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电影《海上钢琴师》讲了一个在众人眼中“不存在”的人，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神秘的“透明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这位钢琴师还是一名婴儿时，就被父母抛弃在船舱中，和一堆垃圾扔在一起。所幸他被一名黑人船工捡到，跟着工人们在船上生活。船工还给他取了个滑稽的名字：1900。他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能够跟着海浪的波动弹奏。只要听过他演奏的人，无不赞叹惊奇。
这样一位天才钢琴师，如果能够弹出自己的作品，再出几本专辑，开几场音乐会，那一定能够成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吧。但就像电影所表述的，他终身没有下过船，像一个没有存在过的人。他唯一 一次想下船，是因为遇到了自己喜欢的姑娘。当他看到纽约连绵不绝的摩天大楼，突然又转身退缩了。直到最后，这艘船被炸掉，1900也没有离开。好朋友曾经问他为什么不下船，他只是答道：“当我站在楼梯上望着纽约，我看见了它的繁华，却看不见它的尽头。就像钢琴，有88个琴键组成，它是有限的。我可以用有限的琴键弹出无限的可能。但是陆地太复杂了，光纽约就有数千条街道，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我无法离开这艘船，我能做的，就是在船上完成人生落幕。”
这确实很难理解。一位天才，只是因为一些复杂的东西，而放弃了让自己闪耀的机会。但仔细想想，这并不奇怪。1900出生在船上，他日常要做的事情就是弹钢琴，这个环境单纯而友善。而船下的世界太复杂了。这种复杂性足以摧毁他对生活的认知。
当然，1900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可他面临的困难却很真实。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许多复杂的人和事，留下很多“毁三观”的经历。不同的是，真实世界的我们，往往无法拒绝这种复杂，也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那些复杂问题。这些问题总让人无从下手，觉得气馁，甚至无奈放弃。事实上，复杂性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甚至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让人类陷入僵局，甚至灭绝消失。
一本《守夜人的钟声》唤起人们对复杂性的警惕，告诉我们如何解决——— 这是一本用生物视角看社会问题的“奇书。“ 作者丽贝卡·科斯塔(Rebecca D. Costa) 是一位学者，更是一名社会生物学家。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社会学就是社会学，生物学就是生物学，两者泾渭分明。可是社会生物学家的观点就在于，动物的社会行为其实也有生物方面的原因。在做学者之前，她曾经是一名职场精英，然而她却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管自己怎样努力，获得多大成就，问题总是层出不穷。换言之，她生存的环境也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性也让她觉得力不从心，开始不断思考：为什么人的生活，乃至人类社会，都被这种“复杂性”问题所笼罩，以至于每个人都疲于奔命呢？科斯塔认为，现在人类面对的诸多大灾难，比如气候变化、环境破坏、宗教文明冲突、恐怖主义等等，并不是我们困境的起因，而是结果。我们需要运用知识和理性，诚实的将自己视为一个物种。我们也需要理解日益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并且找到出路。在这本书中，作者运用大量的真实案例，列举了许多严谨的科学数据，来证明她的论点并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有着充分的推理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不断体验到自己的思维模式被冲击瓦解的过程，清晰的看到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困境，并且开始试着去为它寻找出路，这将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灵冒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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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
那么，究竟什么复杂性呢？其实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人只要生存发展，总会碰到许多不同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一个接一个，越来越难，无休无止。这种不断出现难题的困境，就可以理解为复杂性。这么说或许有些抽象，可以通过一个故事理解。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王者叫西西弗斯，他十分睿智，又特别疼惜自己的人民。可那个时候，人类世界的生存环境实在太糟。干旱、疾病、战争，还有数不尽的野兽，时时刻刻都在夺去生命。西西弗斯作为王者感到无比痛苦。直到有一次，西西弗斯帮助河神，在西西里国找到了被天神宙斯掳走的河神的女儿，因此得到了一条四季如春的河流，解决了国内干旱的问题。然而，此事惹恼了宙斯，派死神来抓捕西西弗斯。西西弗斯想到每天受苦的臣民们，如果自己死去，恐怕他们将无以为继，国家早晚会灭亡。于是他想了个法子，把死神给绑架了。死神不“工作”了，人们也不用担心死亡了。从那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死去，人们过得十分快乐。可是，西西弗斯的“逆天”行为惹恼了众神，他被打入冥界。众神惩罚他在一条河边推动巨石，当巨石沿着河流到达山顶，西西弗斯就可以往生，回到人间。可实际上，上山的路非常陡，每当西西弗斯快到达山顶，巨石就会滚落。也就是说，推动巨石就是个死循环，西西弗斯永远无法回到人间，而他的臣民，注定要经受磨难。这看似惩罚，实际上是诸神无尽的诅咒。
