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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山居笔记》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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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小人
  • 流放者的土地
  • 苏东坡突围
  • 十万进士
  • 点评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过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


小人

一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们历史学家忽视了。这群人物不是英雄豪杰,也未必是元凶巨恶。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极低,也可能很高。就文化程度论,他们可能是文盲,也可能是学者。很难说他们是好人坏人,但由于他们的存在,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渐渐变得瘫软、迷顿、暴躁,许多简单的历史事件变得混沌、暧昧、肮脏,许多祥和的人际关系慢慢变的紧张、尴尬、凶险,许多响亮的历史命题逐个变得暗淡、紊乱、荒唐。他们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们的全部所作所为并没有留下清楚的行为印记,他们决不想对什么负责,而且确实也无法让他们负责。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蚀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你终于愤怒了,聚集起万钧雷霆准备轰击,没想到这些声音和眉眼也与你在一起愤怒,你突然失去了轰击的对象。你想不与理会,调过头去,但这股腐蚀气却又悠悠然地不绝如缕。

我相信,历史上许多钢铸铁浇般的政治家、军事家,最终悲怆辞世的时候,最痛恨的不是自己明确的政敌和对手,而是曾经给过自己很多腻耳的佳言和突变的脸色最终还说不清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的那些人物。处于弥留之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死不瞑目,颤动的嘴唇艰难地吐出一个词汇”小人”——不错,小人。这便是我这篇文章要写的主角。小人是什么?如果说得清定义,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可恶了。小人是一种很难定位和把握的存在,约略能说的只是,这个”小”,既不是指年龄,也不是指地位。小人与小人物是两码事。

小人见不得美好。小人也能发现美好,有时甚至发现得比别人还敏锐,但不可能对美好投以由衷的虔诚。他们总是眯缝着眼睛打量美好事物,眼光时而发红时而发绿,时而死盯时而躲闪,只要一有可能就忍不住要去扰乱、转嫁。

小人见不得权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小人的注意力总会拐弯抹角地绕向权力的天平,在旁人看来根本绕不通的地方,他们也能飞檐走壁绕进去。他们表面上是历尽艰险为当权者着想,实际上只想着当权者手上的权力,但作为小人他们对权力本身又不迷醉,只迷醉权力背后自己有可能得到的利益。因此,乍一看他们是在投靠谁、背叛谁、效忠谁、出卖谁,其实他们压根儿就没有人的概念,只有实际私利。如果有人的概念,那么楚平王是太子的父亲,有父亲应有的尊严和禁忌,但费无忌只把他看成某种力量和利益的化身,那也就不在乎人伦关系和人际后果了。对别人没有人的概念,对自己也一样,因此千万不能以人品和人格来要求他们,小人之小,就小在人品人格上,小在一个人字上,这可能就是小人这一命题的原始含义所在。

小人办事效率高。小人急于事功又不讲规范,有明明暗暗的障眼法掩盖着,办起事来几乎遇不到阻力,能像游蛇般灵活地把事情迅速搞定。他们善于领会当权者能以启齿的隐忧和私欲,把一切化解在顷刻之间,所以在当权者眼里,他们的效率更是双倍的。

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在本质上是胆小的,他们的行动方式使他们不必害怕具体操作上的失败,但却不能不害怕报复。设想中的报复者当然是被他们伤害的人,于是他们的使命注定是要连续不断地伤害被伤害者。你如果被小人伤害了一次,那么等着吧,第二、第三次更大的伤害在等着你,因为不这样做小人缺少安全感。

小人需要博取同情。明火执仗的强盗、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是恶人而不是小人,小人没有这股胆气,许要掩饰和躲藏。他们反复向别人解释,自己是天底下受损失最大的人,自己是弱者,弱得不能再弱了,似乎生就是被别人欺侮的料。在他们企图囫囵吞食别人产权、名誉乃至身家性命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让低沉的喉音、含泪的双眼、颤抖的脸颊、欲说还休的语调一起上阵,逻辑说不圆通时便哽哽咽咽地糊弄过去,你还能不同情?

