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凌叔华出身官僚家庭，她是“五四”时期众多走出闺门、接受新思想的女性作家之一。
她以独具一格的笔触，深入到中国传统女性的内心深处，写出了传统女性的命运起伏，凌叔华的文笔细腻，有着女性独特的洞察力，徐志摩称赞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儿”。
徐志摩和凌叔华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之间也是有过一段感情的，相识半年单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
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么徐志摩的“八宝箱”又为何在凌叔华手中？
由于徐凌之间的关系密切，徐志摩对她非常信任。
1925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热恋中，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巨大的压力，他不堪重负，决定去欧洲散心，回避压力。
临行前，他把一个木箱子交给凌叔华，那个箱子就是有名的八宝箱，里面装的是徐志摩的英文日记、陆小曼的日记和很多私人的书信，还有他的康桥日记。
因为他去欧洲，身边的八宝箱携带不方便，必须给一个可靠的人保管，陆小曼当时自身难保，而且箱内有些东西“不宜小曼看”。
当时，徐志摩最信任的就是凌叔华，他曾经对陆小曼说过：“只有S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所以把八宝箱托付给凌叔华是情理之中的事。
而直至徐志摩去世，他都没有取走箱子，一直保管在凌叔华手里。
凌叔华与林徽因之间的矛盾也由此而来
林徽因想起徐志摩生前曾经说过，他的康桥日记放在凌叔华那里。
现在徐志摩不在了，林徽因很想看看那本记录了志摩当时真实感受的日记，看看两个人初识那段时间徐志摩记录的内容，但却没有如愿。
从此，林徽因与凌叔华两人结怨，不再往来。
半个世纪后，凌叔华旧事重提：
“他的生活与恋史一切早已不厌其烦的讲与不少朋友知道了，他和林徽因、陆小曼等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地坦白地告诉我多次了，本来在他的噩信传来，我还想到如何找一两个值得为他写传的朋友，把这个担子托付了，也算了掉我对志摩的心思（那时他虽与小曼结婚，住到上海去，但他从不来取箱子！）。
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因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她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
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
林徽因总会想起徐志摩，那是她生命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徐志摩的离去始终是个遗憾。
1947年，林徽因在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之际，她托人传信要见张幼仪。见到张幼仪后，林徽因千言万语却不知道如何说起，只是无言地流泪。
对此，张幼仪的解释是：“她当初之所以想见我，是由于她爱徐志摩，想看他的孩子。尽管她嫁给了梁思成，她仍是爱着徐志摩。”
林徽因有很多诗是写给徐志摩的。 “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这一句是林徽因对于徐志摩自始至终的一种态度，理想的爱情总是脆弱的，她只希望有一天，在梦中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爱情是唯美的，奉献的，
叫所爱的人因为你的爱，
人生变得更加精彩和幸福。
人生除了爱情以外，还有事业，还有亲情，还有责任，还有担当。
梁思成用宽广的胸怀，包容着林徽因，也成全了林徽因。
你是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梁思成是怎样的一个人，能叫林徽因生死相随？
今天的日本，最美丽的旅游城市，是京都和奈良。但如果没有梁思成，世界上早就没有京都，也没有奈良了。
1944年，梁思成担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他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以免盟军轰炸时误伤。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梁思成呕心沥血地工作，同时，梁思成希望美军能将另外两个不在中国的城市也排除在轰炸目标之外——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弟弟都因为日本侵华战争而亡，因为国恨家仇，梁思成极度憎恶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选择保护这两座城市，可见其胸襟之宽广。
梁思成这样解释他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
梁思成没有徐志摩文学上的才华，也不如徐志摩浪漫，但他却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
在抗战中，他们曾共同守在贫穷的李庄。那时，梁思成的脊椎病使他必须穿上铁马甲才能坐直，体重降到四十七公斤；那时，林徽因在日日咯血的生死线上挣扎，几个月的时间就毁灭了她曾经的美丽。
那是真正的苦难，他们的生活中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每日伴随他们的是臭虫和油灯，他们过着艰苦的生活。然而，当外国友人邀请他们定居美国的时候，这对在苦难中生活的人拒绝了。他们说，中国在受难，他们要与自己的祖国一起受苦。
艰苦的环境并没有使他们消沉，他们依旧潜心工作。
当抗战胜利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林徽因夫妇竟然在条件如此艰苦的李庄，写出了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那时两个人每天为了编写这部书而工作到半夜，甚至通宵不眠。
这样的梁思成是真正的男子汉，值得林徽因托付一生。
他们的爱情比童话更美，爱一个人是给她提供更广阔的天空，叫她自由地飞翔；给她更多的自由，丰富自己的人生；给她更多的快乐，更多的空间。
