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话诸葛

说三道四话诸葛
文\ 孙和平

三国以来，那么多人喜欢把诸葛亮当作智慧的化身、人格的楷模，这是掌握舆论权的统治者根据需要给诸葛亮涂脂抹粉甚至整容的结果。但立场不同的晓林狂士偏要口出狂言，偏要对人们心目中的偶像说三道四，偏要还一个真实的诸葛亮给世人看看——尽管诸葛亮被统治者美化得尽善尽美，但对于民众而言，诸葛亮实在不比一般的统治者好到哪里。晓林狂士如此说话，势必引起诸葛亮的粉丝们的唾骂，可是晓林狂士宁愿被众多的唾沫星子淹没，该说的还是如骨鲠在喉，非说不可。诸葛亮的粉丝们，你想咋喷就咋喷吧。
先说明一下，晓林狂士是民，还带着个“草”字，他绝对不可能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说话。如果你非要顽固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问题不可，那就千万别往下看。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人称卧龙先生（又称伏龙先生），汉末和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他还在诗文、音乐、书法等方面有诸多造诣，称得上千古风流。但晓林狂士就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不挑些出来还死不瞑目。挑来挑去，嗨，诸葛亮的鸡蛋里还真有不少骨头，且不是小节。不信，你就听听晓林狂士的“信口雌黄”。

为国不为民

晓林狂士所说的“国”，朝廷——刘氏集团的蜀汉王朝；晓林狂士所说的“民”，百姓——巴蜀之地的近百万百姓。
于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功莫大焉；于民，诸葛亮劳民伤财，不惟有过，且是大过。
不错，晓林狂士的立场存在问题，他不该站在庶民的立场上来看诸葛亮。用庶民的标准来衡量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确实太过苛刻，但那个时代也有民，尽管称之为“草民”，可“草民”终究不是任人宰割的牛羊，站在“草民”的立场上看看帝王将相也未尝不可。因此，晓林狂士还是要冒历史之大不韪，从“国”和“民 ”两个角度来谈谈历史，挑挑诸葛亮鸡蛋里的骨头。

