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宋哲宗亲政，哲宗是个很有抱负而能力不足、见识褊狭的人，他一君临上界，就任用新党的章惇、蔡京等为相。章惇、蔡京诸人对旧党人物深恶痛绝，乘此机会大兴党籍，元祐时旧党无一能幸免于难。苏轼、黄庭坚等相继遭贬，由于秦观与苏轼关系密切，他也无法逃脱派别门户之间的中伤和攻讦。虽然他内心笼罩着“上有苍鹰祸，下有黄犬厄”（《和裴仲谟放兔行》）的变生不测的党祸阴影，虽然他处处表现出危机四伏的惶恐，虽然他也想方设法地想着避免这场祸患，但党锢之祸还是不以他本人为转移地临驾到他头上。他先被贬谪为杭州通判，继而贬为监处州酒税。绍圣三年，又被新党罗织罪名，削秩徙往彬州。
南宋的洪迈在他的《夷坚志补》卷第二的《义倡传》中记载了秦观遭贬去往郴州时路过长沙的一件事情，读来令人不胜悲怆。
秦观在长沙驿站遇到一个歌伎，这个歌伎是长沙人，姓名已经不知道了。按照宋代的制度，歌伎除非政府由于某种原因为她落籍，一般的情况下是要世袭的。这个歌伎也是如此，她家世代都是以此为业的。歌伎善于唱歌，尤其喜欢秦观的词。当时虽然全社会都流行唱词，但一首词流传到这偏远之处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歌伎每次辗转得到秦观的一首词，往往先是急切地用笔抄下来，然后不断地吟咏。对于她，对秦观是无限仰慕的，但一个在京师为官，一个身处道僻路远的他方，想见一面比登天还难。但命运在折磨秦观的时候，却给了她一个绝佳的机会——秦观因为遭贬取道此处。经过一系列打击的秦观这时是非常痛苦的，早前，他已经是名满天下，文坛领袖苏轼曾称赞他“有屈、宋才”；以前的新党元首王安石也赞许他诗歌“清新似鲍、谢”；而他在经过坎坷的考试途程后也想着做一番大的事业，在入朝为官时，曾先后向朝廷进策论30篇，其中《国论》、《治论》、《人材》、《法律》、《财用》、《边防》等文，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方略。一个有理想、有抱负也有才能正准备大展宏图的青年一再遭贬，四海漂泊，颠沛流离，行踪不定，备受折磨，内心的酸楚与无奈是可想而知的。此前他写的许多词，例如重游东京城西金明池时写的《江城子》就表达了深沉的感喟和忧伤。而深秋时节行进在去往郴州道中所写的《如梦令》更是透着砭人肌骨的寒意：“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夜沉如水，秋风瑟瑟，驿亭紧闭，无处可去。饥鼠相追于坏壁之间，秋风吹拂着枯瘦的身子，一派荒寒冷落，而寒冷中马嘶声起，似乎正在应和着忧苦的心跳。可怜的秦观就在这样的情景下慢慢地走来，走向前世约定的一场凄楚的约会。
秦观到湖南后，碍于身份，那个歌伎即使听说他到来，也很难直接去见他。作为一个诗人，总会对周遭的事物充满新鲜感，秦观虽然心情郁郁，但不幸来到异乡，也四处游历，探访当地的风土人情，既在消忧，又在增长见识。大概那个歌伎实在想见秦观一面，于是，请求她的能与秦观接触的伙伴宛转地告诉秦观一声，从而替她打通这条路。歌伎中有的就将那个歌伎的愿望告诉了秦观，秦观这才知道此地有这么一个人，于是召见了她。对于那个歌伎，能与一向仰慕的人见面，欣喜之情是可以预料的；而对于秦观，在京城里见惯了艳丽多才的女子，想着湖南这里离开京城千里，而且蛮夷之人在他眼里大都粗陋不堪，虽然听说了这个歌伎的名字与心意，料来也不是一个能上台面的人，所以，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可是，等到一见面，才发现这个女子不但姿容美丽，而且她的住处也非常洁雅别致，于是顿生好感。私下里认为不但在本地没见到过这样的女性，就是汴梁洛阳那样的大都市也不容易碰到。于是，他就难得高兴地和这个女子饮酒谈词，到了夜深才罢。对于秦观，一路风尘，艰辛漂泊，见到这么一个红颜知己，憔悴疲惫的心灵被投射进一缕生命的光焰，喜悦自不待说；而那个女子，一直住在这样荒僻幽冷的远方，虽然出于身份也见过一些大人物，但一日之间能与有生以来最为渴念的人相见，从此可以作为温暖一生的无双际遇，也应该是情摇于心，满怀感激的。她殷殷地将秦观留在自己的住处，无论是枕头被子还是席子褥子，都亲手摆放好。等到秦观睡安稳了，她才离去。天还未亮，她就殷勤地来到秦观住处，给他整理衣服，给他奉上汤水，然后在外面等待着秦观的醒来。秦观虽然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日子，但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漂泊无尽的路途上还会得到这样的侍奉，也是十分感动，特意留在这个歌伎的住处好几天。