林徽因是梁思成建筑上的启蒙者，她从一开始就把建筑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儿子梁从诫如是说：“母亲爱文学，但只是一种业余爱好，往往是灵感来时才欣然命笔，更不会去‘为赋新词强说愁’。然而，对于古建筑，她却和父亲一样，一开始就是当做一种近乎神圣的事业来献身的。
女儿梁再冰如是说：“现在的人提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实际上我认为她更主要的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她和我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
遍访古建筑
让我们一起去探索林徽因与她建筑生涯里的那些事。
林徽因作为梁思成的同事和学术上的密切合作者。
曾多次同梁思成和其他同事们一道，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
你可能想象不到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子到底能迸发多大的力量。
亲眼见到林徽因、梁思成以“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而继续致力于学术事业的费正清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中则这样郑重写道：
“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不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而正是后者使他们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我牺牲，坚定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学贯中西的学者，非常注重收集第一手的资料。
夫妻两人从事了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他们计划从华北地区开始，到各地区实地考察中国明清之前的古代建筑。
林徽因早年患有肺病，抗战期间到处奔波的艰苦生活，令她的病情不断加剧，最终恶化为肺结核，这在当年的医疗条件下，属于不治之症。
但林徽因是坚强的，虽然病重，却依旧陪着梁思成翻山越岭到处寻访古建筑。两个人到处寻访年代久远的古桥、古堡、古寺、古楼、古塔，透过岁月的积尘，勘定这些建筑建造的年月，揣摩它们的结构，计算这些建筑物的尺寸。
他们二人共同走过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上千处恶劣艰苦的考察现场，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发现了许多可以远溯唐宋的建筑。
很多古建筑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认识，因此得到了人们的保护，比如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发现，这些古建筑也许早已经在人间消失了。
提起林徽因，你的印象是怎样的？
穿着华丽服装在安逸的客厅里谈笑风生的贵夫人？
衣着考究风花雪月的高雅女诗人？
低头温柔看着怀中可爱孩子的清秀雅致的慈母？
躺在病榻上饱受折磨但依旧乐观的女子？
那只是林徽因的一面，她还有另外的一面。
在林徽因野外考察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林徽因，那是一个不畏艰辛、事业心极强的林徽因。
她在河北正定的开元寺钟楼高高的梁上做测量，娇弱的她竟然身着旗袍在上面微微地笑着！
她在前往河南龙门石窟的倾斜石路上回头望，那个时候，林徽因已经显得瘦削疲劳，但依旧无法掩饰她的美丽。
在山西五台山，林徽因在梯子的顶端一手拿笔摁尺，一手伸开捏尺，测绘唐代古建筑，衣着朴素的她眉头微皱着，眯眼查看数字，身手敏捷神情专注，此时的林徽因完全是一副严谨的学者样子。
郊外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林徽因却是乐观的，她用超出尘世的豁达眼光观察一切，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绘山西之行，艰苦的生活在她的眼里变得如此富有诗情画意：
……
旬日来眼看去的都是图画，日子都是可以歌唱的古事。
黑夜里在山场里看河南来到山西的匠人，围住一个大红炉子打铁，火花和铿锵的声响，散到四围黑影里去。
微月中步行寻到田陇废庙，划一根“取灯”偷偷照看那瞭望观音的脸，一片平静。几百年来，没有动过感情的，在那一闪光底下，倒像挂上一缕笑
我们看看这里金元重修的，那里明季重修的殿宇，讨论那式样做法的特异处，塑像神气，手续，天就渐渐黑下来，嘴里觉到渴，肚里觉到饿，才记起一天的日子圆圆整整的就快结束了。
林徽因的诗歌《旅途中》也记录了这个时期的生活：
我卷起一个包袱走，
过一个山坡子松，
又走过一个小庙门，
在早晨最早的一阵风中。
我心里没有埋怨，人或是神；
天底下的烦恼，连我的拢总，像已交给谁去，……前面天空。
山中水那样清，山前桥那么白净，——我不知道造物者认不认得自己图画；
乡下人的笠帽，草鞋，乡下人的性情。
林徽因和梁思成全心投入到古代建筑的研究中去，他们的研究工作硕果累累。
然而，突如其来的战争，打断了他们的工作。
在日军占领北平的前夕，林徽因和梁思成告别了舒服安逸的生活，离开了熟悉的四合院。
带着年迈的母亲和幼小的孩子，拎着几只皮箱、两个铺盖卷，同北大、清华教授们一道，毅然地奔向了陌生的西南大后方，开始了战时流亡的生活。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了。
他们先避难到了长沙，接着辗转又来到了西南的昆明、重庆。
在战争年代里，物价昂贵，他们的经济非常紧张，有时要靠朋友们的资助才能维持日常的家庭开支。
林徽因经常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缝着孩子们的衣服和布鞋，买些最便宜的粗食回家煮，过着非常简单朴素的生活，这样的日子比农妇还要苦。
梁思成因为早年遭遇过车祸，走起路来，有些跛足，林徽因为了陪伴着行动不便的丈夫进行研究工作，携家带口，四处迁徙。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依旧执着于建筑。
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不远千里，一起去寻访那些湮没在民间，也许随时就会灰飞烟灭的古建筑。