从“国”的角度来说，为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诸葛亮为蜀汉政权“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使东吴，结盟抗曹，借东吴之力火烧赤壁，使岌岌可危的刘氏集团免遭灭顶之灾；他还或亲冒矢石，或运筹帷幄，辅佐刘备占荆州，取益州，夺汉中，等等，等等。刘备创立蜀汉政权，赢得“三分天下”，诸葛亮确实劳苦功高。刘备曾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真也恰如其分。“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之后，诸葛亮受托孤之重，“夙夜忧叹”。他“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南蛮，安抚夷越，为蜀汉政权创建了一个稳定的后方；他还内治巴蜀，外连东吴，西和诸戎，北伐中原，等等。蜀汉奄有巴蜀，与孙吴、曹魏鼎足而立，诸葛亮居功甚伟，无人能及。建兴十二年（234年），为蜀汉刘氏集团耗尽毕生精力的诸葛亮，终因“食少事烦”，积劳成疾，中年病死军中，享年五十有四。如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孔明，他对于蜀汉王朝，确实无可厚非。后人誉之为“世之良相”，从蜀汉王朝来说，一点都不为过。杜工部“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赞誉，诸葛亮尽管笑纳而不用汗颜。诸葛亮还以榜样的力量言传身教，培育了诸葛家族一门忠烈——长子诸葛瞻、长孙诸葛尚在魏将邓艾偷渡阴平进逼成都时，为保卫蜀汉政权，拒绝诱降而壮烈战死在绵竹。如此这般，于国，确切地说该是于蜀汉刘氏政权，诸葛亮真是无可非议，凭天地良心说话，晓林狂士没有一个字的非议。
但从民的角度考虑，诸葛亮绝对不是什么“世之良相”，而是祸民之相，殃民之相。尽管诸葛亮治蜀确有严法纪、抑豪强、强治安、兴水利、抚百姓等这样那样的可圈可点之处，但他那“六出祁山”之举确实使巴蜀之地田地荒芜，民不聊生。这不是祸民殃民又是什么？
诸葛亮以至多是魏之五分之一的人口和兵力，屡屡兴兵伐魏，试图“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精神着实可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分明是在拿鸡蛋碰石头，不自量力。
这“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给蜀国百姓带来的兵役、徭役到底有多重？我们不妨看看有关记载。据王隐《蜀记》记载：京耀六年（263年），蜀国“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这是蜀汉政权灭亡时的人口状况。诸葛亮在世时的人口状况如何？据《晋书·地理志》记载：章武元年（221年），蜀国“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军队、官吏多少，学识浅陋的晓林狂士无从考证，但诸葛亮连年兴兵北伐，官吏、军队的数量肯定比京耀六年的数量少不了多少。尽管蜀国的实际人口肯定比记载的要多一些，但国家的赋税、徭役、兵役都得由这入了户籍的近百万人来承担，你说这负担该有多重！如此连年征战，巴蜀之民能堪重负吗？这蜀国不田地荒芜、民不聊生还真是有些莫名其妙，也许诸葛亮治蜀的手段真的特别高明，他能够让蜀国百姓靠喝西北风解饿。
有诸葛亮的粉丝说，诸葛亮“六出祁山”是以攻代守的高明策略。不错，诸葛亮确实郑重考虑过这“高明策略”——“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但如此的“高明策略”，最理想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为蜀汉政权赢得多几年的苟延残喘，对蜀国百姓又有何益？作为蜀汉政权宰辅的诸葛亮，他替蜀国百姓想过吗？说没想过绝对是废话，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诸葛亮不可能没有想过，但他最终的选择还是以牺牲蜀国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蜀汉刘氏集团多几年的苟延残喘。好在诸葛亮治蜀能力不差，其它方面的措施也不差，否则蜀国之民早就啸聚山林或揭竿而起了。但诸葛亮连年征战，只是为了那个他所尽忠的蜀汉刘氏集团，只是为了那个“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知遇之恩。蜀国之民从中得到了什么——难堪重负的赋税、兵役和徭役，再加上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尽管要求诸葛亮为蜀国百姓着想实在太过苛刻，但蜀国百姓真不是猪狗牛马。就算是猪狗牛马，现代社会不也提倡善待动物吗？说句非常客观的话，如果诸葛亮有一丝一毫替蜀国百姓考虑，凭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自然条件，保境安民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诸葛亮为什么不作如此选择，很简单，这位蜀国的贤臣终究还是为了蜀汉刘氏集团的那个国和自己的不自量力的梦想！
说来道去，诸葛亮的功过是非，可以简单地以一言蔽之：于蜀汉刘氏集团，诸葛亮不愧是名副其实的贤臣（我没说是良相）；于蜀国百姓，诸葛亮是七折八扣甚至对折都不到的“良相”。
退一步来说吧，看问题、办事情不为民想想，即使在古代，也算不得什么好的政治家。孟子不是早在战国时期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吗？说诸葛亮在北伐这个问题上没考虑过民，这实在是冤枉了他，他曾经也为民考虑过。他在《出师表》中说过“益州疲弊”，在《后出师表》中也说过“民穷兵疲”。他知道蜀国之民早已不堪重负，但他终究还是把民放在了“为轻”的位置上，照样还是“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尽管在当时的形势下，诸葛亮确有这样那样的难言之隐，但他最终的取舍，终究是为国而不为民，不，应该是为国而祸民殃民。如此作为，主张以民为本的晓林狂士无论如何都不敢为诸葛孔明涂脂抹粉，歌功颂德。

