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每次读完汪曾祺的小说，都有一种感觉：适值江南深秋，草木萧疏，枫叶如丹，苇荻白头，一袭青衫，于萧瑟的晚风中坐于一古桥桥头，左手持一壶积年的黄酒，右手握一只烧鸡的鸡腿；就在那时，夕阳将最后一抹余晖照在栏杆上，而送它离开的，是一声淳厚而悠远的晚钟。
我的手边，有汪先生一本名为《菰蒲深处》的小说集，百看不厌。其中，就有作者的名篇《大淖记事》。
这篇小说是写爱情的。说的是在大淖的南岸，有一个废弃了的轮船公司，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住户人家。西边的是来自其他县到这里做生意的，东边的则是世代相传的挑夫。西边有个英俊能干的小锡匠十一子，东边有个美丽灵巧的挑夫女儿巧云。后来两个互相产生了情愫，在小锡匠将落水的巧云救出后，巧云更是芳心暗喜，打算以身相许。“是个呆子”（巧云的嗔语）的小锡匠不解风情，离开之后，当夜，巧云被保安队的一个号长给糟蹋了。
巧云觉得对不起小锡匠，趁保安队下乡的时候，和小锡匠走到了一起。然而，这件事情却被号长知道了。他觉得小锡匠夺走了他的人，丢了当兵的脸。于是，带了几个人踢开巧云的门抓走了小锡匠，弄到庙里将他打了个半死。
巧云将小锡匠抬到了自己家里，精心照顾。而锡匠们则一起行动起来，上街游行，顶香请愿，最终逼迫得县长出面，约请了有关的人进行会谈，将号长驱逐出境。而巧云则一边悉心照料着父亲和小锡匠，一边干起了挑夫的差事。“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作品在这样非常肯定的判断或者说期望中结束了。
与汪曾祺的大部分小说一样，作者在写人与事的时候，是将它们放在一个厚重的文化背景、深浓的乡情乡风、流泻的悠久传统中来描绘的。所以，你在看故事的同时，也不知不觉随着作者的笔触深入到那份淳朴质厚的民俗民风中——展现在你面前的，不仅仅一些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人物，而是一幅浓墨重彩的风俗画卷。
这篇小说，感动我的，除了小锡匠和巧云的爱情故事，还有一点，那就是他们所处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人群体现出来的互助精神。
住在西边的二十多个锡匠都是来自兴化的“外地帮”。作者在介绍他们的时候，说他们“很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他们的头领是一个老锡匠，对他们的生活作风予以了严格的规定。可以说，正是他们，正是他们的这种优良风尚，使小锡匠活了下来，并且使恶人得到惩罚，并且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小锡匠被号长等人抓走之后，是老锡匠领着人找到了他然后救活了他。他们觉得事情并不能这么了解，于是，小说中出现了震撼人心的一幕——我相信这一幕是真实的，而且无数次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中上演过。
将一个花样少女糟蹋了，虽然知道了的人都暗地里咒骂，但按照时代特点和当地风气，也不能把这个号长怎么样。但将人打得半死就是犯法了，大概号长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不敢再露面，甚至参与打人的保安队员也不敢出来了。既然犯了罪，应该要受到惩罚的。可现实是怎样的呢？首先，保安队对于这样的凶手不但不严惩，而且还有意地庇护，他们的门口都加了双岗；其次，政府不管，甚至在锡匠们递了“呈子”要求将号长交出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答复。可以看到，普通百姓是处于极端的弱势地位的，他们无端被人打了，却没有一个正当的法律制度来为他们伸冤；恶人横行，却得不到应有的报应。这，应该是每一个时代都面临的严峻问题了。
中国的古代，法律不健全，人治代替了法治，除非碰到所谓的“清官”，百姓的利益可以得到部分保障外，其他情况下，草菅人命，徇私舞弊，荼毒生灵，那是屡见不鲜的事儿。宋代的欧阳修到彝陵为官，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拿来历年的公案翻阅，发现误判、错判、胡判的案件比比皆是。一个小小的县如此，莫说整个天下了。而这还是有勇气、有条件告到官府里的。想来那些“有理无钱莫进来”遭受了冤屈无处申诉的人就更多了。汪曾祺写的是民国时期的事儿，虽然社会状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作为一般的小民，还是有冤无处诉，有理无处伸。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民族，不论怎样，有着这么漫长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百姓自我保护的制度。这种制度，有的是经过经验的积累由百姓们觉醒后总结出来的，有的是朝廷为了延续统治而特意地规定的，有的则是从先哲的思想中汲取而来的。自然，这种制度很不成体系，很不成规范，不可以上升到理论或条文的高度，但它就渗透在民间文化中，从而成为了人们自觉的意识。这种意识通过一定的行动表现出来，给尚有良知的官府以压力，也往往会起到令人压抑然而毕竟令人宽慰的一种效果。
