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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爆出了N号房事件，二十多万男子共享性剥削视频。这应该让我们更加关注网络对两性关系的影响。英国学者克莱门特·诺克斯在《勾引》一书中说：“新一代从小就接触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人可能不知道网上、手机约会平台之外的其他浪漫体验。”
《纽约时报》的书评说：“勾引是一个让人担忧的话题，因为我们一直对什么是勾引没有达成共识。是沾了巧克力的草莓和静谧风暴歌单？在约会app上往右侧划？发送下体的自拍照？抓你懂得的部位？或者许诺一个电影中的角色？克莱门特·诺克斯写的《勾引：从启蒙运动迄今的历史》有近500页，因为勾引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影响了政治和权力，指引了历史，塑造了文学，缔造了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诺克斯在书中讲述了一些著名勾引家的生平以及他们的批评者，书中闪现着总督、浪子、妓女、鸨母、卖弄风情的女子和花花公子。意大利记者路易吉·巴尔齐尼在《意大利人》一书中写到了著名勾引家卡萨诺瓦：“意大利人的某些美德有时会蜕化成缺点：法国人的节俭容易变成贪婪，英国人的含蓄容易变成孤立冷漠，美国人的好动容易变成无谓的骚动。意大利人善于装扮生活的外表，有时会使某些意大利人利用这种技巧欺骗邻居。意大利的卡萨诺瓦可以和国际最著名的冒险家和骗子媲美。他高大英俊，前额很宽，有罗马人的鼻子，样子像上等人，有权威的派头。他很聪明，会用好几种乐器，读过很多书，能轻松地引用拉丁文和希腊经典作家的作品。他全心全意地交往着一个又一个女人，并且随时准备上床去陪伴胖的、瘦的、年轻的、年老的、肮脏的、时髦的、贵妇、妓女、修女。他总是讨人喜欢，生气勃勃，直到很老了还像小伙一样有劲头。
几百年来，人们对勾引的态度一直很矛盾，要么把勾引家视为欺负纯真者的坏人，要么把他们视为性解放的英雄。在一些人看来，性方面的平等意味着性和勾引的消逝。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在1973年写道：“当纯真不再是价值时，你就勾引不了任何人。”换句话说，如果大家都很放纵，就无须费劲去勾引谁了。
诺克斯详细描写了搭讪艺术家们（PUA）的生态。2005年Neil Strauss在《游戏》一书中写过他们的领袖“神秘”(Mystery）。这位领袖教导其追随者在酒吧里，用一些小把戏和抨击技巧搭讪女性，批评她们以吸引她们的注意力，或者鼓励她们求得赞同。
英国小说家西蒙·英斯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在性爱冒险中，女性比男性失去得更多。不是由于男人本性上很坏。而是因为，男性在追求女性时风险很小，而在同一种游戏中，女性可能失去她们的名声、健康以及尚未出生的孩子的生命。”比如玛丽·雪莱的妹妹克莱尔指出：“在自由恋爱信念的影响下，英国两位诗人（雪莱和拜伦）变成了说谎、卑鄙、残忍和背叛的恶魔。拜伦让那些没有任何保护的女性陷入了爱他的痛苦之中。”
勾引既是权力游戏也是爱情游戏。我们不想在交往中遭到欺骗、胁迫和虐待，但也不想因此牺牲魅力、善意的玩笑、惊喜和沉溺。
引诱也许快要绝迹了，调情的处境可能要好一些。凯特·福克斯在《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中写到英国人的调情规则。她说：“调情是一种全球人类行为，没有它人类早就绝种了。调情甚至可能是人类文明的基石。人类智慧的大脑，其功能不过相当于孔雀的尾屏，只是为了吸引和保有性伴侣而进化成的求爱工具。这种理论被时人称为调情进化论。如果按照这种理论推演下去，从艺术到文学到火箭的种种人类成就，可能都只是这个求爱功能的副产品而已。”
福克斯认为，人类调情的方式只有两种：图谋式调情或娱乐式调情。前者意在寻找交配对象或建立家庭，后者纯粹出于爱好，出于其他社交理由，或只是为了练习一下自己的调情本能。“从本质上讲，人类这种灵长类智人，天生爱调情。”
图谋式调情或娱乐式调情会在办公室和其他工作场所频繁发生。调查显示，英国人中有四成是在工作场所结识的配偶或性伙伴。研究显示，调情能缓解职场焦虑和压力，戏谑能营造出嬉戏氛围，有助于减少人际摩擦。培训课、销售会议、学术会议以及其他类似的外出和聚会，被列为特别适合调情的场合。在有些公司里，咖啡机前、复印机前或咖啡厅里，都是非官方的指定调情区域。另外，几乎所有教育机构都是调情的温床，主要是因为这些机构里充斥着跃跃欲试、想要进行配偶选择的单身青年。
一位英国受访者说，人们可以跟已婚或已有伴侣的人进行柏拉图式的调情。在某些场合，调情是必需的，不调情则是不礼貌的。这是所谓礼仪调情。主要由男人发起，他们把跟女性适当的调情当作一种礼貌。女人也可以发起，但必须程度适当、更谨慎，不然会被男性误读。英国男人更可能以开玩笑的挑逗方式来调情，欧洲大陆的男性则会以露骨的恭维来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