推魏延走上“反”路

魏延（？—234年），字文长，汉末和三国时期的杰出将领。《三国志·蜀书·魏延传》称其“善养兵卒，勇猛过人”，且多谋善断，战功卓著，所以给魏延冠之以杰出军事家的称号并不为过。但在《三国演义》中，作者罗贯中为了美化、神化诸葛亮，把魏延写成脑后长“反骨”的卑劣之徒。唉，“莫须有”的千古奇冤让魏文长被砍了脑袋，夷灭三族，还得在漫长的历史中继续被鞭尸扬灰。晓林狂士真不得不替屈死的冤魂魏文长鸣鸣冤，叫叫屈了。
先说说魏延对蜀汉政权的贡献吧：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入川，魏延以部曲身份追随，因骁勇善战，屡建奇功，“迁牙门将军”。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至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倾举国之力与曹操争夺汉中并得以成功。在返回成都之前，他反复权衡，挑选镇守汉中的将领。汉中，就是秦岭之南的汉水谷地，处于巴蜀与关中之间，是蜀汉与曹魏之间的交接地带，可以说是蜀汉政权的北大门，其重要性有甚于与孙吴交接的东大门荆州。众人皆以为汉中太守一职非张飞莫属，哪知刘备最后作出“一军尽惊”的决定——任命魏延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的刘备如此器重魏延，不仅是对魏延才干的肯定，更是对魏延忠诚的肯定。魏延就任汉中太守后，确也没有辜负刘备的厚望，在蜀汉夷陵之战惨败，曹魏大举进犯的危急关头，魏延令“士卒严守各处关隘”，屡屡击退魏军进犯，牢牢保住了汉中这扇蜀汉政权的大门。
建兴八年（230），魏延西进羌中，与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大战于阳溪，“大破之”。请诸位注意，这次魏蜀之战，魏延的对手绝非等闲之辈，而是一等高手中的一等高手，尤其是那个郭淮，是魏国可与司马懿平分秋色的杰出军事家。
在诸葛亮“六出祁山”之中，魏延屡屡或作前锋，或充断后，披坚执锐，冲锋陷阵。虽然蜀汉政权的北伐或草草收场，或半途而废，但责任都不在魏延。
魏延还曾在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时就向诸葛亮建议“兵出子午谷”，奇兵突袭长安（今陕西西安）。可惜诸葛亮谨慎有余，胆魄不足，拒绝采纳魏延的天才建议，使魏延抱恨终身。
如此忠于蜀汉政权，又为蜀汉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魏延，后来竟莫名其妙地成了“反贼”。这“莫须有”之罪，魏延因性格孤高、傲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因纯系个人恩怨和权力之争演变成“叛国”之罪，元凶是杨仪，帮凶是费祎、董允、姜琬，刘禅负有不察之过，诸葛亮也得承担用人不当、处事不妥之责。
建兴十二年（234年）秋，诸葛亮病殁于北伐军营。临终之际，他安排丞相府长史（秘书长之类的角色）杨仪统领大军退回成都，并让魏延断后，且事先把魏延排挤在决策之外。杨仪与魏延积怨甚深，“冰炭难以同器”。为人孤高、傲慢的魏延既不愿让北伐半途而废，更不愿听从他认为只会“耍嘴皮子”的“奸诈小人”杨仪的指挥，于是率军南下，烧绝栈道，拦阻退兵。魏、杨两人都向后主刘禅上书，指控对方“降魏叛汉”。“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刘禅疑而不决，征询董允、蒋琬的意见，因“平时诸将素不同”“当时皆避下之”的原因，且这两人都是诸葛亮选中的循吏，唯诸葛亮马首是瞻，所以“咸保仪疑延”。“阿斗”受此蛊惑，匆匆忙忙下了道狗屁不如的圣旨。这下可好，就是太阳从西边升也可以成为真理了，魏延部下因此尽作鸟兽之散。魏延带儿子和个别亲信逃往汉中，被马岱追杀并夷灭三族。呜呼，一场血雨腥风，冤死了多少人！
这大冤案的酿成，魏延本人确实也有责任，他不该不顾既成事实，闹意气、泄私愤，更不该率军南下，并烧掉大军回归的“阁道”，授人以柄。但把本可妥善解决的内部矛盾演变成亲者痛、仇者快的血腥大屠杀，元凶该剐千刀，帮凶亦该腰斩，诸葛亮恐怕也难逃开棺鞭尸。