他们在西南小镇李庄的生活是一段非常艰苦的生活
那个时候，林徽因贫病交加，身体虚弱，与世隔绝，经常卧病在床。
她被医生断言最多只能再活5年，但在病床上的林徽因，却在不停地工作。
林徽因与其他才女的不同之处，就是她骄傲却不孤绝，安静却不寡淡。
即使外界条件多么艰苦，身体多么的虚弱，她的内心依旧是平和乐观的。
她从来不会被外界环境所左右，努力去寻找着人生的乐趣。
和林徽因一样，梁思成对中国即将发生的内战也同样的担忧。
有人劝他们出国，
但他们却丝毫不为所动，
因为他们深爱着这个苦难的国家。
位卑未敢忘忧国
前文我们提到林和梁的弟弟都在抗战中阵亡，其实悲伤不止于此。
林徽因有一批很特别的朋友，他们是空军航校的学员，这是一批抗战前夕来自沿海大城市的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后来他们大多数人的家乡沦陷。
在昆明时，每当休息日，他们总爱到林徽因的家里，把她当作长姐，对她诉说乡愁和苦闷。
他们毕业的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曾被邀请做他们的“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
自淞沪抗战以来，空军能参战的飞机已所剩无几。
那时，政府只有一些破破烂烂的老式飞机去装备空军，有些还是用民用机改装的战机，那些年轻有为的空军战士们，甚至来不及参加一次像样的战斗，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传说空军由航校毕业到战死，平均时间只有六个月。
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在一次次与日寇力量悬殊的空战中都牺牲了，没有一人幸存，有人死得十分壮烈。
林徽因夫妇等来的不是胜利的捷报，而是接二连三的阵亡通知书
每次林徽因都要痛哭一场，那些年轻的生命，还没有盛开就凋零了，真是人间最大的悲剧。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他们都会有幸福的家庭，很好的工作，很好的未来，享受天伦之乐，然而，战争剥夺了他们的梦想，剥夺了他们的生命。
1941年，她非常疼爱的三弟，当时刚从航校毕业不久的空军上尉飞行员林恒，在一次对日军的仓促应战中，不幸阵亡。
林恒是个英勇的青年，为了保卫国家，他从清华大学退学，弃笔从戎，考入空军学校。
林徽因听到这个消息后，痛不欲生，她的悼亡诗《哭三弟恒》可以说不是只给林恒一个人，而是献给抗战前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的。
由于梁思成在建筑上的杰出成就，美国很多单位都向他抛出橄榄枝，但他却毫不犹豫地回到了国内。
在日记里，梁思成动情地写道：“愿能携家久居是邦，奈不舍破国山河何！”
在1946年7月，林徽因一家随着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起回到北京。
✨ 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美国讲学，梁思成携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和图片奔赴美国
他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
解放前夕，林徽因很兴奋。
清华在城外，解放军的围城部队就到了清华一带，他们在校外驻扎着。
林徽因和梁思成非常担心，一旦攻城，城内的古建筑就全完了。
这时，张奚
这件事，叫他们非常激动：“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
那个时候，一位老友全家去了美国，这时有人曾说：“某公是不会回来的了”。
林徽因在和一些老师学生谈话时曾说：“我深信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祖国的。”
因为她了解朋友，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果然，那位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前，举家回到了清华园。
抗战期间在李庄，费正清要她两口子去美国治病，虽然那个时候，她的病已经严重恶化，但她依旧留在国内，因为她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她要在事业之路上努力前行。
作为建筑师，他们感到实现宏伟抱负，把才能献给国家的时代到来了。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这是金岳霖写给林徽因的挽联。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怀抱一腔热血，投身祖国建立的事业中去
在林徽因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做了三件大事：
1⃣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工作
2⃣ 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设计纹饰和浮雕图案
3⃣ 挽救了濒临停业的景泰蓝传统工艺品。
你是人间四月天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
林徽因恨不能把在建筑、文物、美术、教育等等许多领域中积累的知识和多年的抱负理想，在一个瞬间彻底实现，虽然病魔缠身，依旧无法阻挡她的工作热情。
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政协筹委会决定把国徽设计任务交给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清华大学的国徽设计工作由林徽因、李宗津等七人参加。
经过努力，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设计的国徽图案完成并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评选，经周总理广泛征求意见，林徽因与梁思成领导的清华小组设计的国徽图案以布局严谨、构图庄重而中选。
2⃣ 挽救景泰蓝传统工艺品
1951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对景泰蓝传统工艺进行改造，不但挽救了濒临停业的景泰蓝、烧瓷等传统工艺，还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式图案，并为工艺美术学院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研究生。