小人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小人要借权力者之手或起哄者之口来卫护自己,必须绘声绘色地谎报”敌情”。

说谎和造谣是小人的生存本能,但小人多数是有智力的,他们编造的谎言和谣言要取信于权势和舆情,必须大体上合乎浅层逻辑,让不习惯实证考察的人一听就产生情绪反应。因此,小人的天赋,就在于能熟练地使谎言和谣言编制得合乎情理。

小人最终控制不了局势。小人精明而缺少远见,因此他们在制造一个个具体的恶果时并没有想到这些恶果最终组接起来将会酿发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当他们不断挑唆权势和舆情的初期,似乎一切顺着他们的意志在发展,而当权势和舆情终于勃然而起挥洒暴力的时候,连他们也不能不瞠目结舌、骑虎难下了。小人没有大将风度,完全控制不了局面,但不幸的是,人们不会忘记他们这些全部灾难的最初责任者。

回避显然不是办法。既然历史上那么多高贵的灵魂一直被这团阴影罩住而欲哭无泪,既然我们民族无数百姓被这堆污浊毒害而造成整体素质的严重下降,既然中国在人文领域曾经有过的大量精雅构建都已被这个泥淖搞脏或沉埋,既然我们好不容易重新唤起的慷慨情怀一次次被这股阴风吹散,既然我们不仅从史册上、而且还能在大街上和身边经常看到这类人的面影,既然过去和今天的许多是非曲直还一直被这个角落的嘈杂所扰乱,既然我们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一想起社会机体的这个部位就情绪沮丧,既然文明的力量在与这种势力的较量中常常成不了胜利者。既然直到下世纪我们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还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暗礁,既然人们都遇到了这个梦魇却缺乏人来呼喊,既然呼喊几下说不定能把梦魇暂时驱除一下,既然暂时的驱除有助于增强人们与这团阴影抗衡的信心,那么,为什么要回避呢?

封建人治专制隐秘多变,需要有一大批特殊的人物,他们既能诡巧地遮掩隐秘又能适当地把隐秘装饰一下昭示天下,既能灵活地适应变动又能庄严地在变动中翻脸不认人,既能从心底里蔑视一切崇高又能把封建统治者的心绪和物欲洗刷成光洁的规范。这一大批特殊的人物,需要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断能力,周密的联想能力和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却万万不能有稳定的社会理想和个人品德。

他们是真正的适应者,把自身的人格结构踩个粉碎之后获得了一种轻松,不管干什么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碍了,人性、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被彻底丢弃,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恻隐之心都可一一抛开,这便是极不自由的封建专制所哺育出来的”自由人”。

这种”自由人”在中国下层社会的某些群落获得了呼应。我所说的这些群落不是指穷人,劳苦大众是被物质约束和自然约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一群,不能不循规蹈矩,并无自由可言,贫穷不等于高尚却也不直接通向邪恶;我甚至不是指强盗,强盗固然邪恶却也有自己的道义规范,否则无以合伙成事,无以长久立足,何况他们时时以生命作为行为的代价

恶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窥知堂堂朝廷要员也与自己一般行事处世,也便获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有资格自称”朝中有人”的皇亲国戚。

这种遥相对应,产生了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就像电磁的两极之间所形成的磁场,一种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的心理效应强劲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会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呢?

有些人,成了奴仆便依仗主子的声名欺侮别人,主子失势后却对主子本人恶眼相报,甚至平日在对主子低眉顺眼之时也不断窥测着掀翻和吞没主子的各种可能,这便是恶奴了,而恶奴则是很典型的一种小人。

人们寻常接触的是大量并未签订过卖身契约的恶奴型小人。他们的特点,是永久地在寻找投靠和巴结的对象。投靠之初什么好话都说得出口,一旦投靠成功便充分、彻底地利用投靠对象的社会势力和公众效能以求一逞,与此同时又搜寻投靠对象的弱项和隐忧,作为钳制、要挟、反叛、出卖的资本,只不过反叛和出卖之后仍然是个奴才。这样的人,再凶狠毒辣、再长袖善舞,也无法抽离他们背后的靠山,在人格上,他们完全不能在世间自立,他们不管做成多大的事也只能算是小人。

