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 在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的明清两代，晚明诸老大都得享遐龄。关于此，钱穆先生有着极为精辟的议论，在《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2月）这本著作中，钱先生专门讲述到晚明诸儒的学术及其精神。其中他说：“厥为晚明诸老之各臻大寿。此层虽若小节，然正可由此窥见诸老精神之一斑。举其著者，孙夏峰年九十二，黄梨洲八十六，李二曲七十九，胡石庄七十五，王船山七十四，顾亭林、颜习斋七十，张杨园六十四，陆桴亭六十二。当时第一流学者绝少活在六十以下的。”在论述到其中的原因时，钱先生说：“论其原因，则人之寿命，实由其人内心之坚定，外行之纯洁，意志力之强毅，全部人格之调整，始获享有高龄。”可谓不易之论。
人是否长寿，自然与遗传、营养、生活环境、医疗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密切相关，但自身的修养却也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晚明遗老，从其他方面来看，与当时其他诸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大都得享遐龄，就在于他们精神的强健，目标的高远，意志的坚强，内心的恒定，人格的高标。所有这些，都与他们生活的时代息息相连。
明代末年，实为中华民族历史一极大转折。在内民生凋敝，饿殍遍野，李自成、张献忠等揭竿而起，国势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有志之士莫不或者扼腕长叹，或者尽己心力；在外满洲兴起，虎视鹰扬，战争频仍，明军屡败，关心国事的大儒们看在眼里，无不忧心如焚。继而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清兵在吴三桂引领之下，拥兵入关，占领北方。大好江山，沦入敌夷之手。然后清兵逐渐南略，在刀光剑影、铁戟长铩、马蹄翻飞中统一中国。眼看大局已定，接着侵侮文化，薅发令起，引得汉民反抗，结果杀戮无数，血流成河。最终异族占稳江山，悠悠华夏，为之一变。
晚明诸老，就生活在这一巨大的历史变迁之时。应该是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们自觉地承担起了历史赋予的责任。他们的眼光盯的，是民族的兴亡，是文化的传续；他们的心魂系的，是百姓的疾苦，是君国的更替。他们的内心满怀焦灼，却与自身的安危祸福无关；他们的奔走艰难危险，却与个人的利益得失无涉。一个人能否长寿，要看这个人的心胸有多大，这个人的追求有多高，这个人的目标有多远。塞满整个心胸的，是那些民族之事，家国之事，文明之事，那么，个人的事情就肯定退而居其次基本漠不关心了。撇开渺小的自我，眼观宇宙，心系苍生，情牵天下，方成其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我，一个大我，就自然地拥有一种浩然之气，这种气概沛然流淌，充塞天地，显得高标蹈世，显得卓而不群。这种崇高的修养，就决定了他们的长寿。
晚明诸老，大多有着坚定的意志和宽广的胸怀。受当时环境的影响，生活在北方的诸儒，生计很成问题。先是天灾，后是人祸，尤其先是起义军兴，烽烟四起，朝廷也是役税加重，搞得生灵涂炭，朝不保夕；后是清兵入关，战争更为残酷，社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而北方诸儒，几乎全都生活在这种艰难困苦之中。南方诸儒家境虽然显得较为优裕，但等到清兵逐渐南侵的时候，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无不积极主动地参加到抗清斗争之中，事情不成，又企图恢复，更多了一层苍凉的悲壮。有的人，身陷牢狱；有的人，远避深山；有的人，奔走江湖。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饥寒交迫、囹圄之灾中，他们仍然操持着个人的节操，不屈服，不投降，不退避，不畏缩，在鼓角铮鸣、流血漂杵的时代，勇然屹立，站成一道卓然的风景。世道的艰难，考验着他们的意志，而他们先是果敢地显现出多年儒家修养的功夫，继而更用这种功夫与贫穷与危难对抗，在时代的风云中更加坚定了这样的功夫。他们没有了追求富贵的意识，民族大义、国家危亡成为思想的主流，故而也就不会“汲汲于富贵”，哪怕是出外谋官，也在于挽狂澜于既倒。他们意志坚定，眼界阔大，忘怀自身，自然也就不会“戚戚于贫贱”，纵然生活无以为计，仍然精神悍然，只因为内心存其大者。坚定的意志，成就了宽广的胸怀，宽广的胸怀，更助成了坚定的意志。他们俨然是那个时代的中流砥柱。如此的意志，如此的心胸，纵然风吹雨打而不灭，即便千锤万凿而愈坚，没有自怨自艾的哀叹，没有穷途末路的放弃，没有脆弱温软的自怜，有的，只是一片如钢如石的坚韧，这也决定了他们的长寿。
晚明诸老，多能在“内圣”与“外王”两方面下功夫，这成就了他们的大气和鸿烈，凝定和通达。这也成为长寿的必要条件。汉唐诸儒，可以说在“外王”上用的功夫深一些。他们注重“明经达用”，研究学问也好，提高修养也好，都是为了有用武之地，颇有外放发扬的气概。宋明诸儒，受佛教道教影响，更为注重“内圣”，强调内在的修炼工夫，在心性上下狠功夫。而到了明末，面对社会的动乱和异族的觊觎，面对民生的凋敝和文化的危机，晚明诸儒要显用于当世；而宋明以来的修养心性的思想，他们也是同时具备。而且这两者，于他们自身会通交融，达成一片。既有了忧患之下的担当意识，又有了内在的恒定和凝静。外界纷扰，投身即可，而内心却存在大的气略。这种气略，决定了他们的勇于担当，又能退能进；心忧家国，又能找到为国家为民族之追求的大道。没有郁结，只有泊然雄然之豪杰之质。故而，长寿必然。
晚明诸老，浸心学问，他们各个“博学于文”（顾炎武语），由此，便具备了汪洋恣肆的宏大气魄。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各有所专。比如，黄宗羲擅长经史文献，皓首穷经，孜孜以求，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顾炎武长于礼俗政制，苦心钻研，以为时用，奔走于边塞要地，提出诸多政治主张；王夫之善言天性，穷究经典，翻陈出新，自有深刻洞见，所提观点，烛照后世；颜元主张“习行之学”，专心教育，积极用世，注重实习实行。而且他们无一不是著作等身。他们无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而这种成就的取得，则得益于他们内在精神的凝定和用力之深。学问的广大和精深，必然来自这个人的专注与顽强。专心于学问，并且尊重自己的内心追求，就不会因为外界的风雨而引起心襟的摇撼；有着能够让他们投射进所有精力和眼光的目标，便在不知不觉中抑制了其他外物的诱惑。相比之下，物质上的享受、人情世俗的纷扰，都退而居其次。这样的人，精神的专一到了极点，生死两忘，自然长寿。
晚明诸老，属于中华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在他们的身上，闪烁着仁爱的光芒。所谓“仁者寿”。因为仁，便多了一分朴拙，多了一分大德，多了一分胸怀，多了一分气度，多了一分担当。而“仁”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爱”。这种“爱”是超越狭隘个人的民族之爱，文化之爱，事业之爱，赓续之爱。这样的爱弥漫天地，充盈人间，个人便拥有了一种鬼神不惊的从容高华。他们的长寿，是时代赐予的，是文化赠给的，更是个人的修炼达成的。
这种长寿，与那些处身优渥、宦养身心的长寿不同，他们的长寿，牵系着一个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引动着时代的风云和文明的传承，蕴蓄着文化的发展和再生。“虽与日月齐光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