西西弗斯的问题，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复杂困境。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却始终无法解决，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遇到。一个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那就是：人类面对的重要问题，大多数都没有完全解决。相反，这些问题反而随着历史进程，变得愈加复杂，给我们造成更多困境。
再举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例子，那就是理财。五六十年代，根本就没什么财产需要打理。大部分的人，能把饭吃饱就很不错了。可到了七八十年代，人们就多多少少有些财产了，也出现了存钱的意识。90年代往后呢，股票、债券、保险“轮番上阵”，后边还出现了信用卡、贷款、基金各种理财产品。很多人在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不炒点股票、买点基金，就跟周围人少了很多共同语言，分分钟就要要被时代抛弃。不妨回过头来问问自己，这么多人盯着变化无常的股市，背着沉重的贷款，盘算着信用卡的还款日，我们理财的问题解决了吗？每天还要花费大量时间，显然，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而理财这件事唯一的变化可能就是：人们产生了理财意识，理财变得更复杂了。许多人觉得看不懂、跟不上，为此更加恐慌和焦虑。这就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没有解决，反而耗费人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一个涉及全人类的“大问题”：环保问题。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群全球顶级智囊就聚在一起，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叫作《增长的极限》。这个报告一经发表，就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过去几十年，人类的高速发展已经让环境透支，如果不加节制，便会出现粮食短缺、资源耗竭、人口爆炸等大灾难。到了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几十年。之前的环境问题只是得到缓解，却没有根治，反而更加复杂。2019年夏天，有一位名叫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16岁女孩儿因为环保问题成了西方媒体的焦点。她在联合国发表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演说。在会上公开斥责了世界各国领导人，讽刺他们为了经济增长，不顾生态环境，沉迷在“经济发展的童话”中，却没有意识到子孙万代的“大灭绝”。一时间，这位16岁的纯洁少女成了各路媒体竞相追捧的“环保斗士”，成为西方“政治正确”的代名词。她要求全球各国政府在10年之内，彻底实现零排放，立即取缔燃油车，禁止飞机飞行，全人类都改吃素。想象一下，绝对的“零排放”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人类要放弃绝大部分工业时代的发展成果，回归原始生活。显然这绝难实现。
说到这里，不难发现，环保问题看似简单，但随着社会发展，已然演变成一个极度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是关系得到生态，更牵涉到经济增长、国家政策以及社会影响的方方面面，我们始终无法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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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帝国文明的崩溃
大约1000年前，在750—850年间的某个时候，玛雅人突然消失了。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玛雅社会彻底崩溃，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个角度给出了答案。有人认为是干旱，有人认为是疾病，这些解释或许都有其道理。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玛雅人所遭遇的问题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他们大脑所能处理的限度。所有因素一起作用，最终造成了文明灭亡的结果，它们往往是相伴发生的。而在这些问题共同发生的背后，有一个总的原因，这就是复杂性。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恶果，是因为人类的进化程度还不够，还不能应付那些复杂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人们对这些复杂的问题存在认知门槛。也就是说，人们在承受复杂性的灾难，却没有感受到复杂性的危害。而要突破这种认知门槛，解决复杂性问题，这就需要人们拿出进化过程中的“最强武器”。人类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无法跟上环境发展的速度。它被称为认知门槛。
