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 前些年，我到太原去。老赵家在山西朔州，离得近，自然比我先到，就穿了一件短裤在宾馆里等我。许久不见，白发又增添了不少，说起话来，更显得含蓄而深沉，书卷气，是不以穿什么衣服而论的。当年我写过一句“学问深处意气平”送给他，那是诚然不虚的。
第二天谈起书来，他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我有一屋子书，我原来把书守得紧紧的，借都舍不得借给人，现在我想开了，我学生到了我家里，我就指着那些书说，你们看上哪本，就拿哪本，送给你们了，你想想，我儿子将来就那么几间房子，他把这些书往哪里放？我明白他还有没说出的意思：儿子不一定像父亲一样喜欢读书，哪怕他喜欢，也未必就喜欢父亲阅读的书；书多了，对于儿子也是个累赘，以现在快节奏的生活，他到哪里，还要顾念着父亲的书，这会很累；将来有一天，他如果忽然觉得照顾这些书是一件不值得的事情，那肯定就当废纸卖了。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地送给那些想读书的人，至少他们会珍爱这本书，会从这本对自己来说已经价值不大的书中汲取到营养。
老赵能够想通这一点，那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我就没这么大方，也没这么洒脱。就是现在，谁如果借去我一本书，那我肯定是念念不忘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以前看过的书，过几年我有时还会翻翻；我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有时候写作常常得借助重新翻检。幸好现在除了我主动借书给人，还没有人主动找我借书，也就避免了许多的牵肠挂肚。佛教说这是一种“执”，也就这点爱好了，那“执”就“执”吧。
关于书，以前老赵是远远没有这么大度的，而且睚眦得厉害，典型的山西老抠的特点。前两年我到大同去，他们夫妻俩驱车来看我。离去时，就在蒙蒙细雨中，他爬在车盖上，在新作上郑重其事地签了名，然后送给我“雅正”。从目录中，我看到他关于阅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的记载，打开，一句话硬生生地挤进我的眼帘：“后来，被远方的一个朋友掠去了。”看着他渐渐地消失在人流车流中的车辆，淋着大同渐密渐紧的雨，我是哑然失笑。
他说的这个“远方的朋友”就是我。那是好多年前我到他家中发生的事。那几天我就睡在他的书房里，面对着满架层层叠叠的书，想着拿上本在回去的路上看。多要不可能，只能一两套。斟酌在三，狠下心放下了一本萨特，然后拿起了四本的《历史研究》。似乎记得我开口后他挺大方地赐给了我，不料他竟然像割肉一般。“掠”，那就相当于“抢”了，那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的意思。等我走后，他一定是肉痛得厉害，后悔不及也说不定。不然，不会念念不忘这么多年。
我之所以向他讨要汤因比，除了一贯的对历史的兴趣之外，还有着长期以来的一种情结。
我听说汤因比和他的《历史研究》，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上高三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有一部文化记录片名噪一时，影响极大。我也是第一次认真地看那么一个在常人看来枯燥乏味的电视片。我那时虽读过不少书，但却没有想过什么深刻的关于传统文化的问题，那个电视片虽然在现在看来，有着许多的瑕疵，但在那时带给我的却是巨大的震撼。我相信，我的许多同学也是仔细地看了那部片子的。哪怕高三复习功课是那么紧张，我们在课余时间，仍然会讨论到其中的一些观点。它让我们完全地换了一个角度来看待那些濡染过我们思想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始让我们怀疑自己若干来年所受的部分教育和接受的部分思想，更让我隐隐地意识到，我们所接受的某些东西是不完善的，需要在以后的岁月里换一个角度来进行必要的思考。而那部片子中，就提到了汤因比。伴着那些新鲜的论点，这个名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上了大学之后，有一次，偶尔买到那部电视片的解说词，反复地读过几遍，哪怕是今天，它的一些观点和还鲜明地留在记忆中，成为读书生涯中抹不去的一部分。
1991年11月的一天，我到兰州古旧书店去。那儿，经常会卖一些旧书，而且价格非常低廉。在众多的书籍中，我挑选了一本由黄万盛主编的《危机与选择》，其中有一个叫张士楚的学者，论述到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站在宏观的层面上介绍了这套皇皇巨著的主要内容：人类文明的危机，人类文明的历史，人类文明得救之道等。其中有些引自《历史研究》的语句，留给我强烈的印象：由于这个社会的多数人员在这个生长过程中仅仅以模仿和服从的面貌出现，因此，在每一次继续不断的前进中，社会上大多数人员都是被抛在后面的；文明衰落的性质是，少数人丧失了创造能力，在多数人方面则撤回了他们的模仿行为，以及继之而出现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丧失了它的社会统一性；当权者总是希望，人们把他所凌驾其上的制度和机构看成是绝对的。
