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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寂尘清嘉峪关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
  由敦煌通往嘉峪关的汽车把我抛在路边的时候,正是黎明时分,抬眼一望,嘉峪关城楼冷峻肃穆的形象,像一幅剪影,带着深沉宏大的静默,伫立在渐晓的天色中。它的头顶,是幽蓝色的天空,镶嵌在其上的最后的一颗星辰,闪烁着冷艳而惨淡的光,为那片浩瀚的阒寂更增添了一分清幽。
 还是我到嘉峪关的一年前,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看电影,正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新龙门客栈》,梁家辉、张曼玉、林青霞诸人主演的。当甄子丹扮演的那个太监统领带着一队人马从一道关门跃马而出的时候,他们都笑了。指着屏幕说:“嘉峪关。”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去过那儿的,看到自己曾经涉足过的地方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眼前,在信息还没有麻木思维的时代,总会在熟悉中生出一种滑稽。所以,那笑也就带上了一层莫名的意味。
  

  但我分明是不认识的,原因很简单,我虽然听过那个关隘无数次了,甚至在上中学的时候就看到过同班同学在那儿穿了盔甲打斗的照片,却一直无缘得见。而等到我站在它的面前的时候,仅仅一年,我的人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种滋味,真是无以言表。
 虽然是夏天,但清晨的嘉峪关外,却是晓风飔飔,砭人肌骨。我自小在河西走廊长大,虽然早已习惯了那种天气,却也冻得瑟瑟发抖。在其他地方,或许可以有一个挡风的所在,但那儿一片空旷,躲无可躲。只好缩着身子,沿着那条通往关隘的简陋的马路往前。一边走,一边不时地以飞鸟状盘旋一阵,借那些动作驱逐寒冷,迎来的,却是兜满衣襟的风。
 关外的旷野,除了沙石,就是一些纤弱的蒿草,根根直立,如同逝去时代的头发。天际浩渺,广阔无垠,深不见底;野外苍茫,风声萧飒,粗砾横布;关隘雄峙,庄严凝重,黝黑渊穆。如果古龙看到这种景象,一篇武侠小说肯定会应运而生。许多年前,我曾听到过一曲拉骆驼的人的吟唱:“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面是戈壁,后面是沙滩。”就在那时,不期而然地从心里流出来,苍劲悲怆,响遏行云,摇撼心魂,在那份遥渺的冥想中,居然感觉到不那么寒冷了。
 

  我到嘉峪关城楼下面的时候,浮荡在楼上的那层阴寒已开始消散,那是太阳即将出来的征兆。但高耸的城墙投下的巨大的阴影里,仍是冷如飕飕。既然时间未到,城门未开,我还是躲开那片阴寒的地域吧。于是,我就站在浓暗的阴影的边缘地带,怔怔地看着那个坚挺的关隘。城墙厚实,吸附尽净了所有的阴性的成分,透射着一种霸道嚣张的姿态,相比之下,敦煌的那座古城居然可以用温馨来描述了。城门紧闭,上面的铁钉隐然在望,看得久了,生出的,是几百年才沉积起来的彻骨的阴冷;楼阁静静地矗立在半空中,飞檐如同鸟儿张开的羽翼,等待着第一缕阳光的光顾。那种情形之下,我想到的,不是李贺的“黑云压城”,也不是严武的“黑云边月”,偏偏是卢纶的诗。卢纶描写过一个复员归家的战士,走在半路上,旧伤复发,就躺在城墙底下,发出抑止不住的呻吟。几乎下意识地,视线沿着城下搜寻了一阵,却连一只鸟都不见,莫说人了。而我脚边的阴影,却已开始慢慢地收缩,雄奇的关隘,终于摆脱了它的凄冷,迎来了驱走萧瑟和孤寒的阳光。
 

  关门打开后,还是只有我一个人。就拖着被朝阳拉得长长的影子,像一个幽灵一般走进幽暗的大门。走进关内,放眼一看,不由得哑然失笑——拍《新龙门客栈》时的旗子还在,就隔着三五米插一个,有的已经破损不堪了,完整的,也早已褪去了原有的颜色。就在晨风中猎猎作响。在城内游走了一圈,居然看到了我的同学当初照相的地方,那儿摆着一列兵器,上面已生锈了,看上去连牛也杀不死。还看到瓮城,不与正门相通,更增添了关城幽深肃穆的气势。
 一个人在那空旷的关城浪游,是一件颇不愉快的事情。处处感受到的,都是岁月积淀下来的清寒,用玉笛吹奏起来的那种。一个凝滞沉郁的关隘能带给人什么?在告别了以往的光荣之后,它只作为记忆而存在,只作为象征而存在,而面对那样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记忆和象征,一天与一百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就站在内城中心,向四面八方而望,清晨明艳的阳光亮亮地照在我的身上,蓦然想起的,是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我就受雇于那样的记忆,想着那些孤立无援的赤脚,想着他们在大地上的行走和搏杀,想着他们用战鼓和喊杀书写的文字,那些文字,就铭刻在每一块墙砖上面,等待着一个突然闯入者的阅读。
 

