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山势崔嵬，群峰起伏，林涛哄响，天籁齐鸣。湘西草堂外，夕阳残照，落叶萧萧，几只鸟儿背着彤红的阳光鸣叫着飞向苍茫的楚天。眼看一场风雨即将来临。
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青衣布鞋，循着山路迤逦而来。他的头顶，松柏仍是一片苍翠，而那苍翠之中夹杂着几树枫叶，在黄昏时分更显鲜艳；他的脚下，是积得几可没膝的枯叶，风吹来，沙沙作响。就在此时，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几声凄清的猿鸣，应和着流水的声音，回荡在空寂的山谷中。
老人或者已经见惯了这种景致，更可能是他正沉浸在对一个深奥的人生、社会、历史问题的思索之中，对于这一切却是浑不在意，只是随性地走着。这条路，他已走过无数遍，虽然现在的他步履已失去了以往的矫健，但一步一步迈出去，却有着自然的韵律，就如同一首诗的节奏，一行字的章法。秋风带着丝丝凉意，吹在他的身上，吹动了他的衣襟，吹拂着他在那个时代显得装扮极为另类的白发，却吹不弯他的身子。寒风侵袭，他没有丝毫瑟缩之意，仍然挺着坚硬的背，缓缓地走近草堂的柴门。
山里的夜色到来的往往较早，很快已是一片漆黑，只有外面风雨声以铁骑奔流的难挡之势呼啸而起，那声音如龙吟，如虎啸，在草堂周围恣肆汪洋。简单地饮食后，他走到书斋，伸出枯瘦的手，拿过油灯，用火石点亮，然后持着昏暗的油灯坐在几案前，磨磨砚台，濡濡笔管，开始写作。如墨的黑夜中，风雨如磐，一灯如豆，摇曳在清冷的书斋之中，摇曳在群山的遮蔽之下，摇曳在时代的洪波浊流之间。而那落在纸张上的文字，却在它的照耀下，闪烁着烨烨光华。
王夫之，在走过他的青春岁月、走过他的颠沛流离、走过他的横眉傲骨的时期之后，隐居在衡山脚下，湘水西岸，以如炬的目光，济世的胸怀，卓敢的行动，开始了他的著述生涯。从此，世间少了一个为国难家恨而奔走的志士，多了一个深邃玄奥的哲人；少了一个四处呼喊而应者寥寥的士大夫，多了一个沉郁顿挫的诗人。他虽然昼伏夜出于山林之间，但却改写了中国历史上隐者的一贯历史——不再孤标傲世，而是经世济用；不再悠然闲适，而是满怀忧患；不再坐看云起，而是洞烛苍生。晚明乃至于清初，衡阳一带，因为他的存在，山间的月色显得格外明亮，而王夫之，就是撑起那轮明月的精魂。
这是一个孝顺的人，以出人意料的举动表现出他的敬孝之心。明末张献忠为乱，攻陷衡州后，王夫之藏匿到了衡山之中。张献忠部下抓住他的父亲作为人质。此时此刻，王夫之做出了一番令人惊讶不已的举动。这个后来以思想闻名于世的年青人，在百般的思量之后，找到了一种感化乱军、救赎父亲的方法。他毅然地用刀遍刺身体，然后让人抬着鲜血淋漓、气息奄奄的他去见乱军。乱军无非是要钱，看到他为了父亲居然成为这种样子，也许是受到了感动，也许是看到了威胁的无用，最终放这父子俩一起归家。在那个知识阶层显得越来越孱弱、越来越胆怯的时代，王夫之以凛然不惧的姿态救回父亲，彰显了不凡的气概。
这是一个忠诚的人。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王夫之听到这个信息后，几天不吃饭，写下了《悲愤诗》一百韵。从他后来的一系列著作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他的忠贞并不是单纯地忠于崇祯皇帝，也并不是单纯地忠于明王朝。他的内心，更多牵系的，是一种文化。起义军占领北京以前，早已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一点王夫之不是不知道，但他并不特别忧虑，作为一个有着远见卓识的人，他早已明了治乱的道理，然而他却担心这种来自下层的冲击，使传承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沦丧，而这种沦丧则会使一个民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与他同时代的顾炎武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的理论，王夫之同样怀着相似的忧愤：他的忧患正在于怕“亡天下”的不幸降临于那个时代。所以，他的悲痛，他的哭泣，都源于一份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的担当。