我们的大脑功能的进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现实世界的变化却如此迅疾。近200年来整个世界可谓是翻天覆地，我们有了火车飞机，有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和暴增的人口、经济危机、物种大批灭绝，这些问题都是在以前几千年的人类生活中都不曾有过的。它们的复杂性正在呈现指数级上涨，而我们大脑无法处理这么多的信息，就这样，遭遇到了认知门槛，也就是僵局。
今天的社会，我们有更强的能力，来处理像如今世界上的各种复杂问题吗？在问题产生的早期，我们会倾向于用理性方法解决，但当问题复杂到一个程度，我们就遭遇到了大脑的极限，遭遇到了认知门槛，这时我们就更倾向于把问题变的片面化、简单化、或者干脆逃避问题，用脑中固执的老观念来面对问题，直至最终崩溃。这几乎是所有古老帝国崩溃的轨迹，其实也是很多人生活崩溃的轨迹。
如何在复杂问题不断升级的情况中找出一条生路？当我们遇到认知门槛时，会倾向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呢？
作者认为首先人们选择把问题变得简单化，试图用固有方式和迷信来解决问题。身处这个时代，我们如同游泳者陷入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等大范围的复杂危机中。他们反复困扰我们，我们却想不出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时我们就会倾向于用信仰来代替知识和事实。这里的信仰，不是指宗教，而是一种固执的信念，每个人都有信念，不然我们根本无法生活，即使是过马路这件简单小事：交通灯变绿了，我们必须相信司机会遵守信号指示，停车让我们通过；没有信念，我们必须质疑每个假设和行动，而这会引起巨大的功能障碍；如果不相信厨房的水龙头会有水出来，我们不会把它打开；如果不相信自己下星期健康着，我们不会预约看牙医……按照这个思维方式，人类的信仰并不仅限于宗教。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信仰，来帮助我们在每天的分分秒秒里发挥功能。
问题在于，我们不仅需要信仰，也需要知识，获取知识是个艰难的过程。当生活的复杂性逐渐升级，我们必须理解分析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头脑需要获取的知识量也变得十分庞大，这令人望而生畏。我们开始倾向于把问题变得简单化，企图用简单的信念来化解复杂问题，我们更倾向于接受那些未经证实的观点，并逐渐放弃对知识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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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突破常规的求生之路
一个真实的故事，在1949年8月，蒙大拿的森林发生大火，一名叫瓦格·道奇的消防员带领16名队员空降去灭火，结果遇到危险状况，大火切断了通往河边的唯一出路，并以每分钟210米的速度扑向人们，队员们只好转头四散奔跑。但道奇意识到大火已经距离自己不到50米了，这样跑下去的结果必然会被大火追上然后烧死，这一刻他灵机乍现，决定跑向大火的方向，边跑边点燃自己手中的柴火。他用手中的火点燃附近的草，招呼附近队员一起蹲在燃烧的火焰圈中，用湿手帕捂住口鼻，等待火海从他们头上经过。那天的大火吞噬了13名消防队员的生命，只有道奇和他身边的两个队员奇迹般的生还。他后来在采访中表示，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想出这个方法，就是突然冒出在脑子里的，当火焰扑过来的时候，他非常肯定这个办法能行，他丝毫没有犹豫，没去考虑风险，他确信自己发现了一条生路。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人想到可以在森林火灾中，给自己烧出一个安全区域。
他的传奇故事迅速传开，从此烧出安全区域也被成为“火灾避难所”的方法被全世界消防队采用，成为标准的消防员培训内容。后来这一方法挽救了无数消防员的性命。对消防员来说，道奇的发现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重要，本来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困难，突然有了明确简单的上等解决方案，为了探索未知的领域、先前的规则、经验和知识似乎被暂时搁置在一边。
是什么让道奇突然获得了这样改变消防历史的办法？60年后，神经科学家找到了答案，他们发现我们的大脑通过三种方式解决问题。我们用左脑来进行有组织的结构分析，利用右脑处理隐含数据来攻克难题。今天，我们有证据证明存在第三种前所未知的方式，可称之为“洞见”的认知过程，一种专门解决高度紧迫、复杂和混乱问题的能力。神经科学家经常称洞见为“有了“啊哈”（Aha）时刻。
如果没有洞见，人脑会由于有太多的复杂事物需要认识，而不可避免地要达到认知门槛。然后我们开始捕风捉影，并将这些线索联系起来，最后得出一个毫无意义的模式。一旦左右脑的处理能力陷入僵局，就意味着我们遭遇了认知门槛。
心理学教授约翰·库尼奥斯博士和西北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荣比曼博士，运用核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技术，观察洞见在人脑中究竟是如何作用的。他们发现：洞见是可识别且可复制的认知过程。当我们面对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时，有证据表明，我们首先试图利用我们熟悉的占主导地位的左右脑策略。当这些策略不奏效时，我们有时会依靠洞见来解决问题。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自然而然地能够“看到之前我们忽视的联系”。换句话说，洞见和大脑解决常见问题一样：是一种闪电般迅速、容纳一切、非常强大的，且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认知过程。
4.
