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众所周知，我拥有大量的金子、牛、马、女仆、毛毯和衣服”。打开《奥义书》（黄宝生译，商务印书馆2012版），以这样的话为开头的提问比比皆是。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旦离开这个世界，会去哪里？”“您不要不舍得给予我更丰富的无限者和无边者”类似的疑问和请求。
《奥义书》，又被称为“吠檀多”，即“吠陀的终结”。虽然它排在吠陀本集和森林书的后面，但它们的主题并不是梵书的继续或总结，而是展现对于祭祀和人生的另一种思路。如果说森林书探讨的是祭祀的神秘意义，那么，奥义书强调的，就是“知识之路”。通过知与识，探讨世界的终极原因和人的本质。
印度的吠陀时代时期是氏族部落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加强，而形成了所谓的种姓制度。社会成员分成四种种姓：第一种姓婆罗门是祭司阶级，掌管宗教；第二种姓刹帝利是武士阶级，掌管王权；第三种姓吠舍是平民阶级，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第四种姓首陀罗是低级种姓，主要充当仆役。阅读《奥义书》，我们会鲜明地发现，这里没有吠舍和首陀罗的什么事情，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多是属于婆多门和刹帝利的祭司、君王、贵族和智者。“上智下愚”的思想，印度古代比中国古代还要厉害得多，严重得多。
这样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和思想，在一定的时期内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这样的人，首先衣食无愁，不必为物质生活而劳碌，不必为谋生而奔波，社会财富大多集中在他们的手里；其次，他们生来就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形成了文明成果的专属，文化靠他们继承，也靠他们传播，但这样的传播在一定的时代是极为有限的，只限于固定的圈子之内；再次，由于权利和财富，他们高高在下，傲恃出身，而与下层社会有着很大的距离，他们在精神上有着天生的优越感。而与中国这块大陆不同，印度处于南亚次大陆，自然赐予它的条件要比中国优沃得多，物质生产也方便得多，物产收获也丰富得多。那么，很显然，从文化地理学的观点来看，这些居于上层社会的人们，他们享受、获得的，要比中国古代的普通贵族优厚得多，丰盈得多了。
一方面有着自然对待宠儿般赐予的丰饶，另一方面有着随之而来的优裕的享受；一方面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掌控着一个民族最为发达先进的思想；一方面掌握着祭祀的权利而成为与“神”最为接近的人，一方面渴望神秘的力量成为“我的生的安慰，也将是我死的安慰”。这中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肯定的了。那么，这联系又是什么呢？有学者提出，它就是对生命的“厌倦”。
对生命的“厌倦”，是一个沉重而幽邃的话题。关于这一点，叔本华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人，生来就是一团欲望，欲望满足不了，就痛苦；欲望满足了，就厌倦；所以，生命始终就处于痛苦与厌倦之间。与印度相比，我们的生命历程就要“痛苦”得多。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我们的先民始终处于艰难困苦之中。恶劣的自然环境，贫瘠的生活资源，随之而来的因为争夺地区和利益而发生的频仍的战争，都对我们的生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完全可以说，正是由于先天不足，使我们不能过度依赖自然而早早地走向了农业社会，以个人的努力来获取生存的资源；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逼压，使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团结凝聚的重要性，而早早地实现了大一统。相比印度富庶的历史，我们这个民族要悲壮得多，顽强得多，坚韧得多。正因为这样，我们更为关注的，是现实，是现实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于是，相比印度那些关照灵魂的神灵，我们远古的“神”，带有很大的世俗性，曲折地反映着我们的坚强和抗争。那里有填海的精卫，那里有移山的愚公，那里有逐日的夸父，那里有补天的女娲。透射出来的，是一种与自然对抗的不屈，与环境斗争的勇毅。海与鸟，山与人，日与先祖，天与母亲，唯其不成比例，才更凸显出一种壮烈，一种崇高，一种伟大。我们也有祭祀，也有神话，也有祈祷，也有神灵，但不论怎样的祈求和期愿，都是面向现实生活和此岸世界。我们渴求的，是自然的恩赐，是风调雨顺；是战争的消弭，是河清海晏；是生命的延续，是子孙繁衍；是福祉的降临，是万寿无疆。“未知生，焉知死”，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不是我们不愿意思考、寻求彼岸世界，不是我们不愿意探索、深研人类的终极问题，而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身体”“性命”“生存”“发展”“家族”“后代”这些现实问题。中国诞生的唯一的宗教——道教，做的最大的文章，仍然是延续生命以享受世间之乐上。