中国第一位从事景泰蓝专业设计的工艺美术大师钱美华，就是林徽因的学生。
3⃣ 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1949年以后所建成的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有幸参与贡献给国家的第一座重要建筑物。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在首都建立纪念碑的决议。
会议闭幕后，毛主席和全体政协委员由中南海怀仁堂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挥锹铲土，庄重地为纪念碑奠了基，宣告了几年之后，在这里将建立起一座纪念物。
但至于这纪念物该用什么主题，采取什么形式却没有定下来。
1952年，林徽因担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为碑座设计纹饰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并对纪念碑的整体造型、结构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
这又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也是林徽因建筑人生的又一座丰碑。
每当林徽因参与设计一个新项目的时候，她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建筑如何表现中国的民族形式。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致主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应以碑的形式为主，以碑文为中心主题。
这种用以文字和书法表达纪念内容的传统方式而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既能简明地表达对鸦片战争以来百年中人和事的纪念，又符合中国传统的民族形式，体现出中国的特色。
为了对人民英雄的伟大功勋表达永远的尊敬和纪念，在接近人视力高度的须弥座上做了人们将要不断供献的花环和饰带形的装饰雕刻。
这部分工作是由林徽因主持的，她以极大的热情努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参与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是林徽因一生中最大的成就。至此，她的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梁林二人在参与这些设计工作时，身体健康状态都令人堪忧。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拖着病体，完成设计方案。并拒绝了好友前往美国疗养的邀请。
林徽因说：“我的祖国是中国，她还需要我，我不能抛下她。”
这样的林徽因真是值得后人尊敬的高贵女性。
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年，林徽因参加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内部装修设计工作，并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翌年，她当选为中国建筑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担任《建筑学报》编委、中国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
1954年，她又当选为北京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受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1950年，她被任命为北京计划委员会委员，对首都城建总体规划提出了有远见的意见。
她以极大的科学勇气和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的错误主张，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并提出修建城墙公园这个既能保存古文物又可供人民憩息的新设想。
遗憾的是，虽然她为了保卫城墙，多方奔走，据理力争，但她的主张却没有被采纳。
为了保护这些古城墙，林徽因做了怎样的顽强的、绝望的抗争啊？！
1⃣ 两个“三座门”的消失
1952年8月11日到25日，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召开了北京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题是讨论拆除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那次开会梁思成没有来，林徽因代表他发言。
她走上讲台，用雄辩的口才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什么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来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
她的看法在代表中引起了不小的触动，当时天安门前东西两个“三座门”，即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很不方便，每年这里都会发生几起人车相撞的事故。
所以，市委市政府早已决心先把这两个“三座门”迁移，施工的各项工作都准备好了，只等着代表会上大家举手通过后，就立即开工，结果被林徽因给搅和了。
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想着代表们的情绪很大，担心施工的方案难以通过，就示意立即停止会议。
他召开所有代表中的党员开会，要求党员们一定要服从市委的决定，表决时都要举手。因为代表中党员人数居多，所以再开会的时候，方案便顺利地通过了。
一夜之间，两个“三座门”就彻底从北京城的地面上消失了。
2⃣ 牌楼街
1953年5月，为了拯救四朝古都仅存下来的完整牌楼街，使其不因为政治原因而毁于一旦，正直的梁思成拍案而起，与吴晗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论，最终由于意见严重不合，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为了保住这些珍贵的古代建筑，他不惜一切代价。