迷信是怎样阻碍我们认知真相的？
《自私的基因》里说到，人类参与生存竞争的，不只是生物遗传，其实作为“信息单位”的文化基因也为了生存而竞争。“文化基因”也会通过异变、突变和遗传。从一个人类机体向另一个人类机体转移。而有些文化基因特别强大，我们就称之为“超级文化基因”。
超级文化基因，也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或者是迷信，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或行为。它可以影响到我们所有的思想和行为。强大的超级文化基因会变成阻碍发展的障碍，比如人们曾经坚定不移的认为大地是平的，完全相信太阳围着地球旋转等等……一旦超级文化基因掌权，它就使得人们很难再接受别的东西，就算出现反面证据。为什么会这样呢？
超级文化基因，其实是对不断加剧的复杂性的反应，它的作用是重建秩序和意义，所以当我们被复杂问题困扰的时候，超级文化基因就似乎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出路。当获取知识变的非常困难的时候，迷信就会战胜知识，随着我们获取知识的能力日益下降，我们获取信仰的脆弱心理日益增强。比如：公元三世纪亚历山大在陆地上横扫之后，由于没有及时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希腊便陷入了混乱。希腊哲人的理智根本解决不了这种混乱。身处的时代不同，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也会不同。混乱的时代里，改革者们在其中看不到未来，知道理想绝不可能实现，于是变得绝望。最后只能将精力转移到一些宗教和迷信之上，期待着产生奇迹。
超级文化基因，像病毒一样蔓延，因为顺从大众的意见，比自己做决定要容易得多了。比如：纳粹德国，卢旺达大屠杀等等，都是相信集体决策的后果。相信集体决策，可能是一种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自然本能。人们作为一个统一集体采取行动，比单独行动更能增加生存机会。
无论对于国家，民族，集体，或个人来说，多样性就等于增加我们选择的灵活性和生存的能力。多样性的文化基因，能够保证一种文明持续成功，社会中能够选择的观点技术和信仰越多，社会就越可能高效的应对环境的突发性。但多样性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多样性程度越高，复杂性也就越大，所以人们就试图采用超级文化基因，来消除这种复杂性。
超级文化基因抑制多样性，就好比麦当劳、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连锁会排挤小生意一样，它们将选择同质化和简化，连锁店让我们的吃穿统一化，超级文化基因则统一我们的所知，所信和行动方式，它成为了其它文化的过滤器，只有符合它，顺应它的，才能存留下来。
那么，如果复杂性引起超级文化基因，超级文化基因引起单一性，单一性引起灭亡，我们怎么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其实，超级文化基因是人造的，人为强加和人为维持的，它是可以预防和消除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运用意识，意识到超级文化基因是无处不在的，能够察觉到它的存在，它对你就不起作用了，这样的人在生活中会越来越占优势，尤其是可以避免自己被操纵或被利用，就能更加游刃有余的应付周围日益微妙的操纵；第二个消除的方式就是激进的变革，比如互联网的出现，就打破了信息封锁，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人们怎么思考，如何生活，从而反思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之下，是如何被操纵控制的；第三个消除它的方法，是推翻其发展的最初理由。超级文化基因的出现，是因为遭遇到了认知门槛，但是当我们发展出新的认知能力，比如洞见，就可以对付复杂性了。洞见可以消除我们对超级文化基因的需要，从而防止它带来的危险。
应该认识到，解决我们危险的洞见其实很多时候已经存在，比如技术、想法、理论、实验、创新等等，但超级文化基因却在阻碍我们。它们形成了强大的非理性阻碍，挡在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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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因什么是果？真的分清吗?