我那时已阅读过许多历史方面的书籍，这是由我的兴趣决定的。但却完全显得支离破碎，形不成系统。在我的内心，历史是由许多碎片和偶然组成的，想到历史，总会想到某一个朝代，某一些人物，某一些故事。而诸多中国研究历史的学者，带给我的也是这种印象：他们注重一个历史人物生平的考察，一次历史事件始末的研究，难得能提出自己系统的史观，难得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上来观照人类自出生到未来的历史。而这部书，却第一次让我隐隐地把握住了研究历史应该具备的姿态，虽然我对研究历史并没有太多的兴趣。
我那时的阅读，主要侧重在专业课和文学书籍上，所以，虽然有条件借到这部书，但出于对纯理论性质的东西的惧怕和疏离，却一直没有找来仔细地看看。后来，随着生活的压迫，渐渐地就把它抛在脑后了。
但第一次到老赵家的时候，我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转向大量地阅读哲学书籍。看到他家里有这一套书，就自然地“掠”取了。
告别老赵后，我坐上了大同前往中卫的火车。此前，我坐的最多的，是兰州来往上海的，那样的车新而且干净，人也不是过于拥护。我知道有些车可能又脏又挤，但知道是一回事，亲历却又是另一回事。那列车特别陈旧，车厢上到处都是污迹，纯粹不见原色，已经显示出油迹的质地；人多得厉害，走道、厕所、座位之间挤满了人，就是座位下面，也有人旁若无人地横躺在那儿。我上了车，车厢中间那是无论如何也过不去的，只好被夹在一进车门的那儿，难闻的味道一时之间扑鼻而来。
列车就那么急速地前行着，窗外渐临的暮色之中，是离离的瘦弱的青草覆盖下的荒原，与那份生机相伴的，则是不时出现的砂粒铺就的土地。应该有风，而且是很大的风，但车中却感受不深。路程还长，时间还多，站立难熬，那就看书吧，灯光虽然昏暗，还是可以借用的。于是，便艰难地打开脚下的行包，取出了《历史研究》的第一册看起来。
如果放在此前，像那样枯燥的文字是难以入眼的，但那个时候，随着阅读兴趣的转移，却读得兴味盎然。所有的内容都与以前接触到的关于这本巨著的记忆紧密地契合起来，虽然第一次见面，却像是故友相逢一样。一口气看了几十页，外边的天早已漆黑一片了。周围的人也似乎少了几个，于是往里挪了一挪，刚准备收起书来休息一会儿，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凑了过来。
“你在看什么书？”
我打量了他一下，虽然衣服不算新潮，人也没有那么白净，但一看就是一个读书人。一脸的淳朴之中，露着点说不出的疲惫和哀伤。
我让他看了一下书名，他只是淡淡的瞄了一眼，就不再注意了。很显然，他问书名，只是个借口，实情是他想跟这么多人中唯一地看书的人聊几句，也许压制的时间足够长了，也许受到什么东西的触动，他很快地以书生特有的特点跳跃式地引到他自己身上：“我信教，信基督教。”
说出这话的时候，他很专注地看着我的反应，见我没什么突出的表现，他又重复了一遍。看我仍然表情平淡，他有点羞涩地解释开来，但那解释显得语无伦次，不知所云，典型地属于那种有想法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的人。
我抱着那本书，想到里面关于宗教的论述，看着眼前那张憨厚中流露着淡淡的哀愁的面孔。我知道，那应该是个有故事的人。大凡中国人信奉基督教，总让我想起曾经看过的叶辛的一部长篇小说《家教》中的那个大女儿。他们往往并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耶稣的诸多教诲的真谛，甚至有的时候显得并不那么虔诚，他们常常都是在经历过一些人生的苦涩和伤痛之后，把宗教当成了一个可以告慰精神的避难所。
这部书我读了好长时间，当然是断断续续地阅读的。直到2010年才彻底读完，并且做了必要的笔记。总体来说，它还是深深地满足了我的希望，并且收获超出了预期。我没有能力为它写一个能够高屋建瓴的读后感，但它中间的触目可及的诸多观点和材料，却帮助我解决了许多长期以来困扰在内心的问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又打开了新的思考的窗口。
比如，我很早以前就接触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产生的：每每提到我们的祖先发明什么或者发现什么的时候，总说要比西方早多少年。在增加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按照人类同步的发展，应该错前错后，在差不多同时的时候获得同样的科学研究成果。那么，一个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地球这么大，人类这么多，而且在遥远的古代交流很困难，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到了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就会需要某些性质相似甚至相同的发明？而且这些文明生活里的许多重大的东西，就会在遥远的时代和遥远的地方，被人们一次又一次发明出来？对此，汤因比的解释是：“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之所以相似，主要是由于所有的人们的脑子结构相同，因此他们的心理状态也相同。”通过这个揭示，进一步再做必要的思考，这个问题就算是基本上解决了。