因一时的灾荒行乞求生是值得同情的,但为行乞成为一种习惯性职业,进而滋生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文化方式,则必然成为社会公害,没有丝毫积极意义可言了。乞丐心理的基点,在于以自浊、自弱为手段,点滴而又快速地完成着对他人财物的占有。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他们认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只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人格形象来获得人们的怜悯,不是自己的东西有可能转换成自己的东西。他们的脚永远踩踏在转换所有权的滑轮上,获得前,语调诚恳得让人流泪,获得后,立即翻脸不认人。这种做法当然会受到人们的责难,面对责难他们的办法是靠耍无赖以自救。他们会指天发誓,硬说刚刚乞讨来的东西天生就是他们的,反诬施舍者把它弄坏了,施舍者想既然如此那就不施舍了吧,他们又会大声叫喊发生了抢劫事件。叫喊召来了围观,无聊的围观者喜欢听违背常理的戏剧性事件,于是,一个无须抢劫的抢劫者抢劫了一个无可被劫的被劫者,这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又耸人听闻的故事啊。乞丐型小人作为这个故事的主角与懊丧的施舍者一起被长久围观着,深感满足。与街市间的恶少不同的是,乞丐型小人始终不会丢弃可怜相,或炫示残肢,或展现破衣,或强调衰老,一切似乎都到了生活的尽头,骗赚着善良人们在人道上的最后防线。

貌似可怜却欲眼炯炯,低三下四却贪得无厌,一旦获得便立即耍赖,这便是乞丐型小人的基本生态。

凡小人无不带有流氓气,当恶奴型小人终于被最后一位主子所驱逐,当乞丐型小人终于有一天不愿再扮可怜相,当这些小人完全失去社会定位,失去哪怕是假装的价值原则的时候,他们便成为对社会秩序最放肆、又最无逻辑的骚扰者,这便是流氓型小人。

莫里哀的《吝啬鬼》问世以来没有治好过任何一个吝啬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只要经历过演出剧场那畅快的笑,吝啬鬼走出剧场后至少在两三个星期内会收敛一点,不是吝啬鬼而心底有吝啬影子的人会把那个影子缩小一点,更重要的是,让一切观众重见吝啬行为时觉得似曾相识,然后能快速给以判断,这就够了。


流放者的土地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缺乏实证意识。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齐心协力地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让人惊喜的一页。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


苏东坡突围

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别人无法声辩,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么,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

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

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十万进士

这种超常的热闹风光,强烈地反衬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照理落榜下第也十分正常,但是得意的马蹄在身边窜过,喧天的鼓乐在耳畔鸣响,得胜者的名字在街市间哄传,轻视的目光在四周游荡,他们不得不低头叹息了。他们颓唐地回到旅舍,旅舍里,昨天还客气地拱手相向的邻居成了新科进士,仆役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

在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杀历来引不起太大的社会波澜,连后代史册写到这些事情时的笔调也平静得如古井静水。

真正无法平静的,是血泊边上低眉躲开的那些侥幸存活的名士。吓坏了一批,吓得庸俗了、胆怯了、圆滑了、变节了、噤口了,这是自然的,人很脆弱,从肢体结构到神经系统都是这样,不能深责;但毕竟还有一些人从惊吓中回过神来,重新思考哲学、历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便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


点评

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特点一,关于历史的探寻、访古寻古,并在这个过程中对古文化深刻思考,短小精悍的文章中蕴含了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他强调文化的产生发展创新都需要进行反思,民族文化更是如此,只有不断进行深刻的反思,进步的民族才能继续生存繁衍,反之就会倒退。如《一个王朝的背影》,讲述大清朝统治中原汉民族,许多明朝的老臣文人不能接纳它,以不剪辫子为由来捍卫汉民族文化,保全中华民族精神。正如清末大学士王国维先生毅然来到颐和园投水而亡,以死来祭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文化散文特点二,他善于在描写山水景观时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并将历史与现代完美结合,以全新的视角描写景物。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使景观更有历史深度和文化内涵。

文化散文特点三,他具有文人的使命感和对国家对民族的忧患意识,也鲜明地体现在文章中。如《十万进士》,叙写了隋唐年间出现的科举制度,大批文人志士可以通过层层考试的方式,获得功名利禄。它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让寒士平民凭借文化知识走上政治舞台施展个人才能。但长达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也坑害了一大批寒门学子,好像学知识就是为了升官进爵,丧失了文化的本真意义。他痛彻批判科举制度的弊端,深切同情十万进士多舛的命运。大量的历史资料,详实的记录,为读者展现了一群如羊羔般的读书人任人宰割,发出喟叹:中国文人只能以这种丑陋的仪仗来比赛中华文明吗?这是中国文字,中国文人,中华文明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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