人们所熟知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他对理念说的批评以及他自己的共相学说。他反对理念说，并提出了许多论据。他的意思很明确，当个体共享一个谓语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些个体之间有关系，而是因为这些个体都与某种理想中的事物有关系。这一点虽然得到明确，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说清楚，这也导致了后来无谓的争论。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他的学说是将柏拉图学说与常识感掺到了一块。这两者本身是很难融合的；亚里士多德的共相论，他认为，“共相”的意思就是可以用于描述许多个主体的东西，不能被这样描述的就是“个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共相名词与实体名词是不可能转换的，因为实体都是特指的，共相是共同的，两者没有交集。 在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的哲学家那里，他们只看到专名词和形容词也就是共相，而忽略了关系字。如果将现实语法改造成哲学语言，那样就不会有矛盾了，不过那样问题也就变了。
超级文化基因另一个因素，叫做“假关联”。就是看似很有逻辑，很有关系的两件事，其实可能毫无关系，并不能互为因果。比如上面的例子。假关联，通常由三种图省事的做法导致：一是用关联代替原因，二是利用逆向论证来曲解证据，三是依靠共识来确立基本事实。这三种做法一旦联手，其强大力量甚至可以让错误穿上合理科学的外衣，当太多信息以飞快的速度不断涌向我们，假关联会使我们无法从猜想、看法、理论和真关联中分离出基本的事实。而我们也根本没有时间去核实每一个判断。
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中，到处都迫切地希望看到短期成效，过去寻找真正原因的高标准慢慢受到侵蚀。假关联之所以如此流行，原因不难理解：随便观察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比证明某个事件是引起另一个事件的原因，其付出的努力要小得多。所以，随着世界变得日益复杂，找出问题的真正原因就愈加困难，我们索性开始降低论证的标准，这也是应对复杂性的自然反应。假关联使我们很难分辨事实和虚构、因果关系和简单关联。这进而使个人、家庭、学校、领导人和国家更加困惑，更加难于做出负责任的行为。我们越是依赖假关联，越是降低我们对证据的标准，非理性信仰和行为就越是肆虐横行。这一向都是所有伟大文明的历史模式，即使是21世纪的我们也不能幸免。
“假关联”，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无处不在，我们总是错误的把没有关系的事当成有因果联系的，因此我们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总是扑错重点。如果一个社会，总是快速的用假关联代替因果关系，那么其所制定的计划，针对的只是各种症状，而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症结。短期看来，症状也许有所改善，表面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之后等问题再次出现时，后果往往会更加严重。长此以往，最终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并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修正。引用一句格林斯潘的话：“先生们，你们都有权持有各自的观点，但是你们没有权利拥有各自的事实。”
6
当我们反对时，我们反对什么？
“我反对”！是一个在现代社会很容易被喊出来的口号。从政治到哲学，从抽象思考到具体事情，只要你有一个观点，就必定有反对你的声音。只有环境中的不同声音和意见越来越多，我们才能有更多观察和思考的角度。但前提是，我们所有的反对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吗？
怎样的反对是有价值的？本书作者认为，在反对的同时，能够给出更好更有价值的代替，才是理性的反对。人们变的很容易谈论某件事情是错误的、不准确的、不合适的、不公正的、没有吸引力和不切实际的。但实际上我们真的反对吗？比如，我们积极的反对汽油涨价；每个人都反对高税收，然而我们也希望享受免费医疗，优质公路，社会安定并有完备的警力和消防保障；我们反对向没有资产的人发放抵押贷款，但是我们也想使房屋售价持续走高，不动产增值；公司想要在全球市场中占领更大份额，但它们又不想降低价格或牺牲短期利润来实现这个目标；退休人员想从投资组合中获得更多回报，但是他们不想承担更大的风险或缴纳收益税……
我们不想要，不同意或不喜欢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很容易掩盖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当我们越来越善于描述自己反对什么，而不是倡导什么的时候，这说明“反对”已经成为了一种超级文化基因。“非理性反对”是指对理性解决方案的拒绝、批评、压迫、忽视、歪曲、排斥、争吵以及抵制，成了可接受的准则。在人类历史上，反对可以促进变革，但也可以是阻碍进步的可怕而强大的障碍。结果常常变成僵持：没有解决，没有行动，也没有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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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我们作茧自缚，画地为牢？
举个例子：哥白尼的学说间接证明了柏拉图学说在天文方面的假设是正确的。不过，后来开普勒发现行星的运行轨迹是椭圆的，而不是正圆；再后来牛顿发现这种椭圆也不是正规的椭圆。至此，柏拉图学说关于行星运行轨迹是圆形的假说彻底破灭。这件事情给我们以启示：一个假说，只要它能推动人们对一件事物的认识，无论事后被证明有多荒谬，它都是有用的；但是推动人们对这件事物的认识之后，这个假说便成为了这件事物继续前进的阻碍。