再比如，我曾看到诸多童话的时候，屡屡发现一个现象：王子与公主的爱情必然会经历许多的波折，那中间会出现善良与邪恶的交锋，而偏偏这种交锋是最为精彩也最为吸引读者的地方，当到了结局“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的时候，故事也就结束了。推而广之，我们的许多诗人的伟大作品，都是在行走中产生的，倘若让李白就抱着他的明月奴做一个平常的父亲，让孟浩然就隐居在鹿门山里打柴钓鱼，让陆游就呆在山阴守着他美丽的唐婉和母亲做斗争，那可能也有诗，但绝对不会达到他们后来令人仰望的高度。这中间势必是有深刻原因的，而汤因比也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上做了解答。他指出，史诗都是在行走中诞生的，行走，会给人类的精神生活注入鲜活的元素，“有一个安娜女王时代的笑话，说如果该隐是个苏格兰人的话，他的处罚一定是正相反的，他一定不会被判决在地面上到处流浪，而会被判决呆在家里。”
而与此相反，忙碌和重复则是致命的。忙碌，无休止的忙碌，会使人失去灵魂。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从古希腊开始，人类就做出了相关的努力。所以，犹太人的安息日和基督教的礼拜日的社会作用，就是为了让一个生物，在为生活劳碌奔走而变成为鼠目寸光的人六天以后，可以在第七天想想他的造物主，重新过一个具有完整灵魂的人的生活。还有，在英国，运动比赛的活动是随着工业主义的发展而越来越多了；这些活动乃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以便调剂由于工作主义所带来的劳动分工所造成的毁灭人类灵魂的专业活动。而就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却恰恰被逼迫着走向相反的轨道。
于是，引发的相关思考就是这样的，既然空闲是文明的保姆，既然推动文明的力量来自有特权享受空闲的特权阶级，既然人类的艺术和科学上所有的伟大成就都是少数人善于利用空闲的结果，那么，在忙碌中，就要抱定一个明确的目的。汤因比提到，古希腊的奥德修斯参加特洛伊战争之后，他的妻子珀涅罗珀进行不可避免的单调的夜工，是值得怜悯的。如果这种沉闷工作没有目的，那就更加不能忍受了。鼓舞着她的是她的灵魂里的一支歌：“我和他一定要团圆”。她就是在期望中生活着、工作着；而她的期望实现了。这位英雄回来了，发现他的女英雄仍然是属于他的。而《奥德赛》的诗篇也就以他俩的团圆而结束。
那么，我们忙碌的最终目的又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不能因忙碌而忙碌，我们不能被无知和浅见逼迫着因为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而忙碌，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物质上的需求而忙碌。在阅读汤因比的过程中，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脑海中，放置它与解决它，也便意味着两种不同的人生。那个时候，伴随着类似的思索，又联想到阅读过的马尔库塞关于“单面人”的论述，联想到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最终有了非常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一方面体现在后来收入我的论述教师生存状态的著作《在教育中美化生命》一书中，一方面则决定了我的后半生注定会为营造精神的后花园而努力。
对忙碌的思考是这样的，那么，重复呢？很早以前，我就意识到生活就是直到终结的重复——而且按照印度《奥义书》中的理论（这个理论被佛教完整地接纳了下来），生命终结也并不意味着重复的休止，我们还要悲哀地步入轮回。“天者，夜昼；地者，枯荣；人者，生死”，万事万物，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在轮回之中。就我们这个职业，对这一点的感受，那更是无比之深。我们每年做着同样的事情，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上着同样的课，说着同样的话，面对着同样的对象，这种生活，势必会紧伴着厌倦和疲惫、衰微和颓废。汤因比所论及的刺激文明的外部因素，对于生命同样有效，可我们却完全没有。那么，若想摆脱这种困境，当时我思索的结果就是，势必每天要产生一些新鲜的让你的生命感到润泽的因素，不然，生命的历程就成为无比乏味的事情，活一年跟活几十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而关于此，汤因比的言论可谓沉痛而深刻：“这个永远旋转的车轮并不仅仅是一种循环重复，如果每一次旋转都使这个车辆朝着目的走近一步，如果每一次重生表示一些新东西的产生而不是复制一些过去已经生活过而又死了的东西，那么轮回就不是在地狱的车轮上永施苛刑的可怕手段了。”