说魏延之案是冤案，真非晓林狂士信口开河，智商没有问题的人恐怕都会如此说。诸位不妨思考一下晓林狂士开列的以下证据：
其一，魏延若要降魏，干吗不在其早年、中年，而非到六十多岁不可呢？难道改换门庭，另起炉灶是小孩子玩过家家？更何况魏延在蜀汉已是侯爵的身价（诸葛亮也不过是侯爵），难道曹魏还能给他更高的爵位和更大的权力吗？
其二，魏延若要降魏，干吗还要领兵南下？舍近就远这符合常理吗？难道魏延真的是个不折不扣的二百五吗？
其三，魏延若要降魏，干吗不作任何部署，以致其部属一听说魏延“反叛”，尽作鸟兽之散呢？这难道不是魏延长期以来对其部属进行忠于蜀汉皇帝的教育的结果吗？
其四，魏延一直期望像韩信那样自领一军，立下盖世奇功。本来一直被诸葛亮压着，现在诸葛亮死了，这机会到了，他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他是这样对杨仪派去试探他的费祎讲的，还希望费祎能助他一臂之力，难道这也算是“降魏叛汉”吗？
说到底，这冤案纯粹是个人恩怨、权力争斗，如果从魏延的本意来说，确实还有为国考虑的成分。若诸葛亮在有生之年能妥善处理，或在临终之际能合理安排，真也不会自毁国之栋梁、军之长城，真也不会酿成这惊天血案。但诸葛亮临终之际安排撤军事宜时，偏偏让杨仪、费祎、姜维等人参与，却把位高职重的魏延排斥于外。诸葛亮如此安排，如果不是出于故意，实在不可思议。
晓林狂士的“信口雌黄”，其实都源于陈寿的《三国志》，诸位不妨访问访问这位三国史的权威。晓林狂士的“信口雌黄，还真与这位权威的看法如出一辙。
看不清楚如此简单的问题，除了智商低人一等的，那肯定是别有用心。至于下那道狗屁圣旨的“阿斗”，本人在《大智若愚的刘阿斗》一文中另有有论述，此处不再重复。是呀，这场惊天血案，制造者都是别有用心——挟公济私。杨仪是魏延“冰炭难以同器”的仇敌，费祎是杨仪的亲信，董允、蒋琬是诸葛亮提拔起来的循吏，他们把诸葛亮当作偶像，而魏延一直来与诸葛亮不和。而且他们都是文人，都是被魏延称为“耍嘴皮子”的。在他们看来，这目空一切的魏延，丞相本该早早把他砍了了事。现在机会到了，“不杀魏延，后患无穷”。这些沆瀣一气的小家子文人还有更“深谋远虑”的思考，那就是这桀骜不驯但功勋卓著、勇武过人的魏延，没了诸葛丞相，还有谁能给他套上龙套，让他继续在受打压之中出力卖命。与其留下这么个隐患，倒不如趁机拔出眼中钉，挑出肉中刺。诸葛亮为国家擢拔的这些人才，就是这样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的。呜呼！苍天有眼吗？
还有不少人由于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认为诸葛亮料定魏延必反，所以临终之际授意马岱“如此如此”。如果历史真如《三国演义》所描写的那样，那可是诸葛亮精心设置了陷阱，一步一步地引领魏延去跳。如此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那诸葛亮可就不是什么白璧，而是埋在茅坑深处的顽石。那么，这被誉为人格与智慧化身的诸葛亮真该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了。
诸葛亮究竟出于何种考虑，晓林狂士说了不算，诸位还是去问问诸葛老前辈吧。

不谙用人之道

唐太宗曾如此谈论用人之道：“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是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取其长，舍其短，那才能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也许是诸葛亮个人能力特强，他真不放心他人办事。因此，蜀汉政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就连军士打几下屁股那样的屁事都得他这位最高行政领导亲自过问。如此“事必躬亲”，于己，搞坏了“兴复汉室”的本钱，中年早逝；于国，毛遂难以脱颖，人才出现断层。百姓常说蜀汉后期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撇开廖化本人才干如何不说，这百姓所讲的局面，真不是什么好事，不谙用人之道的诸葛亮对此难辞其咎。

