼人生中最失意的一段时光，后来，由于“乌台诗案”的影响，苏轼相继被贬至黄州、密州、惠州和儋州，职业生涯最黄金的十二年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然而，正是有家人特别是弟弟苏辙的鼓励和陪伴，苏轼才熬过了生命中最至暗的那段时光，以坦然平和的心态面对贬谪带来的不幸和灾难，并用随缘自适、清新淡泊、清淡从容的心态去化解人世间的艰辛与烦恼，乐此不疲地去寻找生活乐趣，真正体会到了人间韵味，领悟到了人生的底蕴和真相。
家是故土，是血脉，是心中不能割舍的重要部分。一封薄薄的家书，虽只是片言只语，击中的却是内心最柔弱的地方。这首《蝶恋花·京口得乡书》如此，那些电话、手机、微信里的寻常问候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