2013的夏天，我在北京。有一天，我闲逛到北京科技馆。那天，天气燠热，沉闷难耐。看到一楼一侧，布置着一个曲折而幽暗的回廊，便下意识地走了进去。本来平直宽敞的大厅，被许多的屏障一遮一拐，便显得幽深而清静起来。里面有空调，温度很低。一进去，便与外界的喧嚣隔离开来。随意看，是瑞士大使馆提供的关于爱因斯坦生平和贡献的介绍。走到最里面，却在放映一个片子。我独自坐在那儿，盯着看。屏幕上，是远处一个渺小的乒乓球大小的星球，然后，旋转着行驶而来，渐渐地近了，渐渐地大了，最后绽满了整个荧幕。然后，它冷漠而优雅地远去，换作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除了颜色和形状略有不同，其他没有区别。没有一句解说词，有的，只是男声吟唱的一首没有歌词的歌，低沉，阴郁，虔诚，就像原始人蹈火祈祷一般。就在那时，我想到了汤因比，想到了重复。我忽然知道了什么是长久。若想长久，必须轮回，沿着固定的轨道；所有逃离轨道的行为，都势必带来毁灭。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唉，谁说老子无情，他的一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参透存在的悲剧后发出的无奈的喟叹，那里面，蕴含着多么深的对人类命运的同情啊。我在那儿，坐了很久很久，最终又想到了“永恒”，最后，得出一个极为悲哀的结论：一切从无中诞生，并且最终归于无，没有永恒，没有。
自然，只要接触到关于远东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的地方，我总是格外注意的。虽然有些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但它却从另一个别样的角度来提醒对本国文明进行必要的反省。我们都是生活在一定文化界域之内的，受地域、阅历、闻见、教育、传统、知识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们的眼界是狭隘的，思维是固化的。国外论者站在遥远的他方，用他们的眼光来看待异域的文明，虽然常常带着主观的、先入为主的色彩，但却可以吹来一阵清风，唤醒昏昧，推翻一些固有的观念，从而使识见变得全面而深刻起来。
在这部著作开头不久，汤因比就完整地引用了乾隆皇帝1793年交给英国使节转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我在很久以前就知道有这封信，只有在这本书中，才算是看到了全文。今天看那样一封信，是会让人脸红的。里面充满了狂妄和无知，倨傲和自大。但在我们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国人，都是这么理解世界的，都是这么自我认可的。我们失去了多么好的一个发展机遇啊，到底是有什么造成的，会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
“它之所以还能够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他是这么说以前的中国的；“在这个天朝（中国）里，好几百年过去了，什么也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在那里，知识本身都不知道什么叫作进步，什么叫作发展；而只是像把才能埋在土里或把钱财藏着不用一样，经验既不起促进的又不起挡道的作用。”它又是这么说以前的中国的。而其中提到的关于中国人口的问题，更是引起了我的注意。人，常存在思维上的误区，有时候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就是这样的。以前，我就接触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吃不饱？为什么我们总是处于饥饿状态？幼稚的是，我想到过自然灾害，想到过频仍战乱，可就是没想到人口。“例如在中国，由于十六世纪从美洲传入了前所不能知的农作物、并且由于十七世纪满清的太平盛世所增加的生活资料，都被人口的增加勾销了。由于1550年左右玉米的移殖，1590年左右甘薯的移殖和其后数年花生的移殖，人口便从1578年的统计报告所表示的63，599，541人增加到1661年所估计的108，300，000人。随后，再往上增加：1741年增至143，411，599人；到十九世纪中叶，增至300，000，000人；到二十世纪中叶增至600，000，000人。”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
我们就长期在待在一个巴掌大的地方，长期地做着琐碎而重复的事情。在看到这本书中关于犹太人的记述时，我想，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精神上的流浪者的，不然，我们会很快地走向乏味和枯涩。老赵以前向我提到过：一个老师，在一所学校最多待上五年，就应该换一个地方。这次到太原，我跟他又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流浪的姿态，给它注入新的元素。毕竟，我们早已失去了永恒的故乡，或者说，我们寻找不到永恒的故乡。流浪，并不意味着用脚步丈量土地，并不意味着亲眼去捕捉异地的风景，赋予它以怎样的意义，便意味着一个人拥有怎样的人生。我们的生活，不能缺乏想象，想想那些犹太人吧，当他们从泪眼模糊中看见了想象中的那不平凡的景象时，他们的陷落了的城寨就变成了建立在岩石上的一座圣城，把地狱的大门撇得远远的。当那些俘虏们对他们的奴隶主拒不服从而且对他们唱一支锡兰歌曲，把他们的弦琴倔强地挂在幼发拉底河河岸的杨柳枝上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一刹那间，在他们心中的暗弦上弹出了听不见的歌曲：
“每当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来，想起你的时候，啊锡安，我们就哭泣。”在这样哭泣的时候，就出现了犹太民族的升华。
我们也需要自己的“锡安”，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