基于此，王夫之扮演了另一个角色，成为一个有担负精神的人。有担负精神的人，往往不会拘于一时的利害，而会着眼于遥远的未来；往往不会限于一时的俗见，而能穿透时代的迷雾。清顺治三年的时候，清兵开始南下，进而进逼两湖。王夫之深深地意识到，这场变局将会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深远的影响，在他，民族之见肯定是有的，但更多的，则是对传统文化即将遭受到灭顶之灾的担忧。逐水草而居，顶毡庐而息，靠马匹驰骋，茹毛饮血，不懂王化，杀戮成性，以武力跃马中原，这样的一个民族倘若征服了汉民族，那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而这场变革势必将他深懂的“道”、坚守的“义”毁于一旦。他对现实的局面认识是极为清楚的：以正统自居的南明王朝视农民军为最大的敌人，大敌当前而朝廷中的各色人等却唯利是图、勾心斗角、不顾大局。为此，他以超人的见解，摒弃一般人的狭隘，只身赴湘阴上书当时南明的监军、湖北巡抚章旷，提出调和南北督军矛盾、联合军民共同抗清的建议。
这更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儒家思想里最为崇高、最为有价值的部分，早已被他完全掌握，这种精神就渗透在他的血液里，成为他的自觉。为此，他可以不惜生命，可以不顾生死。顺治五年，当他看到所有的劝谏都沦为泡影的时候，当他看到那些本来他寄于希望的官员和军队都指望不上的时候，他自己以渺小的个人，纠合了一支弱小的队伍，开始了最后的然而却是极富悲壮的努力。他与管嗣裘、僧性翰等同志，在家乡衡山组织武装开展了“以卵击石”般的抗清斗争，结局自然是英勇的失败。他的这种失败，令我往往想起文天祥，那是一种早就预料到的失败，而支撑着他们的，同样都是一种责任感驱使下的勉力而行。这种行为，在别人，在敌人，甚至在历史，都似乎是“可笑”的，而在己，却是一种无愧天地的告慰，一种问心可安的大作为，一种笑傲宇宙的精神释放。
同时，王夫之又是一个勇于出头的人。每次看到他留下来的形象，你都很难想象这个看上去瘦小的人却有着那样的胆略和勇气。想来想去，应该还是他内在的浩然之气，那种浩气就散布在天地间，“杂然赋流形”，唯有真正的杰士、义士、勇士才能获得。抗清斗争失败之后，王夫之被迫逃离，投奔了当时的南明政权。然而，令他极为痛心的事情又接着发生了：大敌当前，国家败亡，整个形势危如累卵，而这个苟延残喘的小朝廷却仍然陷入党争不能自拔。众多的短见自私之人，只为个人利益，排斥异己，大肆内讧，搞得乌烟瘴气。我们从王夫之“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的劝谏中就可以看出他内心深深的忧患。也唯有他这样的人，眼光是远大的，见识是超卓的，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局面如斯，本来这种不应该有的内斗就负有很大的责任，而天下百姓的忍耐是有限的，经不过太多的折腾，否则，就会最终逼使他们走向绝望。而结果，却是不但遭受到永历帝的指责，而且更被小人陷害。一方面是国势日颓，另一方面是自身无力，王夫之愤然之下，至于咯血。
在变节之士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王夫之最大可能地保有了自己的节操。顺治八年，看到国家沦丧，恢复无望，他黯然地回到了原籍。那个时候，是否剃发，已不单关乎道义，关乎民族，而直接涉及到生死。面对这个原则性的问题，王夫之毫不退让。他誓不剃发，再加上此前的一系列作为，自然是不容于当局。面对险恶的形势，他只有四处逃亡，辗转流离。为了逃避清兵的搜捕，甚至不惜自辱其身，变姓名为瑶人。清康熙三年，在政治局面极为危殆的情况下，他写成了《永历实录》一书，记述永历政权的兴衰。而在他生活的外界，却已是“避席畏闻文字狱”了。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他的党徒强迫王夫之写《劝进表》，被王夫之严辞拒绝。事后，他逃到深山，写了一篇《祓禊赋》，对吴三桂这个两面三刀的人表示了极大的蔑视。从此，他定居于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先住茱萸塘败叶庐，继而修筑观生居，又在湘水西岸修建湘西草堂。这中间的生活，注定是贫穷的，是孤寒的，但他丝毫不以为意，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著书立说上。即便如此，他也有着与俗人不同的耿介。他只是一味地研究著述，没有想着马上将自己的著作发表于当世。所以，康熙二十八年，衡州知府受湖南巡抚之命，带着粮米和钱币去见他，请他就穿着“野服”，坐着小船去见巡抚，并且索要他的著作刊行于世时，王夫之却拒绝了。对于他，应该是抱着这样的情怀：思考的人生问题，探究的文化问题，已经被那支如椽大笔写出来了，写出来，就是无中生有，就会留存于天地之间，是否刊行，不在自己考虑之列。这完全是一个大思想家从容淡定、大道不器的作为。
康熙三十一年（1692），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病逝，享年74岁。而他的思想，却已越过那个时代，烛照于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