在1953年的夏天，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先生和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一起来到了北京。
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组织欧美同学会，在骑河楼设宴请客，林徽因和梁思成也参加了这个宴会，一起来的还有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晗，吴晗是历史学家，也算考古界的人士。
因为在座的都是考古与古建筑界的知名人士，所以，宴会期间大家主要谈的是文物的保护工作。
郑振铎说，只要推土机一开动，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就寿终正寝了。
听到这些话，林徽因想起那些被推倒的古代建筑，心如刀绞。
她冲动起来，再也无法克制情绪，走上前去愤怒地指着吴晗，大声谴责。
那个时候的林徽因，重病在身，肺病已发展到了晚期，嗓音都失常了。
但她依旧站了出来，对北京的领导人说：“你们把真古董拆了，将来要懊悔的，即使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她的话，发自内心，真是句句中肯，饱含深情。一向温柔的林徽因，因为激动，气得连声音都变了，林徽因的心在滴血，她考虑的却不是个人的生命，而是古代建筑的精华。
这个撕心裂肺的声音穿透历史的尘埃，至今仍叫人听后荡气回肠。
1953年8月20日，在北京市政府第一会议室，吴晗主持召开了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都是中央和北京市文物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还有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吴晗主持会议，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在会上发了言。
林徽因谈到保护古文物与新的城市建设的关系时，是这样说的：这两个方面肯定是有矛盾的，首先考虑如何想办法保，想办法去解决矛盾，而不是首先考虑拆。
中国建筑在科学和美学上的价值都不比欧美的建筑差。
中国建筑最成功的是木构架和最庄严美丽的各式各样的屋顶，比欧美建筑更具美学价值。
把它们保护下来，将来有钱了好好修整一下，给全体市民、全国人民以及外国友人来参观欣赏，有多好。如果把它们拆了，一切都没有了。
3⃣ 天坛
当时还有人说天坛面积太大了，主张只留下祈年殿和圜丘等部分就可以了，把那些古柏全砍倒，作为新建筑的用地。
林徽因激动地说：“天坛如果没有了那些郁郁葱葱的古树，整个青葱肃穆的环境就没有了，天坛整个气氛也就破坏了。希望中央和市政府要认真考虑。”
在发言中，林徽因说“思成先生已发表了全部保存城墙和合理利用的建议”，就是说利用城墙做公园。
遗憾的是，这个建议依旧没有被采纳，现在留给后人的只有梁思成画的那张漂亮的示意图了。
那张示意图无言地告诉人们，北京曾有过那么雄伟那么漂亮的古城墙。
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摧毁人们却无能为力。
据说古城被拆，每毁掉一段城墙一个古建筑，梁思成和林徽因就心如刀绞一般。
梁思成说，“建筑师是幸福的，因为他可以看到很多美的东西，建筑师也是痛苦的，因为他也会看到很多丑的东西”。
在明清古城墙拆毁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忍不住心头的怒火，他们心如刀绞，抚砖痛哭。
他们是建筑学家，知道这些建筑都是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最高成就的珍品，拆除了，就会永远地消失了。
以林徽因的聪慧，她未必不会知道最终的结局，但她依旧顽强抗争，因为她有知识分子的良知，有超越于时代的眼光，她不愿意这样的惨剧在眼前发生。
虽然说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他们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但历史将永远记住她的名字，记住这个视建筑事业高于生命的女子，历史证明了她当年坚持的正确，历史会给她客观的评价。
“我想见一见思成，我有话要对他说。”据说这是林徽因的最后一句话。
“夜深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护士说。
遗憾的是林徽因没有等到“明天”。
逝于1955年3月31日深夜，北京同仁医院住院部
林徽因的墓碑
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林徽因生前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有特殊贡献，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建会决定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雕饰试刻的一个样品——林徽因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环刻样移做她的墓碑。
墓体是由梁思成亲自设计的，墓体简洁、朴实、庄重。
在人间的四月天，林徽因安静地离去，她的一生是完美的，也是富有诗意的。
最后，我们以林徽因的《莲灯》结尾：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
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
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
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
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
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轻舸驶出了江河——，宛转它漂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
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