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内容提要 2018年的日本文坛，深受国际社会环境影响，在全球“#MeToo” 运动兴起和日本高官性骚扰、各医科大学录取学生时歧视女性的社会背景下，日本文艺界也悄悄掀起了一股女性主义潮流；以是否主张美军基地搬离冲绳为重要争论内容的2018年冲绳知事选举，进一步激发了日本作家对战后冲绳的社会现实观照。2018年的日本文坛，同样深受日本国内社会环境影响，在新旧年号行将交替之际，中坚作家和资深作家以历史为依托创作的长篇大作是对过去时代的写照，同时也充满了对日本未来社会的想象；战后出生的一代已年逾古稀，以老年护理，尤以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护理为主题的文学和演剧，用艺术的形式引起了社会的共鸣。
关键词 日本年度文学研究 平成 昭和 女性主义 历史题材 未来想象
“平成”书写、“昭和”回望与“未来”虑思
——2018年日本文坛研究
陈世华
2017 年发端于好莱坞的“#MeToo”运动在2018 年发展成一场全球性运动，该宣言还引发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界、学术界和文化界等诸多领域关于性侵犯和性骚扰问题的相关讨论，也导致了西方一些权贵人士或者锒铛入狱，或者声名狼藉。这场运动在文学圈的发酵使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停发。在“男尊女卑”的日本，“#MeToo”运动也引起了文艺评论家们对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性骚扰和性歧视问题的广泛讨论。可以说，文艺评论家对推动日本男女平等尽到了应尽的社会责任。在迎来2019年日本新年号之际，作家们对“平成”年间乃至战后社会问题用文学艺术的形式进行了思考：老年“护理文学”大放异彩，“冲绳文学”杰作频出，历史题材小说硕果累累，长篇大作层出不穷……这些文学作品，或是反映着“平成”年间乃至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的变迁、生存的不易和焦虑，或是表达对未来的不安。当然，在各类作品中也会体现出对当下以及未来人类生存的些许希望。2018年度的芥川文学奖和直木文学奖获奖作品就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平成”书写：社交网络时代的生存与焦虑
平成时代始于1989年，彼时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成就”了日本经济史上的“平成萧条”；战后日本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步伐放慢后，随之而来的社会焦虑、性别歧视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对这些问题反应敏锐的女性作家的作品量，在2018年呈现出爆发性增长。
木谷有希子的作品集《安静，请安静》（『静かに、ねぇ、静かに』）描写了被社交网站照片墙（Instagram）所左右的众生相。作品讲述了三个故事：到马来西亚旅行的三个好友仅能从上传照片的社交网站而非旅行经历中获得满足感的故事；妻子沉迷网购不能自拔而被丈夫没收手机的故事；以及一对夫妇公开发布象征自己不得志的奇特动画的故事。可以说，每一个故事描写的都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这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问题。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手机依赖症列为新增病种，木谷作品就是对该社会病的一种写照。社交网络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便利，但人们逐渐被社交网站绑架，甚至达到了不进社交网站就会莫名产生焦虑的程度。以“私小说”创作为主的木谷有希子对“社会病”的描写，是其创作转型的尝试。
