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我坐在老家的小院里看书，手里捧着的，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这是一本并不算厚的书，但读起来却是相当困难。因为它的艰涩，因为它的凝练，因为它从笛卡尔那里借取来的几何公理式的论证方式。第一遍读过去，什么也没读懂，只留下空自的怅惘——罗素说，哲学是最不能体现作者的情感态度的作品，你从中很难窥见作者的性格、爱好，似乎这本书就是一个典型的论据。
然后在农村清淡的空气中静下心来，仔细地开始第二遍的阅读。因为隐约的感觉，那中间有些东西是可以把握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深味的。当这种感觉升上心头时，院落里蜜蜂的嘤嘤嗡嗡的声音、院墙上麻雀的鸣啭忽然远去，一行一行的字句跳入眼帘，伴着河西走廊特有的金色阳光像一股股清泉注入心灵：
“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对于生的沉思。”
“我所说的永恒的心灵不是想象和记忆，我们每个人都是永恒规律的一部分，作为整体的部分，我们都是永生。”
“幸福不是美德的报酬，而是美德本身”。
“人类最无力控制的莫过于他们舌头，而最不能够做到的，莫于于节制他们的欲望。”
……
一条条的命题、一条条的绎理，就从严密而细致的推理中道说出来，剔去了夏天的燥热，似一阵清风浮荡在夏日的晴空之下。
再一次回到扉页，仔细地观察斯宾诺莎的形象，他有着一双大大的充满智慧的眼睛，面容温和恬静，卷发覆盖着头颅，却露出晶莹的额头。这个形象，就在那一刻与书中的文字紧密地结合起来，变得密不可分，变得自然而然。——没有叔本华的悲观，没有康德的沉郁，没有尼采的愤激，只有平和，只有淡静。在这部书中，他论证了宇宙间只有一种实体，即作为整体的宇宙本身，而上帝和宇宙就是一回事，而他的头像，似乎就是一张坦然地面对着“神”的形象；他同样论证了，一个人只要受制于外在的影响，他就会处于被奴役状态，而只要和上帝达成一致，人们就不再受制于这种影响，而能获得相对的自由，也因此摆脱恐惧，而他的面颜，似乎就是摆脱了永恒的恐惧之后的呈现；他也论证了“人类的心灵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完全消亡，它的某一部分仍将永存”，而他的眼睛，似乎就在看着这种用永恒的形式看待瞬间事物而得出的令人安宁的实在。也许，你看一两句话，看一两段文字，你只注意到纯粹的哲学，但等你看完整本书，却才能真正地透过那些表述看到背后沉思默想的那个人——他的性格，他的爱好，他的追求，他的伟大。
于是，想到罗素，他说：“斯宾诺莎是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温厚可亲的。”于是，想起维尔▪杜兰特，他说人们都说最后的基督徒已经死了，但他们忘记了还有斯宾诺莎。
在我的眼前，常常浮现出一副画面：斯宾诺莎背着磨眼镜片的工具箱，伛偻着身子，行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小巷中，北欧被雾气遮拦的阳光照在他身上，为小巷增添了一道长长的瘦削的影子，茕茕孑立，形单影只；寒瑟的风吹过来，吹拂着他的卷发和褴褛的衣衫；近处，是一道道诧异地望着他的目光；远处，是蔚蓝的海面上一只随风飞过的洁白的海鸥。而斯宾诺莎对这一切都置若罔闻，他的眼睛里没有忧愁，没有担虑，有的只是属于一个哲学家的沉思和淡定。——他有他的世界，思想的世界，在那里，他展开了与神的对话，隐秘而深奥的对话只有他能听懂。
在那个生意红火的小巷中，他是一个另类。那儿，只有他是犹太人。但对于斯宾诺莎，可能这已不是什么问题，在寻找神和仰望神的过程中，他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种族，忘记了世俗来历，忘记了现实的背叛。他的磨眼镜片，你可以说是为了生计——用劳动换取必要的衣食来生存下去，继续伟大而高远的追寻；你也可以说是一种手段——在细致而耐心的工作中，抛弃动作本身，让心绪在浩渺的天际飞扬，每一次的出手，都是一次悠远的探寻，在那种探寻中，他触摸到了真在，触摸到了永恒。
