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新的生命力的体验不是一幅个人的失败、不幸的图画，我拒绝大声讲出个人的不幸。”在《猎取幸福》这篇文章中，虽然普里什文这样说，但他还是忍不住诉说了自己遭遇到的“不幸”。
普里什文的母亲去世后，在与兄弟分田产时，他分得了30俄亩土地。虽然他意识到了革命的来临，但他总觉得，30俄亩不算地主，所以没有放在心上。但是，现实却摧毁了他的期望，“因为在农民们的眼中我的土地是整个未分的庄园的一部分”。最终，村里来了一些外地人，他们先是动员农民远离普里什文，然后向他下了驱逐令。
要告别热爱的土地的普里什文是极为痛苦的，这样的驱逐，意味着他长期以来的打算的失落，意味着他不得不选择新的生活。然而，即使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他仍然接收到一份可贵的“礼物”。这份礼物是如此地别致，如此地温软，让普里什文很是感动。
这是一位外号叫王后的乡下女裁缝呈献给作家的，它是一首诗：
村里养育了一个孩童，
把未来的诗人送给世界，
现在它为他感到自豪，
向他致以衷心的问候。
这首诗如果很粗略地看过去，它是非常粗朴的，没有什么精彩之处。但倘若你仔细品味，你会发现其中有一句很不一般：“把未来的诗人送给世界。”这句话首先表明“村里”的功劳，它把一个“孩童”养育成了一位诗人，背后隐含的，就是对今天放逐这位诗人的不满；其次，它充满了一种预见性，普里什文，这位村里养育的孩子，必将会在未来成为一位诗人，而且将会享誉世界。这样来看，这位女裁缝就很不一般了。她一定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并且爱读普里什文的作品；她理解普里什文作品的价值，并且预见到普里什文将会在这条文学之路上走得更高更远；她在说村子感到自豪，表明的，也是自己为普里什文感到自豪。如此一来，我们似乎也可以想见她为什么得到这么一个“王后”的绰号了。作为一个普通的裁缝，她在某些方面显得与其他村民不一样，虽然这个绰号有点调侃的意味，但可以看出她有着高雅卓异的一面，远离世俗的一面。这种不同，让她与那片厚重的土地显得格格不入。而从她写诗这一动作来看，她一定是个爱好读书并且有着一颗聪慧的心灵的女性；她在从事裁缝工作，但这一工作并没有影响到她的志趣和爱好；她的生活，也因为自己的爱好而变得丰富而充盈。从别人给她起外号这个行为来看，她的迥然有异，一定是比较鲜明地流露在她的身上，并被其他村民所了解。
后来，普里什文的情况有所好转，他决定乘火车去旅行。在火车开动前的最后一刻钟，王后从故乡来向他告别，她递给了作家一条上面绣有诗句的毛巾：
你向我们走来，我们不曾相认，
好似月儿在空中徘徊，
再见吧，米哈伊尔·普里什文，
再见吧，我们卓越的天才。
这首诗就更有意思了。她反映出来的，还是对普里什文的尊崇和理解。作为一个作家，你太深奥，太伟大，所以你离我们有着遥远的距离，我们对你“不曾相认”，你只有“在空中徘徊”。但我却知道，你是个“卓越的天才”。你会有属于你的荣耀和位置。怪不得多年以后，普里什文还清晰地记得这样的诗歌。
这样的事情读来让人很是感动。一位作家，他的写作必须要有丰厚的土壤，这样的土壤，一方面是他生活的时代、所处的环境、思考的事实、自身的阅历，另一方面则是众多的读者。读者的存在，往往能为作家提供巨大的坚持写作的力量。所以，我们从某一民族产生的作家的质量和数量上，也就可以想见这一民族对阅读的热衷程度。俄罗斯之所以产生了那么多的包括普里什文在内的伟大作家，肯定也与这个民族热爱阅读有着密切的关系。热爱阅读，自然也便热爱作家，热爱作家，自然也便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而作家呢？面对这么多的受众，面对这么多寄于自己厚望和爱恋的人们，自然不但要更进一步写出好的作品，而且对这样的受众乃至于对这个民族和国家就多了份崇高的责任感。
