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钱老讲史学，娓娓道来又大气磅礴，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热爱与自豪跃然纸面，并对当时盲目追求西方新潮流，鄙薄自己历史的普遍风气痛惜不已。此书源于先生1952年在台湾时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系列演讲，成书于1955年，是在讲中国历史政治制度，更是在讲一部中国历史政治制度承载的中华文明史，也是钱穆先生在论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论。大师之大，《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可谓微言大义，气势如虹，如数家珍般将生涩的历史讲得深入浅出，让人感受文明的大气与历史的鲜活
1、“历史意见”：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评说
首先，关于“历史意见”。在前言中，钱老就提出“历史意见”这一论述，其要义是我们不能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历史制度的先进性及其价值。如我们不能单凭现在的“时代意见”就认为从有历史以来就不该有一个皇帝，就像“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前言P5）他指出,“历史是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书P181，总论）对此，举出钱老对两例历史政治制度的评说。
一是关于“独裁”与束权制度
“皇权独裁”是许多人对中国历史政治的一个刻板印象。但钱老指出一般认为的自秦汉以来中国历来是“皇权专制”甚至是“独裁”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皇权，与相权为代表的政府之间的相互制约与“斗争”是探索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重要线索，而建立“管束皇帝的制度”始终是贯穿“中国制度史的一个大问题”。其中“三省六部制”的政府结构、对皇帝诏书提反对意见直至打回的“涂归”制度（书第二讲，唐代）、“谏官”制度（第三讲，宋代）等等都是对皇权的制约，是执政不独裁于皇帝而理性有序运行的制度保障。先生批评动辄讲中国历史“专制黑暗”的不求甚解者。当然，钱老也指出，自明废宰相制度以降，讲中国专制，讲皇帝独裁政府，这样“用来讲明清两代也是可以的”。（书P104，第四讲，明代）
二是关于“封建制度”与考举制度
对于中国两千年多年“封建”历史的认识，钱老也予以批判。他指出自汉武帝打破贵族团体垄断官僚集团，开始实行面向民间的选举制度（举贤良、举孝廉等）始，中国就不再是“贵族政府”（而这一制度在“西方直到近代还见此制”，P13,第一讲，汉代），中国不再推崇“封建贵族”，而是塑造了“书生贵族”。（书P35）。钱老指出，“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书P40，第一讲，汉代）而是一种“贤人政治”或“君子”政治，国人当时的思维，“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所以国家的选举权往往并不直接托付给社会一般民众，而是交给地方长官行使。而所谓“贤者”一则有相当严格之标准，二则须有一定的区域与人群的代表性。当然，隋唐开始科举制后，从民间各阶层学子中选拔政治人才掌管国家更是制度化和常规化。从汉代分区定额的“举贤良”、“举孝廉”及按人口比例的考试制度，到隋唐以降成熟的科举制度，使得“中国政府，始终是代表着全国性的，全国各地域人民都有跑进政府之希望”。（书P33，第一讲，汉代）从历史来讲，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打通了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P5前言）
2、源自历史与共同讨论的“中国意见”
个人认为，基于对自身历史进行评述的“历史意见”发展而来的，是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的“中国意见”。
钱老指出，历史是活的生命，我们的当下正是历史生命的延续及其一部分，而学习历史正是把握我们的当前与未来。这是“历史使人明智”的最好诠释。钱老感叹当时国人（此书所编录的钱穆先生的演讲发生在1952年的台湾）盲目追随西方而不能真正了解与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与文明，“若说今天中国人不行，那只因为今天我们是中国民族的不肖子孙，不能像我们的祖宗，不能如我们历史上的中国人。万不该翻过脸来骂祖宗，说中国人从来不长进，是顽固，是落后。”（摘自钱老另一书《中国史学发微》）真正的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才能更好的回答到何处去的问题，形成自我发展的“中国道路”，发声出与世界对话的“中国意见”。李世默曾就当今中国的“贤（能）人政治”与西方“政权合法性”话语下的选举政治做过一个精彩的比较，用“普世”的语言与思维方式向世界发表“中国意见”，我们太需要这样的讲述（当然仅仅这样个体的讲述又远远不够）。同时，“中国意见”的形成，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官民互动的结果，是不同群体间讨论的协商的结果。一厢情愿的“抄党章”，将不以意志为转移的成为“高级黑”与“猪队友”。
3、与“普世价值”对话的“中国意见”
回到自己的历史，在把握瞬息变革的时代进程时，从自身传承的文明里寻找精华与养料，由此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以及道路自信，是一个重大而深远的课题要建立能与西方，主要是近现代西方国家成熟已久的理论话语体系进行对话、论辩的理论话语体系，是一项艰巨、又具有重大意义的浩大工程，路仍漫漫修远。以当前倍受关注的台湾问题为例，当很多人津津乐道于武力牌与经济牌的时候，对岸俨然打出了“价值”牌。民进党以台湾人是“民主人”、“自由人”自居的时候，乃至小马哥“真诚”的发问“为什么一国不一制”时候，我们应该大可不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何回应在中华文明里嫁接出的“普世”价值，是大陆乃至中华文明所面临的亘古未遇的课题，当政者以及每一个深切关心我中华民族文明者，都值得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或可归于，作为我们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平等、民主”，与西方自十四、五世纪启蒙以降几百年来“自由”、“平等”、“民主”的“普世价值”如何对话与论辩？其结论应当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坚持的价值与理想里哪些其实是真正普世的，而不仅仅是所谓“普世价值”的背书。长久以来，不论是“中体西用”，还是“批判吸收”，都是以真正的对话为前提的，而对话又是以建立完善“中国意见”的话语体系为前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