翻看整个《奥义书》，对于印度的上层阶段，这些都不成其为问题，也就是说，他们都“满足”了。当一切物质上的需求都轻易地满足了的时候，剩下的，就是生之“厌倦”。对于婆罗门和刹帝利这样的阶层，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了：我要什么，有什么，那么，物质上的享受就不在话上，剩下自然是一个精神问题了。精神层面上的问题，也是分等级的。首先，对精神的追求，肯定与物质有着一定的矛盾，人，是欲望的动物，越想追求更高的精神问题，越要克服自己的欲望。所以，在《奥义书》里，相关的训示是极多的。“一旦摒弃盘踞心中的所有欲望，凡人达到永恒，就在这里获得梵”；“愚人们追随外在的欲望，自己投身张开的死亡之网”。其次，因为追求满足欲望，人，就具备了许多的“暗性”和“忧性”， 痴迷，恐惧，沮丧，昏睡，懒散，懈怠，衰老，忧愁，饥渴，贫乏，无信仰，无知，妒忌，残酷，愚昧，无耻，亵慢，卤莽，不平等，这些是暗性。内心渴求，爱恋，激情，贪心，伤害，欢爱，憎恨，虚伪，嫉恨，爱欲，不坚定，轻浮，迷乱，好胜，贪财，奉承朋友，依赖家庭，厌恶不喜欢的感官对象，执著喜欢的感官对象，言语尖酸，贪吃，这些是忧性。所有这些缺陷，都使人成为“装满财物的仓库”，而难以与至高的“梵”相谐和，难以走向认识“自我”的坦途。而且，为了世俗的欲望，人会制造许多的罪恶，这样的罪恶就会形成“业”。“因善业而成为善人，因恶业而成为恶人”。哪怕是人死之后，业还存在，在轮回转生中起着作用。这一点，被后来的佛教继承。佛教将轮回描述为“五道轮回”：地狱、畜生、饿鬼、人和天（神），后来加上了一个“阿修罗（魔）”，为“六道轮回”。倘若有罪业，转生为人与神尚不可得，更莫说“梵我同一”了。
既然产生了生之厌倦，那么，幻想的，就是永远地超脱。因此，对于这些对此岸世界产生厌倦的人来说，最理想的莫过于超越轮回，达到精神上永远的福祉。这，肯定就引向对世界终级原因的思考和追求。与佛教的“涅槃”不同，《奥义书》中求索和认知的境界是“梵”。梵是世界的本原成为其主导思想。而“自我”也常用作“梵”的同义词。也就是说，梵是宇宙的自我、本原或本质，而“自我”既指称宇宙自我，也指称人的个体自我，即人的本质或灵魂。梵是宇宙的本原，自然也是人的个体自我的本质。《奥义书》将梵和自我视为最高知识，知道了梵和自我，也就知道了一切。认识到梵我同一，也就获得了解脱。达到这种境界之后，自我进入梵界，摆脱了生死轮回，不再返回。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瑜伽”，则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修炼身心的方法。
探讨梵的终极意义，是一件颇为艰难的事情。“它既动又不动，既遥远又邻近，既在一切之中，又在一切之外”。“不是这个，不是那个”，“这个不灭者（梵）不粗，不细，不短，不长，不红，不湿，无影，无暗，无风，无空间，无接触，无味，无香，无眼，无耳，无语，无思想，无光热，无气息，无嘴，无量，无内，无外”。所有这一切描述，都让人想到西方哲人眼中的“上帝”，尤其是斯宾诺莎心中的“自然”。它是至高的存在，只能通过思考而达到，只要你一用语言指称它，便不再是它。
这就是中国与西方、与印度文化的分水岭所在了。我们的哲人们也探讨“有”与“无”的问题。是先有“有”，还是先有“无”，还是“有”“无”皆有或皆无。我们也考虑到死后去向何方的问题，“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但却只是提出问题，而没有刻意去寻找答案，最终还是转向了现实生存。我们的普通民众的认知更是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甚至不去思考与之相关的问题。我们是那么热恋着生，热恋着这尘俗的一切，而最终找不到一个终极的救赎。这是我们的悲哀所在，却也是我们的骄傲所在。我们很难对生命生出厌倦来，“活着就好”，“好死不如赖活着”，虽然有些许无奈，些许无助，甚至有些许无赖，但我们却成为了最为关注现实的一个民族。我们的愿望，在于后代的繁衍，在于家族的兴旺，在于青史留名，在于天下大同，在于活在别人的心中。这种道德上的追求，也具备着崇高的意义，也可以作为人生的终极依附。而最可怕的，莫过于将这种念想（信仰）也丢弃了，如果那样，我们会变得及时行乐，会变得得过且过，会变得不择手段，会变得物欲横流。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接纳与传承主要就在这个方面——精神的方面。它是法律解决不了的，也是规则解决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