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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王阳明(13)——越是困难处,越是修心时

弟子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
与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一样,王阳明的诸多论述都是“因事而发”的。这个“事”往往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普遍性,而由此生发出的道理,也便具备了同样的特性,从而成为适用于他人的规范或准则。
1514年,王阳明升任为南京鸿胪寺卿,许多弟子也都跟随他前往。其中,陆澄也在其列。那段时间,他忽然收到了一封家信,中间说他的儿子病危。碰上这样的事情,陆澄心里万分忧愁,几不能堪。
这就是一个代表性的案例。类似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们会因为父母生病而忧愁,会因为生计困窘而忧愁,会因为工作不顺而忧愁,会因为前途莫测而忧愁。完全可以说,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忧愁是时常不请自来的。那么,对于这种极易造成伤害的情绪,王阳明是如何解决的呢?

越是困难处,越是修心时
面对陆澄的困境,王阳明明确地说:“现在你面临人生之困,但这个时候,恰恰也是你要用功的时候。如果把这样的机会放过,那平时讲学又有什么用处呢?人,就是要在这个时候磨炼。”
这个见解真是高明至极。首先,学习是为了什么?为了知识,为了能力,为了技艺,这都毫无问题,但其根本却不在此。从王阳明的论述中完全可以看出,学习,就是为了能够坦然地、正确地面对人生的各种危难;学习,首要解决的,就是生命的姿态问题。你将以怎样的心态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变故?你将以怎样的方式解决患难、消释痛苦?当一个人无法树立起健康、良好的相关观念时,那些琐碎的知识有什么用?那些强大的能力有什么用?那些高超的技艺有什么用?不但没用,说不定还因自己一方面的特长而带来更大的困惑和危机。
其次,人生之困可以用来做什么?一个人的一生,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困窘、困难、困苦是免不了的。许多不够坚强的人都陷入这样那样的泥淖而沮丧、而悲观、而沦落、而消沉、而放弃了。但在王阳明眼里,“人生之困”却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根本不值得惧怕,它的出现恰恰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你完全可以借此来修炼你的心。在一颗强大的心灵面前,困难就不再是困难,危机也不再是危机,它们变成了磨炼这颗心的工具;而等你经过这番磨炼,那颗心将会更为强大。

根据是什么
王阳明继续讲道:你之所以如此忧虑,那是出于你作为父亲对儿子的爱,并且这种爱很深很真,但“天理”也有个中和处,过分了就是“私心”;此时,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往往认为按“天理”应该烦恼,就去一味地忧愁痛苦而不能自拔,这正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
我们知道,“天理”,就是道心,就是天地自然之正心。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天理还有“礼”的意思,而这“礼”,即指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要坚守道心,坚守礼,必须“惟精惟一”,即要专心致志,精益求精;并且还要“允执厥中”,也就是遵守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理解了这个意思,才能明白王阳明的教诲。他同样认为,“天理”有“中和”之处,放在感情上,就是要坚守中庸之道,做到不偏不倚。“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过度了,就是“私心”。
但这不是说他不关怀人之常情。他认为,需要悲哀的时候还是要悲哀的,需要高兴的时候还是要高兴的,但不能深陷其中,不能逾越适度,不然,就是“失正”,失去了中正。而这是平常人最爱犯的毛病:一旦有了令人忧心、忧虑、忧愁的事情,就完全成为这种情绪的俘虏,迷失于它灰黑色的海洋中,而使自己处于极度的沉重之中。
这是中国最为伟大的一个传统,它直接关涉到伦理、文学、艺术、心理、教育等各个方面,从而塑造了中国人的心魂。我们知道,传统社会,很少有心理疾病者,原因就在这里。我们既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上帝”,也没有一个可以宣泄的“狂欢节”,但我们的情绪始终是稳定的,平和的,就在于一般的心理问题,都是由过度产生的。比如,现在得抑郁症的很多。抑郁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兴奋的时候极为兴奋,悲哀的时候极为悲哀,超过了正常人心理可以接受的那个界限,这就产生问题了。王阳明的教导,也便是针对此出发的。