2018年，日本财务省事务次官性骚扰事件和各医科大学在录取学生时对女生的歧视，使得日本式女性歧视与全球“# MeToo”运动相呼应，这些歧视进一步凸显了日本女性地位的脆弱和不安定性。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主义运动在包括文学、漫画、杂志专栏和翻译的文艺界悄悄地掀起了一股潮流。以冲绳歧视和东日本大地震等社会题材内容进行创作的女作家桐野夏生，在2018年创作的《路上的X》中，从主人公女高中生的视角揭露了将年轻女性当作商品买卖的日本社会病理，塑造了与被虐待和不正当状况作斗争的女性形象。桐野认为，通过社交网站，无论是谁，都可以对女性主义发表言论，女性主义者身处的环境“与七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和促成《雇用机会均等法》等完备法律的泡沫经济期相比，更加自由轻松了”，但另一方面，社会歧视的构造更加坚固，从事事务性职业的女性录用被非正规雇用代替，收入差距出现固定化倾向。谈到今后的创作，同为女性的桐野表达了今后创作的关注点，“描写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人的状况就是文学的作用……以歧视和不平等的内容作为问题创作下去”。寺地春菜（寺地はるな）的《我想大人不哭》（『大人は泣かないと思っていた』），以“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的九州为故事舞台，故事主人公为三十二岁的单身男性职员，作品通过主人公与在酒席上认为斟酒是理所当然的女性以及在家中一味受到丈夫指使的妻子们的交流，将日常生活中女性受到无形压力的现实巧妙地融合到了作品中。直木文学奖获得者姬野嘉兵卫（姫野カオルコ）的《因为她不聪明》（『彼女は頭が悪いから』），作品受五名东京大学学生对私立大学女学生集体性侵犯这一真实事件启发而创作。作品描写了其中的一位加害者和被害者从初中开始的成长过程，暴露了他们的性格分歧，解读发生这种事件的深层社会因素。听到“东大”就崇敬不已的普通女大学生和认为普通女大学生与自己地位不对等而恣意妄为的东京大学男生之间的鸿沟，是发生骚扰事件的重要原因。而这种鸿沟的深层因素则是日本社会存在的民主外衣下的歧视根性。柚木麻子的《约会卸妆》（『デートクレンジング』）的主人公是两位女性，一位是因妊娠而辞去原有工作并在娘家茶社工作的佐知子，一位是佐知子的亲戚实花，实花在工作了十年的岗位上受到挫折后，突然开始热衷“相亲”。故事描写了日本女性的被催婚、催生的遭遇，展现了日本女性的不安和焦虑。古谷田奈月以《无限之玄》获得2018年度三岛由纪夫文学奖，该作品讲述了无任何女性而仅有男性的家庭的故事。随后发布的单行本还收录了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篇作品《风下之朱》，该作描写了只有女性成员的棒球部的故事。两篇作品合读之后，就会浮现出被社会的性别差异和生理性所束缚的人间形象。该作品用独特的视角刻画了社会中实际存在的男女社会性差异，并通过这种差异诉求超越性别差别，达到男女平等。无论是哪一部作品，都是以文学的形式揭示了被害者与加害者之间隔阂的生成过程和生成因素，也就是探究加害者对被害者的轻视态度背后扭曲的成长过程和社会背景。
日本女性主义文学的兴盛，归根结底是日本社会固有的歧视思维的影响。边见庸（辺見庸）的长篇小说《月》取材于发生在相模原市残疾人疗养院“津久井山百合园”的重大杀伤事件，事件造成十九名残疾人惨遭杀害，另有包括工作人员在内的二十七人受伤。该事件将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战后主张的人权、反歧视思想、平等和宽容等理念扫荡殆尽。引领故事发展的是没有交代性别和年龄，失明、不能走路且丧失语言能力的重度残疾患者Χ，作品对这个人物身心的双重疼痛进行了细致刻画。阿里供职于Χ入住的残疾人疗养院，虽然阿里不善钻营，与同事的关系也不融洽，但他善于为老人朗读和进行护理，对Χ也抱有好感。其后，阿里辞掉了这份工作，开始思考“人为何物”，并决心让世间变得更好，最终对残疾人疗养院中“不是人的人”下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杀伤事件。作者并没有像媒体过度关注阿里杀人动机那样纠缠个人的问题，而是从社会背景和人权的角度审视造成这种事件的深层根源，反映日本的残疾人歧视问题，并深入挖掘“健康”和“残疾”的二元对立哲理：在充满歧视和侵犯人权的当代日本社会，身体健康者何尝不会变成心理上的“残疾人”。