而这个歌伎并没有因为秦观住在她这里，而有丝毫的懈怠，显得更加恭敬。但两人相见已是不容易，想着长久相处更不可能。秦观是遭贬之人，不可能长时间地享受这样的安乐，他必须离开，到他被贬之处去。分别就这么快地来到了。将要分手的时候，这个歌伎是极为伤感的。她对秦观说：“我是一个身份低贱的人，命运待我不薄，在这段时间里遇到了您，侍奉了您几天。现在，您因为王命不能久留，我又不能跟着您去。这倒不是我不愿意，实在是怕我成为您的拖累或者成为别人再次陷害您的口实。我还会在这里，发誓保持节操来报答您对我的恩情。您以后如果回到北方去，希望路过时您能看看我，我死也瞑目了。”看着那双充满真情的眼睛，秦观怎么能不答应呢？
秦观到了郴州以后，在孤苦寂寞中曾写过一首词《踏莎行·郴州旅舍》，有人认为这首词就是送给这个歌伎的。全词是这样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觅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按时间推测，这首词大概写于绍圣四年（1097）春三月。开篇便写漫天迷雾隐去了楼台，月色迷茫中，那渡口也显得迷茫难辨。异地的凄迷风景如同烟雾笼罩、愁绪百结的心灵。痴痴地站立在旅舍观望，那陶渊明曾叙写过的象征美好生活的桃源在哪里呢？心中装满的是对桃源一样的“乐土”的思念，而现实却是孤馆独伫，锁住了缠遍全身的春寒。它就一丝丝地渗透到身体里，逼压着滴血的心灵。夜幕降临，斜阳残照，杜鹃声切，所有的凄厉在这个突然来临的日子里都蒙盖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一个晚上应该更显得孤独与凄寒吧？你还在写信殷勤地致意、安慰着我，你的每一封表达慰安的书信，触动的都是我敏感的心弦，奏响的也是我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和痛省，它就成为今时困苦处境的一曲曲凄伤哀婉的歌。郴江啊，你本来是围绕着郴山而流的，为什么却要老远地北流向潇湘而去呢？那就好像我的生活，它并不是从一开始便固定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就像这绕着郴山的郴江，它自己也是不由自己地向北奔流。生活的洪流，依着惯性，滚滚向前，它总是把人带到深不可测的远方，它还将把自己带到什么样苦涩、荒凉的远方啊！
如果果真牵强地理解为是写给那个歌伎的，那么这样的词传递到她的面前，她再次抄录吟咏的时候，该怀着怎样同情与爱怜呢？
秦观的担心最终成为现实，他在郴州不久，又被先后移送到横州、雷州编管。在这短短数年间，他不断地遭受削职、除名，一贬再贬，从一般的逐臣沦为流放的罪犯，连续的沉重打击，使他的心情益趋感伤。也许是了解自己长期保有这样的心情是难以长寿的，也许是预感到了生命的不长久，元符二年（1099）岁暮，身处雷州的他，茕茕孑立，举目无亲，再也看不到一点生活的亮色，真正地走向了内心的绝望，竟然自己为自己写下了《挽词》，抒写“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荼毒复荼毒，彼苍哪得知”的深冤无告、横遭灾祸之悲；又云：“家乡在万里，妻子各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自己客死异乡，竟然连魂魄都不敢东归故乡，与亲人相见，心情的惨痛可想而知！秦观本就不是一个放达之人，在这样一次一次的折磨下，长期郁郁，在与那个歌伎一别数年后，由于精神和肉体受到过度的摧残，他那生命之火已逐渐趋向熄灭。五月，由于哲宗病逝，徽宗即位，政局发生变化，苏轼被命内迁廉州（今广东合浦县），秦观随即也受命为宣德郎，并允许北归。他在七月动身，但不幸九月在藤州（今广西藤县）逝世。
那个歌伎却是抱着艳丽的希冀在苦苦地守候着他的，她虽然身处风尘之中，表面上很温婉，却非常有气节。在与秦观约定以后，她就开始闭门谢客，独自与一个老妪住在一起，再也不去见客人了。即使官府召唤她，除非实在辞不掉，一般她都是不去的。她发誓不辜负秦观。对于一个身不由己的下层歌伎，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艰难的，先不说日子不好过，就是一次次地拒绝也会招来诸多的非议与报复。但她还是一天天地坚挺着，守望着，等待着云开雾散、斯人马嘶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来得突兀，来得古怪。有一天，她睡午觉时醒来，忽然惊怪地开始哭泣了，一边哭一边说：“自从我和秦学士分手以后，他不曾到我的梦里来。今天忽然梦到他来告别，这不是什么好兆头。