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炒米的记忆
●葛宗芳（安徽）
闲时翻阅汪曾祺的散文《家乡的食物》，读到“炒米与焦屑”时，顿觉口舌生津，一股炒米的香气似乎在空气中慢慢氤氲，脑海中渐渐浮现出那一幕幕难忘的生活场景。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饥荒的魔影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乡亲们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了，不过也仅仅如此而已。炒米，是那时人们熟知的食物，因其制作过程讲究，加之味美，经得住消化，故而显得珍稀。岁月碾过数十个年轮，炒米的制作痕迹却一直历历在目。
炒米需用糯米制成，并且要在严寒的冬季进行。这个时节，正是农闲时分，母亲因此可以放下手中的农活，花上大量的时间来忙活。记忆中，每年一入冬，几乎每家每户就开始酝酿制作炒米了。
冬天的太阳公公没有起床，我更是还在睡梦中，母亲就已经将泡了一天一夜的糯米洗净，倒入竹制的圆柱形蒸笼里，在灶堂里架上干柴，用大火蒸煮。天亮时分，一股浓浓的糯米饭的香味，将我从美梦中唤醒。此刻，母亲会给我们姐弟各留一小碗糯米饭当早餐，自己却一口也舍不得吃。
母亲把蒸笼里的糯米饭倒在一个大圆匾中，均匀地摊开，置于屋内阴冷处，待其全部冻成一块一块的冰米坨子，再用棒槌轻轻敲打，慢慢揉开。这时候，糯米饭便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阴米（阴干的米饭）。这些阴米要晒上好几个冬日的大暖阳，待其完全收水后，变得干干的、硬硬的，才可以装袋收藏、备用。
阴米在大铁锅里炒熟，即为炒米。一般有两种主要的吃法：第一种是做炒米糖。春节临近，父亲会取出家里的一大半阴米，用黑乎乎的细砂大火翻炒（因为与黑细砂一起，受热均匀，不会炒糊），然后筛下细砂，把干净的炒米与山芋熬成的糖稀，搅拌在一起，倒入一个方形的木框内压平，再用圆圆的木质滚筒来回反复擀压。等到冷却成型时，卸下木框，用菜刀切成大小均匀的方片，这就成了香甜香甜的炒米糖了。这糖金黄油亮的，吃起来清脆爽口，甜而不腻，就是在美食极其丰富的今天，它也能在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
那时，会制作炒米糖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家一般都是请专门的师傅上门制作。可我父亲不知何时习得了制糖本领，每年都是亲手操刀，我们因此也吃得格外香甜。那可是我们这些馋猴们期待了一年的美食。炒米糖除了春节期间用来招待客人，也是孩子们最高档的零食。但是大人们并不允许我们吃得痛快，嘴上说是怕甜食伤了牙齿，实际是打算细水长流。因此，父亲总是把那些能勾引馋虫的炒米糖，用塑料口袋扎紧，悬挂在高高的房梁上。他可能不知道，就是那吊在高处的诱惑，牵引着小小年纪的我们，在饥肠辘辘之时，不知花费多少心思，用了多少智慧，才能稍稍满足一下味蕾的期待。那时，也是我们姐弟合作共赢的最佳时机。有时，我还会痴痴地想：要是能在口袋里揣满炒米糖，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那该多幸福啊！
炒米的另一种吃法是直接用开水冲泡。将大半碗炒米里注入刚烧开的沸水，添加适量精制食盐和香喷喷的猪油，待到炒米由硬变软即可食用，耗时仅需三五分钟。这是一种速食法，在家人忙得顾不上烧饭做菜的时候，我们可以爽快地一饱口福。有时候母亲开恩，会在泡炒米的碗里点缀两瓣煮熟的鸡蛋，再撒上绿油油的葱花，那色香味俱全的鸡蛋泡炒米便成了我们眼里最奢侈的美食。在那个清贫的年代，一日三餐，总是永久不变的稀饭、干饭轮流转。这自家制作的美食，属于调剂食物，我们享用的机会是极少的。
母亲惯常用炒米来褒奖家里的重劳力——父亲。在夜短昼长的日子里，父亲每日起早贪黑地在农田里为家人谋生活。那种苦和累，我至今想起来，还时常忍不住泪湿眼眶。黑瘦矮小的父亲，每日不知疲倦地辛勤耕作，已经十来岁的我，真担心，要是有一天，他累垮了，我们一家人该怎么办啊！喝水都能长肉的母亲，身材高大健硕，更是从不吝惜自己的力气，同样的苦和累。她从不在乎自己，但对父亲却是极心疼。收种交替的午季，地里农活叠加，更是苦不堪言。母亲经常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泡上一大搪瓷缸子的炒米，里面藏着两个圆滚滚、白花花的鸡蛋，派我送给在田间劳作的父亲。
我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母亲这份沉甸甸的心意，不敢大步行走，生怕漏下一点一滴的汤汁。一路上，闻着沁入心脾的炒米香气，感到很享受。这时的我，不知为什么，一点馋劲也没有了，只盼着，能快点把这人间美味送到父亲的手中，好让他补充足够的体力。父亲每次接过搪瓷缸子总让我先吃几口，我假装吃饱喝足的模样，一次又一次骗过了父亲累得疲惫的双眼。
时过境迁，父亲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带着全家人熬过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岁月，终于把我们送出了农门。我们姐弟在杏坛耕耘多年后，终于有能力把父母也接到了城里。现在，吃穿用度早已超过了当年数十倍，但父母那饱经沧桑、布满沟壑的脸庞时常警醒我——有些事情是不能忘却的，就像这有关炒米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