诸葛亮的敬业精神、工作态度，恐怕没人敢挑剔，也确实无可挑剔。但作为国家最高行政领导的丞相，日理万机并不是什么夸张。“事必躬亲”，一天两天还可以马马虎虎地过去，天长日久，恐怕长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难道他诸葛亮还真是铜铸铁浇的金刚之身？他还真能从容应付铺天盖地的军国大事？他还真有各方面都强于所有人的能耐？
作为领导，最大的本事并不是躬亲，而是用人。百姓有句俗语，叫做“一头水牛开不了磨坊”。作为领导，只有善于用人，他才能举重若轻，才能跳出琐事的圈子，才能浮在矛盾的焦点之上，才能高瞻远瞩谋大事。这方面，诸葛亮无论如何比不了“三顾茅庐”的刘玄德，更比不了“唯才是举”的曹孟德。
诸葛亮用人，一贯的最高标准是“奉职循理”。谁不唯上，谁不循“理”，谁就是“犯上”，谁就难入他老人家的法眼。用这样的标准用人处事，不仅会使物难尽其用，人难尽其才，甚至可能酿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以下实例，足见诸葛亮不谙用人之道：
建安六年（228年），诸葛亮任用“才器过人，好论军计”的“智计之士”马谡守卫“关系重大”的咽喉之地。结果由于马谡刚愎自用，照搬兵书上“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教条，导致街亭失守。蜀军因此进退失据，形势急转直下，只得狼狈退回汉中。这类似于赵括的纸上谈兵的人才做参谋工作确实是块好料——诸葛亮平南蛮孟获之乱，马谡建议“攻心为上”，经过“七擒七纵”，诸葛亮得以一劳永逸。但用于实战，独当一面，确非马谡所长。“君子用人如器”，任你是鲁班转世，终究不便用圆凿来凿方孔。刘备临终之际曾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可诸葛亮仍然给他来了个用非所长。可以负责任地说，街亭失守，诸葛亮的责任并不在马谡之下。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临终之际，明知杨仪“性狷狭”，又与魏延“冰炭难以同器”，仍安排杨仪统领大军，给杨仪一个报复魏延的极佳机会。这安排真也太过儿戏了，“一生唯谨慎”的诸葛孔明怎么会如此不谨慎，也许真是临终之际彻底地昏了头脑，也许还真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晓林狂士上文所说的那样，那诸葛亮的面目实在是太狰狞，太可怕了。作为道德楷模的诸葛亮如此安排，只能是临终之际……但愿如此，阿弥陀佛。诸位不妨再看看杨仪的表现，就可明白诸葛亮如此安排是怎样的不谨慎了。当魏延的首级送到杨仪面前时，杨仪“嚯”地从席上站起，发狠地踩着魏延的头颅，咬牙切齿地说：“庸奴！复能作恶不？”就算临终时诸葛亮实在不愿重用魏延，难道真非用这么一个与魏延不共戴天的“秘书长”不可吗？更何况这杨仪还是个政治投机者，人格上有严重缺陷。撇开他早年背叛主子的历史不说，就说他制造魏延冤案而做不了丞相后的作为——“语祎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如此落度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如此人物得到诸葛亮的如此重用，不毁国之栋梁、军之长城，那真是活着去见鬼了。
从魏延的冤案还不难看出，诸葛亮所倚重的蒋琬、董允、费祎等人充其量也只是些“循吏”，并不是什么雄才能臣。他们既缺少治国治军的文韬武略，也缺少办事创业的胆略气魄。太平盛世，萧规曹随，他们或许能够勉强守成；“存亡危急之秋”，开拓进取，他们实难披荆斩棘。可诸葛亮偏偏把他们当作国之栋梁、军之长城，真所谓不知人，更不善任。