普里什文是幸福的，从他的记述来看，虽然像“王后”这样的读者是比较少的，但其他知道他的作家身份并且予以必要的尊重的人则比比皆是。据说，他的《林中水滴》的手抄本，就曾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的苏联囚徒中相互传阅，起到了鼓舞人们斗志的作用。除了他自己，就是他随手拈出的人物，哪怕是普通的穷苦的村民，家里也放着一些书籍。他们把读书当作是生活的常态，当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样的村民，他们从读书中是不可能聚敛到什么生活必需品的，是不可能为他们带来物质上的丰盈的，但却同样能看到，精神上的追求，则成为他们的自觉。一个爱读书的民族，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爱读书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民族；一个爱读书的民族，才是一个素养高的民族；一个爱读书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怪不得当斯大林格勒被德军包围得密不透风，城里面的人弹尽粮绝、饥寒交迫的时候，仍然不会有人随便去采伐一棵树，纵然饿死也知道去排队。而一个作家，生活在这样的民族，自然拥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幸福。他不孤独，他的工作很有价值和力量，他的心中时刻有着“王后”那样的人的期望和希冀。
阿波里奈说过，“怜悯我们这些正在开拓非现实疆域的人吧！”这似乎是一种祈求。作家在开拓非现实的疆域，而制度是那样强硬，人心是那么冷漠，现实是那么残酷，辛勤劳动，而应者寥寥，除了自我安慰，便是旷世寂寥。于是，剩下的就是像这样的哀告：不但应该给予写作的自由，也应该给予对劳动的尊重；不但予以必要的同情，更要予以一定的理解和认可。这句话可以说是含泪的希求了。而普里什文，作为一个作家，虽然不能说完全地拥有了创造的自由，但其他方面还是能够享受得到的。一个一贯热爱阅读和作家的民族，不会因为革命的秋风扫落叶而将作家变成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这种待遇，也出现在赢取了无数耳朵的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身上。智利人是热爱诗歌的，也是热爱诗人的。聂鲁达就无数次向人们展示过他的“美好”回忆：他曾经面对革命者、矿工朗诵自己的诗，“看到那些眼睛和眉毛如何紧随着韵律在发生变化……“他们哭，他们被吸引了”。同时，他们也赋予诗人一种“严寒与烈火的洗礼”。诗人自问，这之后，自己还能一成不变吗？一方面，是诗人受到了民众的热爱和拥戴，他们懂得诗歌，懂得诗歌的价值；他们也会欣赏诗歌，欣赏诗歌的内涵；也理解诗人，理解诗人存在的非凡意义。另一方面，诗人就在这样的激励中受到“洗礼”，他知道了自身劳动的珍贵所在。他们不但在能力上得到认可，而且在精神上得到冶炼；不但从以往的劳作中有所收获，而且将会沿着已有的河道不断开凿前行。就这点而言，民众的热爱，成为他们蜕变和追索的动力。
聂鲁过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那是他还在少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在酒馆，呵斥了两个正在斗殴的流氓。后来却被其中一个堵在了角落里。可是，当对方知道他就是诗人聂鲁达时，竟然孩子似的哭了起来。他向诗人道歉，请求他的谅解，并且掏出女友的照片请聂鲁达观看，说：“她是由于您，堂巴勃罗，是由于我们背诵过您的诗才爱我的。”是诗歌成为年青人爱情的纽带，这在任何时代都有发生。而令人惊讶的却是，这个年青人分明是一个流氓，从起初他对诗人的态度中完全可以看出他的蛮不讲理。但就这样一个人，却衷心地爱着诗歌，并且与女友分享着诗歌。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读者的广泛存在，成就了聂鲁达的诗名。像这样的诗人，同样是幸福的。
这毕竟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国家。曾经在那么一个时代，诗人得到了非常尊崇的位置，从皇帝大臣到士子媛女，从贩夫走卒，到引车卖浆者之流，无不尊敬诗人，无不懂得诗歌，并且还会努力地去写作诗歌。正是这种氛围的存在，一个诗人得到他应有的位置，就是必然的了。