人们往往看不到事情的全局，尤其当我们一直紧抓着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不放时。也许刚开始我们并不能理解DNA双螺旋会和进化扯上什么关系，也许我们想不明白宗教教义如何能与进化原则兼容，也许人们看不到物理学与心理学、心理学与地质学，以及地质学与动物学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正如沃森和威尔逊在数十年争论之后发现的，那并不意味着谁对谁错。而只是说明，我们没有发现在更大、更广阔的系统中，它们是可以合作的。有时是由于我们自己目光短浅，但也常常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还不能将那些复杂的联系进行关联。毕竟，我们的理解力具有生物和认知局限性。有时候仅仅是这个全局太大了，我们预见不到。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筒仓式思维可能只不过是出于为了提高我们的生存机会而捍卫“地盘”的非理性本能，心理学家艾丹·萨蒙斯（Aidan Sammons）这样归纳筒仓的运作方式：“为了将秩序和可预测性，强加于一个不可预测的复杂世界，我们对世界进行简化，割裂化，仿佛世界只有那么一点。”
筒仓式思维，阻止我们用所有已知的物理、音乐、化学、工程、经济学和生物学原则协调起来解释自然现象。在作者看来，必须拆除几个世纪以来阻挡知识的障碍，人类才能进步。如果我们想在当代的重大问题上取得巨大进步，我们绝不能只关注自己的领域，而要更愿意用新的方法重组我们的能力，以便进行不寻常的关联性的想象。总而言之，故步自封死路一条。只有合作，允许别人存在，自己才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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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复杂性
那么到底要如何降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从而解决这些问题呢，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复杂性来自于人类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矛盾。因此，我们也可以从这两方面入手，解决问题。
生物方面的解决办法。尽管人类进化的速度非常慢，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但人类却有一个器官，其成长和进化速度，远远超过身体其他部分。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脑”，这就是前面提过的“最强武器”。有研究显示，人的大脑有150亿个记忆单元，也就是神经元。我们平常所接触到的信息，就储存在这150亿个神经元中。如果经过充分的开发和训练，人脑的潜力将远远超出身体其他部分。换句话说，从大脑出发来解决问题，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并不注意脑力的开发和保护。盲目地追求复杂的工具来解决问题，其结果往往让问题更加复杂，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如果要高效运用大脑这个“最强武器”，就必须注意大脑的保健和训练，提升灵敏性和反应速度。无论年龄大小、教育程度高低，如果我们不断挑战大脑，大脑就会变得更灵活、更敏捷、更善于学习，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也更强。
从社会这个方面，面对复杂性问题两个策略，一个用于短期缓解问题，一个用于长久解决问题，两者相辅相成。在短期内，我们的策略叫做平行渐进。平行渐进，就是多管齐下，学会用不同方法综合解决复杂问题。因此，平行渐进其实就有点像风险投资，为一个问题找到不同的解决方案，再给各个方案分配资源，一起推进，最终解决问题。如果其中一两个出问题，用不了了，我们还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可以用；长期策略，那就是发展“洞见”，它其实是指我们解决问题的创新方法。当然，这种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长期的积累和坚持，比如积极地学习新东西等。
《守夜人的钟声》聊了一个关于全人类的“大问题”，这就是人类在进化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复杂困境，人类的社会负面现象将越来越多，甚至积重难返，导致文明消亡。其实，当一个文明面临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时，能否继续发展，取决于这个文明愿意承受多少毫无结果的努力和资源浪费。换言之，问题越是复杂，我们的预期就应该越低。我们必须像风险投资家那样承受浪费的风险，才能保持前进。
个人阅读这本书的感受是，就好像被提升到万米高空之上，能够从一个全景俯瞰的视角，去观察我们人类的整体面貌。从古时的玛雅帝国，高棉帝国的衰落，一路看到如今，整个地球上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就像一片生长了许多睡莲的荷花池，而这些荷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翻倍生长。
到底何时，这个蓝色的星球会被填满？填满之后，各种问题的复杂程度将会怎样加剧的困扰我们？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吗？我们最主要的武器是什么，我们又为什么总是不能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这些问题，是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都应该去思考的。作者用“超级文化基因”的角度解释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超级文化基因，是我们这个世界真正的掌控者，它是一种思维编辑器，牢牢的占据在许多人的脑海中，以至于我们无论接收到任何信息，都会首先被它所筛选，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那种方式去思考。
换言之，其实我们都带着一副不自知的有色眼镜，作者为我们一 一解析了，它们都是由什么构成的。即：“非理性反对”，“超级文化基因，就是“指责个人”，超级文化基因的“假关联”，超级文化基因之筒仓式思维，超级文化基因之“极端经济学”。
这五个超级文化基因，让我们的世界陷在重重麻烦之中，却无法脱身。只有超越这一切陈规陋习之上，开发自大脑最深处潜力的“洞见”。“洞见”就是创新，就是敢于去尝试前人没有试验过的方法，人类社会从来都是依赖着一个个伟大的洞见前进的。无论是砸中牛顿的苹果，还是在大火灾中想到迎火而上的消防员，他们都用自己无以伦比的勇气和灵光一现的智慧，把人们从某个困境中解救出来，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洞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