小说中的锡匠们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方式。他们先是游行，以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视。“没有旗子，没有标语，就是二十来个锡匠挑着二十来副锡匠担子，在全城的大街上慢慢地走。这是个沉默的队伍，但是非常严肃。他们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不论怎样的政府，除了那些昏了头脑的庸官，不会不注重这种来自下层民众的力量。他们是在宣告，他们是在控诉，他们是在申讨，而这种方式无疑会引起周围所有民众的议论，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处置，直接动摇的，就是国家的根本。因为你如果不理睬或者愚蠢地采取镇压的策略，招致的，将是所有大众对政府的绝望。这，可以说是以前中国社会地位卑微、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百姓最有效的自保方式了。
除非到了矛盾无法解决的时候，百姓们是不会做乱的。而传统观念和自我意识也在告诉他们，许多的事情是有一个度的，越过了这个度，那么，不但你所受的冤屈不得伸，而且还会遭到残酷的打压和报复。所以，锡匠们令人赞赏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的行事，有理有节，不愈常规，非常单纯。
游行举行了三天，得不到回应的锡匠们举行了“顶香请愿”。二十来个锡匠，在县政府的照壁前坐着，每人头上用木盘顶着一炉炽旺的香。在这里，作者简略地交代了一下这种作法的来历，它是传承自“大清国”的，民有沉冤，官不受理，“被逼急了的百姓可以用香火把县大堂烧了，据说这不算犯法”。犯不犯法，只是“据说”而已。当官员真的不受理的时候，百姓这样做，那后果是好不到哪里去的。一个不怕百姓“顶香请愿”的官员，自然会考虑到后果，也不会顾忌镇压百姓。而又有多少这样的“小事”可以上达天听呢？但不论怎样，虽然它的性质与游行相似，但已经显得不一般了，给官府造成的压力也就大了起来。
这样做的结果，最终逼得官府出现，经过协商，保安队赔偿了药钱，并且将那个号长驱逐出境了。锡匠们也就“见好就收”了。
很多年前读到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的眼前就出现这样一个画面：在高低不平的大街上，一行锡匠，挑着担子，排成一行，一语不发；他们脚步迈得非常缓慢而整齐，就那么沉重地走在街道上，纤尘不起，太阳炽热，他们的汗浸湿了衣服，留下一大团触目惊心的汗渍；街道的两边，并排列着观看的百姓，他们也是悄无声息，呼吸就随着锡匠们起落的脚步起伏。所有人的愿望都指向一点，所有人的眼光都望向一处。那个场面是压抑的，是沉闷的，但你从中似乎感受到大地的颤动。
我想，锡匠们之所以这么团结，这么齐心，除了前文列举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是“兴化帮”，他们不属于本地，为了谋生来到这儿。异地的生存比故土的生存更为艰难，也更需要这种性质的结合。他们的潜意识里应该是这样的想的：今天小锡匠被打了，如果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那么，等到以后自己受到欺凌的时候，得到的，也会是同样的待遇。因此，他们的游行请愿是为了小锡匠，但也是为了自己。
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犯了罪的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还是希望这种遗风能随着时代的变化经过改革后传承下来。作为一种患难时的救助，一种危难时的伸手，一种悲惨时的同情，一种孤独时的关怀而存在。正如作者所说的，他不是在怀旧，他只是希望传统文化中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不要随着现代文明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