1945年日本战败后，迅速出现了生育高峰。战后出生的一代现在已年逾花甲，加之泡沫经济破灭后出现的少子化社会现象，日本老年问题集中显现。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推算，到2025 年，日本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人数将达到七百万，六十五岁以上老人中每五人就会有一个患者。截止2018年9月15日，日本百岁老人已接近七万人。日益凸显的老年问题，不仅是政府关注的课题，也是近年文艺创作的主题。以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戏剧和杂志专栏在2018年引人关注。谷川直子的《知道我是谁吗》（『私が誰かわかりますか』）以相对传统的九州为背景，描写了家庭中大儿媳妇因为必须担负老人护理工作而展开的“护理斗争”。在僻陋的地方城市，作为媳妇的女性照料娘家的父母已是精疲力尽；但按当地习惯，作为大儿媳妇的女性对婆家父母的照料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工作。这种“理所当然”的认识实际上也是对成为媳妇的女性的一种无形和沉重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女性主义作家、经营儿童书店“蜡笔小新屋”的作家落合惠子，结合自己护理母亲七年的经历，时隔二十一年创作了“护理文学”《已忘记哭法》（『泣きかたをわれていた』）。
无论是谷川还是落合的作品，都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反映了老年护理的酸甜苦辣，引起了有着同样经历者的共鸣。当然，大多数的护理是因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而进行的，正是这种亲缘关系，使得有些“护理文学”也充满着温情和爱，甚至是人生哲理。2015 年中岛京子的《长久离别》（『長いお別れ』）让人读后并没有感到郁闷，而是感到了作家和父亲那种难舍难离、回忆往昔的绵绵柔情。资深作家阿川佐和子的《琴子和香子》（『ことことこーこ』），讲述的是主人公香子护理母亲琴子的故事。在结婚第十年离婚的香子，回到娘家准备以食品工作开始新生活之际，突然发现母亲琴子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从此护理和工作的双重压力落在了香子身上。但该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用充满幽默和温情的笔致描写本属艰辛的护理生活。母亲以前的食谱笔记，也为香子的食品工作提供了业务支持和精神支撑。
1970年前后的民主运动使日本女性主义思想得到了扩展和深化，在“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的日本，女性作家的创作迅速进入现代文学世界，但却很难说是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扎根日本。而全球“#MeToo”运动和日本性别歧视在时间上的叠加，使得2018年日本“女性主义”文学再次兴起；女性作家对社交网路问题的关注，是女性作家关注社会问题的体现；在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会背景下，“护理文学”作为女性文学的主题之一，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也值得继续关注。
“昭和”回望：特殊时代的主人公与当代人生活的重合
随着近年日本政府的急剧右倾，在新旧年号交替之际，作家们对曾经的“昭和”时代进行了反思和回望。漫长的“昭和”时代给周边国家和日本国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战败后的“昭和”时代，给日本人带来了引以为荣的经济腾飞。以战前日本右倾反映当代闭塞氛围为主题的作品，以及对战后日本进行全面反思、经过长时间打磨的长篇大作，在2018年的日本文坛上都十分令人关注。
