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书摘】《巴黎评论》：通常说来，文学和批评的关系改变了吗？
乔治·斯坦纳：我认为改变了。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谈上十个小时。我非常赞同这种痛苦而激越的论调，我们生活在拜占庭时代，生活在亚历山大时代，阐释者和阐释高踞于原作之上。圣伯夫临死前痛苦地说：“没有人会为批评家塑像。”我的上帝，他大错特错。如今，我们得知有批评理论，如解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批评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今日的氛围很特别，正如那个无人怀疑的天才德里达先生总结说，一切文本都是“前文本”。这是有史以来最荒谬、最具破坏力、最琐屑的文字游戏。意义是什么？无论诗作的声望如何，它等待阐释者的解构；它只是提供解构练习的机会。我认为这荒唐透顶。瓦尔特·本雅明说，一本书要是等了一千年还没有人读，那是没有碰到合适的读者。它不会慌张。创造的行为不会慌张。书在读我们；书赋予我们无尽的特权。“现在该轮到我们显示聪明的时候了”——这种观念既让我迷惑，也让我痛苦和生气。现在的学生读二手乃至三手之批评的批评，越来越远离真正的文学，这种观念绝对意味着，那种天真而有逻辑的正常优先秩序已经死了。by《巴黎评论·作家访谈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