秦学士不会死了吧？”预感到这样的不测后，她赶快派遣一个仆人沿途去打听，而她却唯有焦灼地等待。几天后，信息报来，秦观果然死了。听到这个音信，她反而变得镇定自若，对和她一起住宿的老妪说：“以前，我将我自身许给了秦学士，现在他死了，我不能背负他。”在剩下的日子里，她穿着丧服走上了迎接秦观灵柩的征途。长路漫漫，一路走来，到达目的地后，她安闲地用手摸着棺材绕了三圈，忽然喊出一声悲天彻地的悲苦的叫声，然后软软地倒在了地上。周围的人惊讶地来救她时，她已经死了。 在那样一个时代，像这样的下层女子，对生活所抱的希望是不会太大的。她的身份就决定了她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她多才多艺，也就多情多感，她爱上一个认为值得寄托终身的人也就义无反顾，这与那时女性的地位是相契合的。在岁月的风雨中，她没有像其他歌伎那样随波逐流，听从命运安排，而是始终抱着一份希冀没有沉沦。而这份希冀也回报了她，在她生命中最为美好的阶段部分地实现了。对于她，秦观就是一切，当他撒手尘寰的时候，她的生存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你可以说她的死亡是一种深沉的哀痛，但何尝又不是一种解脱，一种幸福？
但这件事却惹出了许多的公案，就是最初的叙述者洪迈，在他的《容斋四笔》卷第九中也写下了“辨秦少游义倡”这么一条，认为并没有这样的事。他说：“我反复地想这件事，觉得一定不会有。我当时没有仔细审订，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秦观将要到杭州去的时候，身边有个叫朝华的小妾，不久后，因为怕朝华在身边妨碍他学道，就忍痛割爱地舍弃了她。不久后就遭遇党祸，按照常理，怎么会再去与一个歌伎相恋呢？”洪迈的这个解释很显然站不住脚，在杭州为官时，秦观还是壮志在胸、逍遥自适的，那时他人生相对比较平安，舍弃小妾不是什么难事。但一再地遭受党祸陷害的他越到后来，生活越变得破碎，境遇越变得糟糕，心情越变得抑郁，一个多情善感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灵也就变得格外孤苦，格外无助，倘若有一份美好的感情在脆弱到极点的这时不期而然地光顾了他，他如何会不感激涕零呢？如何会不铭心刻骨呢？得到一封来自远方的安慰的信都让他心动不已，那么何况是零落栖迟中的一份不求回报的真爱？
其实，在以前也有人抱着与我同样的观点，《莲子居词话》的作者吴衡照就对这件事深信不疑，他在这本书的卷二“秦少游遣姬”条中说：“秦少游的侍妾朝华，特别聪明美丽，秦少游担心她在身边有碍于学道，于是写了一首诗将她遣归了。也就相当于白居易所说的‘春随樊素一时归’的意思。但不久后，秦观就被贬谪往南方，在经过长沙的时候，有一个歌伎平生最喜欢他的词，秦观到了以后，就以终身相托。秦观有‘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的词句，就是送给她的。两个人感情非常好，所以秦观才把以前学道的事抛之脑后了。假使朝华知道了这件事，也不会说什么的。等到秦少游在藤州去世，丧葬归来的时候，那个歌伎自缢而死来殉情了。”
吴衡照主要是从那个女子的痴情感动了秦观这一节来说的，也没有考虑到秦观当时的处境引起的心理脆弱这个问题。但他的叙述有一点与洪迈不同，那就是这个女子的死法。洪迈记述她是到了秦观的葬礼上后由于悲痛过甚“一恸而绝”的，而吴衡照则认为是自缢而死的。
其实不仅这个歌伎的死法说法各异，就是两个第一次相见的场景也有所不同。据钱穆先生记载，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更具有传奇性，也更让人感到道逢知己的悲切与感动。说是秦观遭贬行到长沙驿站后，问当地有没有歌妓，驿站主人引来了一个。这个歌妓一出口唱的就是秦观本人的词，秦观觉得奇怪，让她再唱一首，她唱的仍然是他的词，再唱，还是。秦观问她原因，她说平生只喜欢秦观的词，秦观问她见过秦观本人吗？她回答说她是一个身处荒僻、地位低下的歌女，秦观是京城里的达官贵人，无缘相见。秦观于是告诉了她自己的名姓。这样，才有了以后的交往和殉情。
无论怎样，有一点是真实的：在孤苦凄凉、失意落寞的贬谪路上，能遇到这样的一个红粉知己，秦观一定是感慨万千；而那个歌女在这样一个出其不意的机会见到了心中一直仰慕的词人，也一定是欣然自喜。但命运多舛，时事难料，虽然相遇，还是无法相随，短暂的聚首后，“峡云无迹可西东”，再见已是人鬼殊途，生死陌路，所有的念想毁于一瞬，也只有以死相伴了。故事凄婉，读来令人怅然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