而对“性矜高”，不唯上，却忠勇有加，又懂文韬武略的沙场宿将魏延，诸葛亮是横竖都看不顺眼，除了利用其勇武，真可谓言不听计不从，以致魏延长期处于被利用又受压抑的境地。魏延性格上的缺陷，很多就是诸葛亮长期如此“培养”的结果。这绝对错不了，性格是环境的产物嘛。再说说诸葛亮一出祁山时，魏延所提的那个“兵出子午谷”的建议吧。当时，魏延作为丞相司马，建议由自己带五千人马，沿秦岭以东的小路直进长安，夺取关中，然后与诸葛亮会师潼关。魏延的这一建议，实在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高招，尽管存在一定的风险，但胜算极大。以后邓艾偷渡阴平，直捣成都，灭亡蜀汉，用的就是魏延的这一招数。综合国力远远大于蜀的魏尚且要靠出奇才能制胜，蜀伐魏还能靠什么战术？靠堂堂正正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靠拼消耗，拼国力？一言以蔽之，不出奇弄险，蜀汉永远都不会有取胜的可能。而且，说魏延的这一招胜算极大，也不是晓林狂士信口开河，而确实有可靠的依据：驻守长安的曹魏安西将军夏侯楙是曹操的驸马爷，“素无武略”“又多蓄妾”，还很会“敛财”……如此荒淫、贪婪的裙带将领、纨绔子弟，见到从天而降的蜀兵，他能选择的恐怕也只能是仓皇逃命。如果真能如此，即使一时灭不了魏，也起码能夺得“形如犬牙，势如长蛇”，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又沃野千里，沟渠纵横的“八百里秦川”。那蜀汉的综合国力将会远胜孙吴，不逊曹魏。秦能据殽函而“六王毕，四海一”，汉高祖刘邦能据汉中夺关中而得天下，那蜀汉刘氏集团既有巴蜀又有关中，“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真也不能说是痴人说梦了。退一步说，就算魏延的这一招失灵，偷袭的蜀军真中了魏军的埋伏，损失也不过是几千人而已。放到现代社会来说，如此风险小而盈利大的买卖，恐怕没有一个企业家会不去尝试一下。可惜，实在可惜，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诸葛亮居然莫名其妙地拒绝了魏延的这一几乎是十拿九稳的建议。这或许是诸葛亮过于谨慎，不愿冒任何风险，那他诸葛亮干脆就回家去含饴弄孙，什么大事都不用干了；或许是诸葛亮心胸狭隘，嫉妒魏延，不愿给他建功的机会，那诸葛亮真该去十八地狱报到了；也或许真像诸葛亮的粉丝们所说的诸葛亮兴正义之师不屑“偷鸡摸狗”之为，那他诸葛亮不就成了“宋襄公”第二了吗？究竟是因为什么，晓林狂士真的说不清楚，诸位去问诸葛老前辈吧，但愿诸葛老前辈的回答不是那个“三”，更不是那个“二”。
再来说说那位同受“托孤之重”的李严吧。就算他真有千不该万不该，也真如那一面之词所说的闹意气，争权力，搞割据，等等，等等，一个于国为栋梁之材者最后沦落到被流放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十万分的遗憾。如果诸葛亮是那位屡次退避三舍的蔺相如，说不定李严就是那位“尚能饭否”的“负荆”者。
诸位，说诸葛亮不谙用人之道，算不得苛刻吧。
晓林狂士对诸葛亮评头品足，说三道四，其实并不想怎样否定诸葛亮，他毕竟属于统治者嘛，要他为民考虑确实是强人所难。而且从其它方面来看，人非圣贤，有点瑕疵也应该说正常。而且说到底，人轻言微的晓林狂士想否定也只能是蚍蜉撼树。
最后补充一点：尽管晓林狂士说的都是些老生常谈，几乎没有什么人不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但在现实生活中，只要一具体到某个人物，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走极端。所以，晓林狂士也就以诸葛亮为例，给这些人泼点儿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