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海明威说过，“一切蹩脚的作家都喜欢史诗式的写法”。海明威指的是那些写社会小说的作家总是贪大求全，以数量取代质量，事无巨细，都像照相那样拍摄下来搬进小说。这显然不是艺术，因为这种写法容易，篇幅长，铺陈起来没有一个限度。
从他对《老人与海》写法的解释，我们多少能明白他的意思。他说:“《老人与海》本来可以长达一千多页，把村里每个人都写进去，包括他们如何谋生、怎么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其他作家这么写了，写得很出色很好。”这是史诗式写法，而他呢，“我试图把一切不必要向读者传达的东西删去……这件事做起来很难，我一直十分努力在做”
《丧钟为谁而鸣》从描写重大历史事件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史诗的性质。而海明威是如何避开“蹩脚”史诗这些毛病的呢?说来简单，他只是遵循小说艺术的一般规律:由小见大，以少喻全。比如对主人公乔丹的描写，就不像狄更斯，从主人公呱呱坠地写起，也没有写他怎么出生、受教育等等。一开篇，人物就出场了:“他匍匐在树林里褐色的、积着一层松针的地上，交叉的手臂支着下颚。”至于主人公的家庭、父辈等情况，都通过后来的对话和内心独白等手段介绍出来。这种写法也是现代小说不同于19世纪传统小说的地方。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的作家塞林格通过主人公的嘴所说“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霉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我父母在生我以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的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至于环境描写，海明威一贯采取淡化的写法，非有必要不去描述。
海明威躲开这些传统写法，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集中。小说的圆心是炸桥，围绕炸桥这个圆心，第一圈是山区游击队内部的纠葛，再往外一圈是戈尔兹将军准备发起的进攻及有关的矛盾，最后一个大圆圈是欧洲范围的斗争。从人物来说，中心是乔丹，外围是比拉尔安塞尔莫、玛丽亚、巴勃罗和“聋子”，再往外是戈尔兹将军等纵队领导，然后才是以空中力量为象征的德、意法西斯势力——欧洲大战的阴影。海明威紧紧抓住圆心—乔丹和炸桥，游击队内部对炸桥的不同态度，戈尔兹将军的困境，政府的官僚习气以及盘旋在空中的三三编队的外国轰炸机，都是以此为圆心的同心圆的长短不等的半径
炸桥是否成功与乔丹的命运如何这两个悬念是合二为一的，是作者描写的重心，也是读者关心的焦点。
《愤怒的葡萄》
现代史诗不再描写神和英雄的传说，它们要么写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如多斯·珀索斯的《美国》三都曲(1930-1936)，要么写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如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1939)。多斯·珀索斯为了反映本世纪初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写了十二个人物，其中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人公。这种“群体形象”写法形成多中心的结构。就小说的主题思想需要来说，这种结构可以一试它描述了从资本家—工会干部一自由职业者—流浪工人等众多类型的人物，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生活。但这种结构是不是理想的呢?是不是为了一个方面的社会面貌，要多加一个人物形象，而这些形象之间又缺乏内在的联系呢?看来这只是一种实验，还需要更多的实践来证明这种结构的成功程度。《愤怒的葡萄》只写了二三个人物来反映30年代美国的农村经济危机，头绪少些，读者的关注也集中一些。小说基本上按时间顺序的故事发展来写事件，可以说是“编年式结构”，它的缺点是未能使人物的命运与故事的焦点合二为一。《丧钟为谁而鸣》的结构多少有点像《静静的顿河》，它们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命运折射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们都具有悲剧气氛，读者从关心人物的结局出发维持着阅读的兴趣。
《丧钟为谁而鸣》的女主人公像《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样，过于温柔、理想化，没有个性、没有头脑，好像海明威已经预料到，将来好莱坞拍电影时，这样的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这样的爱情是必不可少的艺术作料。
总的来说，《丧钟为谁为鸣》是成功的，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些缺陷，不足以掩盖它的题材的历史意义。有历史意义的重大题材是文学与历史的契合点，它们能使文学这面镜子映照出历史的面，又使历史在文学中得到艺术的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