重在自我调停
王阳明接着说:就一般而言,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感情表现,都是过分的多,不够的少,而稍一过分,就不是心之本体,遇到这种情况,必须调停,也就是让它适中。譬如,父母双亲去世了,做儿女的哪有不想一下子哭死心里才痛快呢?然而,《孝经》中说“毁不灭性”,也就是孝子不能因为哀伤而伤害到性命。这并非是圣人要求世人抑制情感,而是天理本身自有界限,不可超越。人只要认识了心体,自然分毫都不能增减。
这就是对以上重大的人生问题的解答。它的基本点,就是“调停”。这个“调停”的作用,就在于让你的心理和情感做到适度,不要超过一定的界限。就陆澄面临的困境而言,作为父亲,儿子生病,你可以担心,但你不能担心得死去活来,而你“调停”自我使之适中的那个工作,就是修炼。这个工作只有你自己能解决,别人是无法帮助到你的。如何解决,那只有在心上用力。现代治疗心理疾病时有一个手段,就是借助别的活动、东西转移注意力,这大概属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的举措,而王阳明则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更进一步来说
如果说前面所讲的,是充分针对陆澄的心性问题而言的话,那么,后面,王阳明就升到了更高的理论高度。
他继续说:“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这里的“未发之中”,指情绪还在个人内部而没有表现出来,但虽然没有表现出来,却也是合乎中庸的。这种修养在王阳明看来,不是所有的普通人都具备的。什么意思呢?这就考验到一个人真正的涵养。有的人,为了社会准则,为了人际关系,为了给人印象,他的情绪显现于外时,也能做到控制自己而不偏不倚。比如,虽然对一个人充满了怨恨,却能适当地收敛而显得温和;虽然听到一个喜讯狂喜不已,但也能做到抑制自己而不显得那么轻狂。但还有一方面同样重要,就是这种怨恨也好,狂喜也好,在没有表露出来的时候,也就是在你的心里,它本身就是中和的,被你调停得很适中的。这样的情绪,只有你个人明白,藏在心中,别人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在没有外人、外界监督、约束的情况下,普通人能一直具备这种生命状态吗?显然不是。
所以,他接着说:因为“体用一源”,有这个“体”,就有这个“用”。有未发之中,就有发而皆中节的和。今天的人不能有发而皆中节的和,必须知道是他未发之中也未能完全获得。
这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说的,真是至理。所谓的“用”,就指你情绪的种种表现;所谓的“体”,就指你的心体。你的种种表现是哪里来的?当然是从心生发出来的。是你的心,决定了你的情。你的心做不到中节,你的表露又如何能真正中节?哪怕一时中节,那也是伪饰,不是你真正的自己。
拿陆澄的这个例子来说,他听了老师的教诲后,可以这样想:好吧,是我的悲痛表现得太直白、太强烈以至于形诸脸色了,这不符合老师的教导;那我就将它藏在内里,表面上还是做出一副不是过于担忧的样子。这就不合适了。因为他的心并没有真正做到“未发而中节”,这样,无论他怎么掩饰,仍然不合乎中道。
那么,到底怎么办呢?依据王阳明的理论,就是在这样困难的事上磨炼那颗心。让它静下来,将那些杂念一一驱除,从而“叩其两端而执其中”。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理解偏了,那就是既不悲,也不愁,把所有的有关儿子生病的念头抛之于外,那就是佛教的作法了,显然不对。这里的意思,还是不要极端:悲是可以的,愁也是可以的,但要有个度。这个度,就是“中”。在许多人的理解中,就是“中心”。其实有一种理解更为科学:所谓“中庸”,就是在一个合理区间内。如果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把情绪比作是一条长十厘米的线段,那么,你的情绪达不到一厘米,或者越过了十厘米,就不是“中”,而其它区间内则都是适中的。
凡事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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