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该书中叙述了我们的离别情景。几年以后，当《残杀光明》的写作终于结束之际，我把书稿一经交给出版社，就决定立即奔赴印度。因为，我听人说过，瓦露赤卡在喜马拉雅山的克什米尔地区那一带旅行跋涉。整整两个月，我疾步走在靠近冰川、位于高原上的森林里，我穿越了拉达克(Ladakh)、詹丝卡(Zanskar)的高原山谷在旅途上我时而步行，时而骑驴。偶然间，我会意外地遇见个批发干果的商贩，或者一位出游的和尚。然而，我还是没有找到瓦露赤卡，但是我重新找到了自由。身体的和精神上的自由
该书在好几个国家赢得了很大荣誉，这令我感到无限鼓舞，并让我得以继续写作。为了树立个人风格，我重返印度尼西亚，又先后来到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各生活一段时间。在意大利时我没有错过命运中的机遇，或者是说捕捉到了让人孜孜不倦的追求。我遇见著名的芭蕾舞女明星G小姐，还有鼎鼎大名的法国舞蹈编舞莫里斯·贝嘉(Mauricebejar)先生。我们产生了合作的欲望，即由我挑选音乐段落，他俩编写舞剧故事情节和舞蹈动作设计。整整四年当中，我们从威尼斯到巴黎，自罗马到开罗，经华沙到东京，到处推广演出我们的舞剧。这是在纽约的医院病床上，我从未设想过的这般美妙的职业，这一切让我感到心花怒放。但是，由于这位芭舞女演员的热情蒸发散尽，这些精彩难忘的演出又突然间永久性地结束了
一九八五年左右，在巴黎我结识了几位来自西安的年轻人，他们分别从事于法文教学、骨科医学、生化研究等不同领域。这条友谊之线，是由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工作的我的朋友让·德米里拜尔为我们牵引起来的。
在我的旅行生涯里，包括在失明以前和以后的阶段，不知不觉之中我已经环游了世界。但是，至今我还从来没有闯入过中国。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巴黎这间简朴的学生宿舍里，中国正向我打开了大门由于过去我对中国的情况不甚了解，这次的相见，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个新发现。需要说明的是，在那个年代，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国这块土地几乎被遗忘了。通过几次交谈，我看到我原先的思想偏差就像地球与冥王星一样遥远。我发现，虽然我们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所不同，可是我们双方对相同的题目一样着迷，我们双方拥有相同的幽默感，乃至连我们的质问也能彼此分担，只是有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这个发现，推动了我思想上早已形成常规的懒惰，我开始怀疑我以前的信念，以致追使我重新考虑我个人的前景。突然之间，我的生活又变得富有冒险性了。年轻的法文老师郭太初精确、随意地为朋友们做翻译，同样也为我敞开了他们的内心世界。笑声不断，友谊相随。他们走时，我向他们保证要去“那边”探望他们。
时光流逝如水，一九九五年的某日，我结束了在澳大利亚的段工作，决定离开那里后前往中国。我一共停留三周，在西安外国语学院曾作几场报告，报告会往往会对欧洲、美国、西方的青年，以及生活和期望等内容进行很开放的讨论。我感觉到这批朝气蓬勃的中国青年人长于回顾以往，展望未来。同时，在西安市的边缘地区，秦始皇、汉武帝、唐高祖、武则天等帝王陵墓，特别是司马迁祠，以及碑林博物馆的块块碑石在告诉我，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这悠久辉煌文化遗产的拥有者。我和朋友们继续长久的探讨，而且又结识了些新朋友。二○O一年，我第二次重返西安，这一次我在西安外国语院法语系工作了半年之久。在工作之余，我们还沿着古道丝绸之路，寻觅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踪迹
通过接触和观察，我认识的中国人民，很快地成为了勇敢和现实主义的榜样。他们在不由我们的意愿决定的强暴或运动面前，在似将被毁灭的情形之下，可以像暴风骤雨中的芦苇一样百折不挠。他们认识到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最可贵的。因此，我写《残杀光明》并不只是以此叙述我个人的悲剧，我们应该视它为人类世界中又一件强暴事实的记录。为了这个目的，我愿意充当一名见证人。
我十分感谢我的朋友桑韶华所作的翻译工作，使我方能着手和中国人民开始对话，借以倾吐衷肠。
对于我来说，中国人的家院里拥有许多的秘密花园。有时候，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