获得柴田炼三郎文学奖和每日出版文化奖的奥泉光的《雪之阶》（『雪の階』），以1936年军事政变未遂的“2·26事件”发生前的日本动荡时代为背景。故事讲述了某一天，失踪女性和青年将校的遗体双双被发现，众人将此看作是自杀事件，但失踪女性的亲友惟左子却对两人的死因存有疑问，于是踏上了探求死亡真相的道路，并最终揭开了迫使两人死亡的巨大阴谋。作品是一部谜中谜、案中案的推理小说，却以第三人称的多元视点，让那些生活在动荡时代中的上流社会女性、知识分子、军人和报社记者悉数登场，并描写了这些人物在不稳社会中的内心纠葛。作品中还融入了当时的风俗文化，以及带有重要时代特色的围绕天皇的政治论争和国粹主义思想。可以说，这部作品所出场的人物心理描写和心理斗争，与在日本右倾思想盛行的当代同样角色的人物心理高度重合。获得野间宏文艺奖的桥本治的《草薙之剑》（『草薙の剣』），开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梦的记述，1953年出生的昭生及依次小十岁的丰生、常生、梦生等六个男人，都梦到了超市阴暗的地板上排列着食品货架，从梦中醒来后，故事上溯到这六个主人公的父母和祖父母所讲述的体验，将日本百年来的侵略战争、战后生活、东京奥运会、日本学生运动、东京地铁沙林事件、东日本大地震、朝鲜战争、石油危机等事件融入作品，从六个普通人的视角，讲述了日本百年社会的进程。六个主人公，每个人都代表着自己所处的时代，年龄越小，人生越不如意，这也是日本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隐喻。“《草薙之剑》这部小说是历史的产物，而这也正是其被认为是杰作的真正理由。”2018 年，宫本辉完成了“流转之海”（『流転の海』）系列作品的封山之作——第九部《野之春》（『野の春』）。该系列作品的创作历时三十七年，自传色彩浓厚，系列作品的主人公松坂熊吾以宫本辉父亲为原型。在日本战败后不久的1947年，松坂熊吾到达大阪火车站站台，俯视在废墟上建起的临时板房群，故事由此讲起。松坂在五十岁时与妻子房江喜得第一个孩子伸仁，松坂发誓在伸仁长到二十岁之前自己不能死去，并开始了此后二十年的奋斗史，整个系列描写的就是以松坂为中心的日本平民二十年的生活史。《野之春》讲述的是1966年至1968年发生在大阪的故事，故事以“父与子”的关系为中心，运用宫本辉一贯使用的关西方言，通过父亲对儿子伸仁的生活经验教诲，结束了整个系列的创作。整个系列“以普通生活者的眼光，描写了战后的混乱期，以及不久走向高度经济增长期的昭和的景象”，这个“父与子”的故事中出场人物达一千二百人，小说描绘了芸芸庶民的生老病死，探问了何为人类宿命的问题，是一部宏伟的“昭和庶民史”。与《草薙之剑》一样，这部系列作品同样是基于历史创作的作品。以创作恋爱、犯罪和青春小说扬名的吉田修一，历时三年观看了二百多场歌舞伎表演，创作了以歌舞伎为题材的小说《国宝》。该作品讲述1964年立花组头目立花权五郎正在举办新年会，立花权五郎的儿子立花喜久雄具有深厚的舞伎表演功底，他登上舞台表演为客人助兴。大阪人气歌舞伎艺人花井半二郎是众多来客中的一位。这时，权五郎的黑道仇人闯入，将权五郎杀害。花井半二郎收留了喜久雄。喜久雄和花井半二郎的儿子大垣俊介在花井半二郎指导下，才艺精进。但注定将来继承半二郎艺名的俊介是不省心的不孝之子，最后和一个女子私奔出走，罹患疾病卧床不起的花井半二郎最终决定让喜久雄继承艺名，而意欲复归的大垣俊介在回来后却不幸遭遇了意外事件。在日本传统艺术界，继承艺名既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又是要严遵艺不外传的传统规矩。作品在生动地描写了梨园人生的同时，又凸显出对艺者是依靠才能还是门第这个根本问题的追问。
日本侵略战争后期，日军与美军在冲绳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激烈战争，制造了二战时期著名的“冲绳战役”。这场战役是历史上少有的民众牺牲人数多于军人的战役，战后冲绳焦土遍野，美军从此还在冲绳建立了面向亚太的军事基地。冲绳在战时成为日本政府抵御美军登陆日本本土的牺牲棋子，在战后也不得不遭受日本政府和美军基地的双重歧视和压迫。战后冲绳文学，既有反映战争惨状的作品，也有反映冲绳民众反抗美军辖治的作品。2018年8月，明确反对美军建设新基地的原冲绳知事翁长雄志因胰腺癌去世，同样主张撤销美军基地并有一半美国血统的玉城丹尼当选新知事，冲绳美军基地再度引起日本民众的极大关注，文坛也不例外。冲绳代表作家大城立裕在战后坚持立足冲绳本土，进行着“冲绳文学”创作。2018年，九十三岁的大城立裕创作的“私小说”作品集《你》（『あなた』），巧妙地描写了战后冲绳存在的问题。作品集共由《你》《边野古远望》《B组会始末》《拈华微笑》《御岳的少年》和《断绝消息》等六篇作品构成。作品集同名作品《你》描绘了妻子与“我”相伴六十余年到最终死别的一生，刻画了冲绳普通市民的战后史。《边野古远望》围绕冲绳县名护市边野古地区美国海军新基地建设问题，勾勒了日本政府与冲绳政府、日本政府与美军基地、冲绳政府与美军基地，以及不同立场的冲绳人在日本这种特殊殖民关系中的复杂构造。作家用文学的形式质问着“冲绳人到底是谁”这样的问题。
