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文\高海峰
说到老子和其所著《道德经》，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赞。但若说到尹喜，知道并愿意真心称赞者则可能少得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为正是他的远见与努力，才有了《道德经》的问世与传世，后人才能源源不断地从中汲取各种各样的营养与宝藏。
其实，尹喜也是当时声名远播的一代名家。
尹喜，人称关尹子，名喜；字文公，号文始先生，又称文始真人。在道教中地位较高，是先秦天下十豪之一，常配祀于老子侧。他的祖籍，一说是周至县龙乡闻仙里人，一说是天水人。少好三皇、八卦、素书、易经等书，善天文秘纬。后于雍州终南山结草为楼，观星望气，故号其宅为楼观。今天，好多人去终南山游览，大多都要去楼观台亲身感受一番。著录《关尹子》九篇，《汉书·天下》叙古道之术以老子与关尹子并术，其贵清思想对中华清概念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关于尹喜其人，西安交大韩鹏杰教授特意强调他叫喜，是当时函谷关的总兵令尹。他认为令尹、关尹俱是官名，两字不能分开，称他为尹喜是后人的一大误解。我查了多处资料仍不得确定，只好暂时存疑。
函谷关位于今河南三门峡的灵宝，是当时东去洛阳西来长安的必由之路。老子出函谷关隐居时，喜为令尹，掌管着发放通行证的予夺大权。还有一说是喜观见东方紫气西迈天文显瑞，知有圣人当度关而西，乃求出为函谷关令尹。果遇老子。喜执弟子礼，向老子求教说：“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史记·老子韩飞列传》）老子亦知其奇，应其所求，著道德经五千余言，留传世上，并尽传他内外修炼之法。
五千余言在今天看来不是多大个事，但在当时却是难之又难。一笔一划，规规矩矩用刀子刻在竹简、木牍上，一天能刻多少片？多少天能刻好？我想象不出，反正觉得相当相当费劲。西安交大韩鹏杰教授在《道德经说什么》一书序章中说，当时的人都很矜持，不肯写书。即便如老子、孔子这样的大家，也只是愿意讲而不愿著书。大家有什么问题求教，能保证回答是自己的，别人伪造不了；而写成书就不行了，人家怎样解释或后代怎样解释就由不得自己了。为了避免谬种流传，所以他们都干脆不写书。试想，若不是喜凭借令尹的独有特权，加上执弟子礼时的尊重、谦恭、明说暗求，让老子在函谷关止青牛、驻行程、殚精竭虑、费心劳神，若不是喜立即携经归隐、潜心整理，后人怎么能一代又一代沐浴道德经的恩泽，少走那么多弯路呢？
了解《道德经》精华和体例的都知道，这是老子多年来为向他求教的圣人、国君、侯王、士等各式各样的官员所作解答的浓缩和归纳。老子是当时周朝的守藏史，相当于现在集国家图书馆馆长、档案馆馆长、天文台台长三长于一身，其地位和学识远非一般人可比。同《论语》的体例一样，《道德经》也是语录体。只不过为了精炼，隐去了向他请教的人的身份和所问问题，只保留了答案和极个别的询问者。如第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的“士”，第二十八章“圣人用之则为官长”的“圣人”，第三十九章“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的“侯王”等。
依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表述和《道德经》的思想，老子当时选择归隐应是万般无奈和万分不舍。以老子之睿智和对人心、人性的透彻通达，对当时周天子名存实亡、东周王朝日趋衰微及诸侯纷争、生灵涂炭的痛心疾首，老子除了走归隐之路还有啥法？但老子毕竟是通天达地、知古博今、深爱这片国土和人民的千古圣人，用韩鹏杰教授的话说，他的五千言《道德经》，概括起来就是希望基层的管理者、高层的领导者和所有的家长都能变成好人，最好成为圣人。所以他归隐的脚步绝对是既沉重又迟缓。关尹子既深知老子的价值，又深深理解老子此时的失望与不舍，更深知这次机会的稍纵即逝，万金难买，所以别管他当时给老子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但终归是给老子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帮老子完成了未了的夙愿；同时给一代又一代的我们留下了分享文化盛宴、沐浴精神洗礼、与天地对话、与自然和谐、与大道规律默契同舞、与春秋四季同频共振的天大福分，也让后世知道并记住了老子，多悬多了不起啊！
请允许我深鞠一躬，把函谷关连同函谷关的这一天永远烙印在心灵深处！因为这太值得纪念、太值得大书特书了！文化学者余秋雨形容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向老子问礼的这一天，洛阳应有鸾凤和鸣。不管那一天是晴是阴，是风是雨，都贵不可言。这里，我想说，函谷关的这一天应是紫气环绕，凤舞龙翔。她让中华文化厚重了很多，她让中华民族高贵了很多，她让中华儿女自豪、自信、自强了很多、很多！
请允许我再深鞠一躬，由衷感谢关尹子和他的远见与努力！永远记住关尹子和老子这两个不朽的名字！
他们的思想绝对是照亮了不知多少黑暗和多少心灵，并且还要永久永久照耀下去啊！
当然，除了感谢关尹子，我们还应记住并由衷感谢另外两个人。
其中一个叫河上公。
《道德经》原名《老子》，没标点，不分章节，就那么一气呵成，后人读起来自然非常费力。是他依据九九归一的神秘指向，把这本书分成了九九八十一章，并给每一章加上了诸如“抱朴”、“无为”、“守真”等之类的题目和注解。历史上确有河上公其人，平时隐居在山东日照天台山，由他注解的版本叫“河本”。
另一个我们必须记住并应由衷感谢的是魏晋南北朝的天才青年学者王弼。
他虽然只活了二十四岁，却已注解了大部头的理论著作《周易》、《论语》，注解得最好的就是这本《道德经》。后人称作“王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说：“《老子》王弼本最好。”毛主席从十几岁起开始读《道德经》，到晚年出行的时候，这本书也经常随身携带。这一结论就是他总结一生的研读得出的。有人给王弼写传记，说这个人虽然只活了二十四岁，却照亮了一个时代。让人不能不深深叹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