这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没有了本属于他的“民族”。他本来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历史，是长期的流亡与短暂的安适的历史，是不断地寻找与暂得的安宁的历史，是无穷的迫害与一时的幸福的历史。原因则主要在于他们信奉的宗教与他们保有的血脉。斯宾诺莎家族的历史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他的祖先，本来居住在西班牙的斯雷翁省，正是由于西班牙政府对犹太人宗教和种族的迫害，使他们举家逃难到了葡萄牙，然而，葡萄牙也有同样的噩梦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可供选择的，只有继续的逃亡。1592年，文化比较宽容的荷兰收留了他们。犹太的历史、家族的历史，告诉每一个孩子：虽然我们因为宗教和种族而受到迫害，但却也是宗教和种族使我们拥有自己的根，它给我们指引，给我们佑庇，没有了这些，我们将会成为被上帝遗弃的民族，而一旦被上帝遗弃，我们的灵魂将会陷入永远的黑暗而得不到救赎。因此，对于一个犹太人，最大的处罚，就是将它逐出教会，不再承认他是上帝的选民。而斯宾诺莎得到的，恰恰就是这样的待遇。原因只在于，他不再认可那个被同宗同族认同信奉的上帝，他不再拥护捍卫正统的宗教学说。以他的天赋和聪颖，他本来在犹太人中间会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好的待遇，这个凝聚力极强的民族聚落给予他非常高的期望，然而，换来的，却是令所有人都悲哀的失望。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训诫、威胁、劝说、诱导都是难免的，然而，斯宾诺莎却坚决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思想。结果，就是被逐出教会。那一天，在教堂，围绕着祭台的所有蜡烛在充满诅咒的祈祷中同时熄灭，象征着这个人的灵魂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一年，斯宾诺莎24岁。被教会驱逐的结果是悲惨的，从此，他不再属于犹太人信奉的上帝，自然，也就不属于这个民族。他能做的，就是背着磨眼镜片的工具箱离开犹太人居住区，行走在那个狭窄而喧哗的小巷。
虽然他已不能算是犹太人，但他却利用着犹太民族给他的教育成果来谋生。——不论你将来从事什么职业，你必须有一个赖以糊口的实际本领，而斯宾诺莎，学到的，就是磨眼镜片。以他的现实处境，他已不可能寻找到一方安宁祥和的乐土了，在他的周围，充斥着做鞋的，补衣的，磨刀的，修车的。凡是芸芸众生生活所需的工艺都会在那儿出现，那当是一副社会风俗学家可以很好地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图景。在那种小巷中，斯宾诺莎安静地走过去，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从容地坐下来，打开自己箱子，拿出磨眼镜片的工具。周围的喧嚣不知道这个人是随意可以支配自己的心性的，来往的顾客不知道这个人在与他们商谈条件之后便会陷入空蒙的思想领域。从表面上看，他与小巷别处的小匠小贩并没有两样，唯一的区别，也许就在于他的安静，那份从里到外如光笼罩的安静。所以，当我每次回首，都会沿着那个热闹纷繁的小巷的街口向里面走进，在我的两边，是一张张或沉郁或愁烦的脸孔，是一个个或忙碌或等待的身影，是一声声刺耳的聒噪的响声，走着走着，时不时会有一条狗闯出来，时不时会有一个男人扭着孩子的耳朵将他拉回去，时不时会被突然从莫名的地方扔过来的东西吓上一跳，时不时还得小心翼翼地避开不守规矩的工匠放在路中间的物什；朦胧的阳光就从小巷的那头照进来，伴着它的，是远处机船的轰隆的响声；走着走着，在略显阴暗的偏僻的一角，看到那个人低垂的头颅，看到那个人的消瘦的身影，看到那个人舒缓而有节奏的动作，看到他听到一个人的造访之后抬起头来闪现出的温和的眼睛。对于这个人，世间存在的一切，都在他的思虑之外，而周围的环境，在被他的思绪过滤之后只剩下一片空明，在他思想的宝剑之下，一切都被斩断了。