《唐诗纪事》中，记载着这么一件事情。唐末的李涉，有一次在度过九江到了皖口（在今安庆市，皖水入长江的渡口）时，遇到了一群强盗。强盗问他是什么人。跟从李涉的随从说，是李博士。强盗的首领说，如果是李博士，那么不用抢劫，很久以来就听说过他的诗名，请他写一首诗就够了。于是，李涉写了一首名为《井栏砂宿遇夜客》的诗：“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姓名，世上如今半是君。”撇开这首诗反映的社会现实不讲，我们完全可以看得出来李涉调侃中的一点得意——就是“绿林豪客”也知道我；既然现在“半是君”，我也“不用逃姓名”，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强盗也读诗懂诗爱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强盗也知道尊敬诗人，也理解诗人的不同一般。诗人应该感谢他生活的时代和国度。倘若生活在其他时代，李涉说不定没有这么幸运；倘若生活在其他国度，聂鲁达说不定就得以瘦弱的身体面对“醋钵”大的拳头了——你见过今天在这片国土上有一位作家呵斥流氓闹事而全身而退的么？
不是每一位作家或者诗人，都会在他生活的时代就受到重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慢慢被大家认可的。作家的高明与时代的现状总是有着一定的距离。这就让人常自发出“寂寞身后事，千秋万岁名”的慨叹。最为幸福的作家，当然是在他最活跃的时期受到受众的拥戴和敬重，但这往往会成为一种奢望。“诗圣”杜甫的遭际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然而，他们毕竟还有希望，他们明白自身的价值，明白自己作品的卓越，所以虽然在生前显得极为寥落，却不怕后世的湮没无闻。与其他事情一样，最可怕的，仍然在于绝望。一方面，现实是一片文化的荒漠，没有人愿意阅读，更莫说去探求你作品的底蕴，更莫说实现以你的个人努力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你悲观地预见到这种状态会长期地延续下去，你和你的努力都没有一个稳实的将来，这就是悲剧了。面对这样的悲剧，一些作家抛弃良知，逢迎当代，取悦众人，以求“升斗之禄”，来博得现实的感官享受；一些作家出于愤激，不再沿着本来认准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而另谋他路，于是文学与文化走向衰败；一些作家，即使在拼命地坚守，却是应者稀少，最后他的作品也被时代的洪流所吞噬。往往在这个时候，却偏偏是貌似经济极为发达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人心容易陷入完全的功利，这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往往被急功近利所左右，这个时候喧嚣躁动而不能安静地摆放一张书桌。作家生活于这样的时代，面对这样的局面，可谓悲哀了。
于是，想到海子。有一次海子走进昌平一家饭馆，他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饭馆老板他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在于海子，他的这种行为，可以说是一种平等的交换，更可以说是一种高贵的赏赐：我给你们精神上的享受，你们给我点酒。说到底，诗歌的价值、由一位诗人来朗诵诗歌，根本不是几杯酒能相比的。但在一个功利化的社会，在一个一切都可以以金钱来衡量的社会，几行诗句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啊。老板与海子的认识截然相反，他是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施舍者的位置上：你要酒，可以，我可以“大方”地赐予你，至于诗歌，那是什么东西，还是免了吧。这样的酒，海子能喝下去吗？当然不会。
后来谈到这件事情的人，说这位老板粗俗不堪。也就是说海子所遇非人了。可是，如果换个老板呢？或者换个工人、农民，甚至公务员、教师呢？结局也许更糟糕，说不定连免费送酒都免谈哩。还是后来谈到这件事情的人，说海子也还是幸福的，毕竟他有学生，他的学生们知道他是一位诗人，便要求他每次下课前用一点时间来朗诵自己的诗歌。这就是所谓“希望”了。泱泱大国，如多人口，毕竟还有那么一些愿意阅读、愿意聆听的人，虽然他们赐予作家的幸福是微薄的，虽然与作家的期许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毕竟还是有那么一些。
我们今天的教育，可千万不能把这么少的一些人也消灭了啊！我们今天的努力就是希望所在啊！我们能守望的就是今天的种子能在明天发出强旺的芽胚并且开满这片曾经溢满诗歌的芬芳的土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