长期以来，日本本土作家很少关注冲绳社会。但1977年出生的真藤顺丈却历时三年，以战后美军占领期到复归日本的冲绳为舞台，完成了获得2018年度第九届山田风太郎文学奖的通俗小说《宝岛》。作品用大量冲绳方言，讲述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四个少男少女用不同的形式与美军抗争的故事。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与阿On一起从美军那里掠夺物资的亲戚御城、阿On的弟弟阿Lei，以及阿On的女友山子。在袭击嘉手纳美国空军基地失败被美国士兵驱逐后，阿On从此去向不明，剩下的三人一边寻找阿On的踪迹，一边开启了各自的人生奋斗历程。在美军统治冲绳的时代，三个人的命运以各种形式交错发展，故事中融入了美军暴行事件、美国军机坠落小学造成学生伤亡事件，以及美军基地毒气泄漏事件等内容，三人与冲绳民众一起直面美军在冲绳造成的残酷现实，表达着对美军以及日本政府的不满和愤懑。
宫本辉的“流转之海”，富含那个时代父亲的人生哲理与社会百相；吉田修一的《国宝》，反映了艺术修行中的人生哲理和艺术世界的人间百相；奥泉光和桥本治则以看似普通的主人公串联着历史上的日本与当代日本。这些历史题材的小说，靠作者多年的材料和知识积累，钩沉史料，透视历史，用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反映人生和艺术哲理，也涵盖了作者对人生境遇的感悟。
“未来”描写：当下日本困境与消失的日本
面对闭塞现实，作家们对未来总是充满期待或者担忧，对未来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现实的逃避或迷茫。2018年，日本文坛也借“未来”描写反映了对日本当下及未来担忧。
坂口恭平曾亲历熊本地震，在塑造新作《建设现场》的主人公时作者充分利用了这段经历。主人公在一个不知何处的建设现场从事苦力劳动，建设现场会定期发生崩坏，工程毫无进展。尽管如此，工人还是每天被卡车运到这个现场。工人们说着各自不同的语言，用只言片语进行交流。主人公虽然被任命现场监督这样的工作，但他不仅记不住一起劳动的工人的名字，连自己住在哪里，如何来到这里也回忆不起来。震灾后的建设现场，既没有政治家的出现，也没有高端机械设备的出现。这种反乌托邦文学式的奇妙设计，实际上深藏着作者对隐藏在日本当代社会文化中的言论自由、人工智能和社会右倾问题对日本可能带来危险的警告。在2011 年凭借《贵子和永远》获得第一百四十四届芥川文学奖之后，朝吹真理子时隔七年发表了长篇小说《TIMELESS 》。故事分两篇，前篇中的女主人公“海”与高中男同学“纲”结婚后，两人在东京过着没有感情的夫妻生活，生活中性别都变得有些模糊的两个人，一定意义上是现在活在虚拟世界中的夫妻关系的象征。后篇中以两个人十七岁的孩子“青”为主要人物，故事时间设定为发生南海海沟大地震八年后的2035年，地点在烟雨朦胧的京都，故事的主要内容为“青”对过去的回忆和想念。作品中出现了古典文学、古代美术和当代时装、音乐，同时，作品中还融入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事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广岛的研学旅行、广岛原子弹爆炸、朋友的葬礼和江户时代麻布原江姬的火葬等场面。作品将诗性的美好与灾难事件相融合，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相融合。看似荒谬的内容却是基于社会历史的未来想象，这种想象，无疑是对日本未来社会的担忧。讲谈社出版的多和田叶子的《被镶嵌在地球上》（『地球にちりばめられ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日本消失，海外留学的主人公Hiruko自然成为欧洲移民，他使用自制语言，寻找持有相同母语之人。在寻觅之路上，Hiruko无法复原母国与母语所产生的丧失感日益明显。