他有一个只要他放弃所操的观念就可以宽容地接纳他的民族，他有一个在本族中间算是显赫的家族，只要他回去，放下磨眼镜片的工具后，换一身衣服，他就可以继续舒适而安逸地生活。但这个看上去温情脉脉的人，却在信仰的问题上显得极为固执——一种东方人理解不了的固执。他不想回忆，也不想结婚，只想着用无尽的思考来证明自己的“上帝”。这个彻底的决定论者，认为所有已发生事情的出现绝对贯穿着必然的作用；他认为的“上帝”，已不再是引领着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那个上帝，不再是训导摩西的那个上帝，不再是安慰大卫的那个上帝，他的“上帝”，是每件事的“内在因”，上帝通过自然法则来主宰世界，所以物质世界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其必然性；世界上只有上帝是拥有完全自由的，而人虽可以试图去除外在的束缚，却永远无法获得自由意志。一遍遍回味着他的这些观念，一次次来回观他的生活，也许只有认识到人类是这种存在状况的人，才会显得那么安详隐忍吧？
早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到小巷的时候，斯宾诺莎迈着有条不紊的步伐来到他的摊位；黄昏，当淡淡的雾霭腾起的时候，他又迈着同样的步履回到他的小屋里去。小巷消隐了白昼的热闹和纷乱，只剩下一片洪荒时候的安谧。斯宾诺莎简单地饮食后，拿起他的笔，摊开他的纸，将一整天与“神”对话的结果记录下来。在那时，他只是忠实地记录着，他不去想是否有人会相信他的“神”，是否有人会读懂他的“神”，哪怕是对于将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流传后世、感染他人这种想法，他也是置之不理的。但诚如叔本华所说，荣誉总是追求那些躲避着它的人。渐渐的，他有名了，虽然他过的是隐居生活，虽然如果那些读过他著作的人来寻找他可能不一定能找到，虽然那条小巷中的人将他当作与自己一样地位的同类，他还是有名了。1673年，有人为他提供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教职——估计对于这个能宣扬自己学说的机会，他也是珍惜的——但与以前身处犹太群落的结果一样，附带着一个条件——他不能提及宗教。斯宾诺莎当然地拒绝了，不过，以他的性情，拒绝显得还像他的面容那样温婉。
他周围的工匠们，不会知道这个人的伟大，倘若非要找出他的不同之处，只可能是他的安静，他的温和，他的与世无争，他的平淡从容。相信斯宾诺莎对待磨眼镜片这个工作，就像对待他的哲学问题一样，是认真的，是端正的。怎么说呢？对于他，磨眼镜片与干其他的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是一个中国哲人，会把它理解为通向大道的路途，而对于斯宾诺莎，则就是一个手段——谋生的手段，既然它的旨归是那么单纯，那么，就利用它好了，唯一的原因只在于当初学会的就是这个。
然而，这个工作是艰辛的，是悲剧性的，磨眼镜片的时候，会从中散发出许多的硒尘，每天如此，大量地吸入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导致他最终得了肺痨，从而决定了他年仅45岁的早逝。
对于死亡，他是淡然处之的，理解了这种最高哲学的人，不可能害怕死亡，死亡对于他，只不过是一个必然到来的结局而已。就像淡定地对待生活一样，他也淡定地对待了死亡。他不知道的是，到后来，他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他的哲学体系对之后17世纪的科学运动的意义在于其决定论的解释，为此后的科学一体化提供了蓝图。他对后来的哲学家，例如谢林、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都有过影响。
而他本人，正如我手边的这本书里所说的：“人类的心灵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完全消亡，它的某一部分仍将永存。”他不愧是在精神上最接近永恒的人。
告别家乡，我再次来到工作的这个混乱的城市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会习惯地打开《伦理学》，以对“终极的规律”、“永恒的上帝”的追思来平息躁动的心灵，往往在那时，那个荷兰的小巷就会像一条光的路一般铺开，那个温和的面孔也像月色一样浮现。像一种生活，像一种实在，它呼唤着遗忘，呼唤着渴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