  在那儿站了很久之后,我沿着砖铺马道走上了城墙。城墙上的风很大,在风中遥望,只见关西远山隐约,关南峰峦耸峙,关北黑山挺秀。唯有关东,被朗照的阳光迷蒙了,金光灿灿,一片童话般的朦胧。顺着城墙缓缓而行,沐着阳光和劲风,先是想到当年幽州台上的陈子昂,然后想到了辛弃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志,悲歌未彻。”年前,我把这些文字写在一张明信片上,然后投了出去,却不知被风吹雨打到了何方。当我站在嘉峪关城楼的时候,它们却又一个一个地复活,并且以跳跃的姿态,涌入到我的脑海。一时生出一丝慷慨悲歌的冲动。站在时空的坐标中,说到底,个人的那一刻也许微不足道,但在某一点上,若与历史契机接通,就像短路一样会闪出耀眼的火花。沈德潜说,他每次登上高处,都有古今茫茫之意。在暂时的摆脱了平时束缚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之后,往往越是琢磨眼下所处的位置,就越不明白身置何处。时间在不断地流走,一个人思绪的行走像什么呢?应该就像一条从雪山之巅走下来的河,从它出走之后,就再没有回家的路了。
 我在东面迎着阳光的地方站了很久,一直站到它蒸发了我身上宿夜的寒意。离开那儿往门楼方向走的时候,不禁意间俯身而望,竟然看到了关外的一头驴子。它就被拴在那儿,宿命般地一动不动。在广袤的旷野里,它显得极为渺小,也极为孤独。仿佛在举行着一种古老的议式,又仿佛在那儿沉思或者赎罪。多年以后,我回首再看嘉峪关,仍然忘不了那个肃穆的场景。
 

  我倚在城楼下面远眺的时候,隐约听到一阵琴声,马头琴奏响的,仔细去听,却又辨不清方向。下了楼顶从关门出去的时候,已经有了其他游客,关外也有了三三两两做各种生意的人。但我首先注意的,却不是他们。我注意的,是一个坐在路边的老人,越来越清晰的琴声,就是从他那儿发出来的。
 曲子隐约是《韵湖》,琴声却并不大动听,自然是由拉琴的人技艺决定的。如撕裂绸缎,又如鹰掠长空,带着一种尖厉,划破空气,直逼耳膜,就那种音乐,却掩藏不住其中的悲凉沉郁。走近去看,那个老人就盘腿坐在那儿,手臂枯瘦虬劲,裸露在外,每一划动,都有喑哑的音符似乎是竭尽全力地跳出来。他穿着一件破旧脏污的羊皮袄,上面豁开,露出里面黑瘦的骨胳。马头琴也显得很是寒伧,已有表皮开始脱落了。
 反正时间还早,我就坐到他的身边,看他拉琴。坐了一会儿,居然和他聊起天来。他说话,与他拉的曲子一样,既不连贯,也不动听。但断断续续地,我还是知道了他的经历。
 

  他的家在内蒙古,还是在他年青的时候,由于饥饿,一个甘肃的妇女流浪到了他所生活的地方,在那儿,就像许多故事中发生的那样,她嫁给了他,并且生了一个孩子。他们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后,有一天,那个妇女提出想回家看一趟,他轻易地答应了,于是,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他送走了她,送走了和她生的孩子。然而,她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他就守着这个马头琴,送走草原上一次又一次的落日,等待着日益绝望的音讯。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了,那个妇女的影子在他的记忆中渐渐淡去,可是,随着年龄的老去,他却开始思念那个孩子,那种思念宛若种植在心里的种子,一旦碰到合适的土壤,就那么发芽,滋长,最后占据了他的整个生命。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他出来了,开始了他的寻找之旅。他只知道她是酒泉一带的人,草原上生活的人谁会注意那些细节呢?他并不知道这个地方会是如此阔大,如此广袤,当初的稚嫩的幻想被现实的硬壁撞得粉碎,他仅有的钱花完了,衣服也在风中破成了碎片,陪伴他的只有那个马头琴,他就拉着那份幽怨,这那从心里提炼出来的忧伤,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问询,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找寻,转眼间五六年过去了,可找到的仍是一片虚无。他的身体却渐渐地变得不合适起来,直到近来,连咳嗽也带上了血丝,他知道他不能再这样流浪下去了,已经到了该回去的时候。回去,到草原上,然后埋葬在那儿。
 嘉峪关将作为他来过这儿寻找过的最后见证,在这儿,他已经待了好几天,为的是凑一些可以回去的路费。
  当我沿着关前的那条路要离开的时候,我又听到了琴声,他仍坐在那儿,坐成一朵枯荷。在巍峨耸峙的城楼衬托下,他变得很小很小,就像一粒芥子,缩在这遍布浮世的尘埃中,然后从中间开出一朵花来,作为天与地之间渺小不过的点缀。
 

  《圣经》上怎么说的?人们的敌人并不是巴比伦人,而是情感。应该就是这样吧。坐在离开嘉峪关的车辆上,我的眼前,是熟悉的河西廊的风和云,我想到这片大地的历史,想到年幼时看到过的粗陋的舞蹈,朴素的祈祷,微茫的香火,忽然想起泰戈尔的一段话:“我相信,在灿烂的阳光下,在绿色的大地上,在人类美丽的面容上和丰富的人类生活中,一定会看到天堂的美景。大地处处洋溢着天堂之精神,散发着它的福音,它在我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进入我们的内心之耳。它弹奏着我们的生命之琴,发出悦耳动听的乐声,在这乐声中我们的愿望将超越有限。这乐声不仅传到祈祷者和希望者心中,而且传到以石头体现火焰的寺庙中,传入永恒表现梦境的图画中,传到在运动的静寂中心欣喜深思的舞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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