终于遇到持相同母语的人，对方却也失去声音，不能与之对话。在失去祖国和母语这种现实面前，主人公并没有表现出绝望，而是寻找新的生存之地，这也孕育着主人公对未来的希望。多和田叶子“描写日本采取极端锁国政策的‘近未来’小说”《献灯使》在被翻译成英文后，于2018年11月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类）。2018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增设翻译类奖，《献灯使》成为首获此殊荣的作品。《被镶嵌在地球上》延续了《献灯使》一贯的主题，即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多和田作品中国家概念的淡化。作品虽然是反映了日本这个国家的“消失”，却没有任何悲壮感，而是灵活运用日语和德语、英语等多种语言，寓意日本及日语在未来的“消亡”。
古川日出男在《未来未来》（『ミライミライ』）中，描写了日本与印度逐渐结成联邦，日本逐渐失去独立主权。伊藤正幸（いとうせいこう）在《赞成小说禁令》（『小説禁止令に賛同する』）中，描写了在日本当下政府的统治下，日本逐渐消失，最终成为亚洲联合体的一部分。
东日本大地震对作家的影响呈现出多样性，尤其是对“未来”的描写，作家们用自己的笔触警示着未来，同时也流露出如何寻求希望的些许声音。对日本的“未来”描写，既有对日本社会可能存在的人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警告，也有通过语言消亡预示日本逐渐消亡的未来想象，而曾经创作“震灾文学”的作家古川和伊藤，以科幻文学的手法，大胆构思了未来日本消亡的作品。种种警示与想象，都是在以文学的方式反映日本社会当下的困境。
伴随着“平成”时代的结束，人们开始回顾过去的时代；在经济不景气的“平成”时代，作家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和在这种压力下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因此，对“平成”社会问题以及对前一个时代“昭和”年间的书写，终于在2018年集中爆发，出现了几个作品群：“#MeToo”运动和日本传统的女性歧视文化碰撞，使得近年占据日本文坛半壁江山的女性文学转向“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群；中老年女性作家，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了只有女性才能创作出来的“护理文学”作品群；男性中坚作家根据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和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以宏观的视野创作了与历史重合的“历史题材”作品群；无论是冲绳本土作家还是日本本岛作家，均集中创作了反映冲绳历史的“冲绳文学”作品群；震灾的影响和特殊年份的刺激，使作家们继续思考日本的未来，从而创作了日本“未来文学”作品群。
面对2019年年号更替的日本“大事”，男性作家以特有的理性思维创作了属于历史的鸿篇巨著，女性作家以感性和现实体验表现出对即将过去的那个年代的思考，以及对即将到来的年代的想象。以水俣病患者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石牟礼道子和以反战内容为主进行俳句创作的金子兜太相继去世，这标志着日本以语言表达强烈的生存尊严和自由的时代的结束。2019年，新年号的出现，对于日本文学创作可以说开启了两个时代：一个是年逾八旬、切身经历过日本侵略战争的作家逐渐离去，中坚作家和年轻作家如何继续用文学反对战争、警示沉痛教训的时代；一个是“令和”年号的开启，文学创作将受到新的影响的时代。
*本文为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近代日本琉球歧视问题研究”和2014年度南京工业大学社科研究基地“国外中国热点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责任编辑：苏永怡
原载于《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