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高莽 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高莽（1926—2017），作家、翻译家、画家，长期从事俄苏文学研究、翻译和编辑工作。
剧本《保尔· 柯察金》出版后，哈尔滨市小学教师业余联合文艺工作团准备排演。该团成立于1946 年，是由经纬小学教导主任张铁安牵头、有成员30 多人的文艺团体，排演过茅盾的五幕话剧《清明前后》，演出了20 多场。
一天，中苏友协出版部长要我接待一下来请教问题的同志。我见面一看，这不就是经常参加友协活动的那位小学教师吗？但我不知道她姓甚名谁。她穿着一件棉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灰色围巾，一双大眼睛正以探寻的目光注视着我。对方把阅读剧本中不解的问题一个个提了出来，我尽自己的所能作了解答，讲解时，我自己也陶醉在保尔的故事里，越说越兴奋，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心理变化。因为，那时候我正在暗恋一位女同事。这位女同事也懂俄语，我鼓励她大胆做文字翻译，双方相处得挺好。但是我从小胆子不大，每逢想表达心意时，就心跳加速，精神紧张得张不开口。直到那位女同事结婚时请我参加，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啊！
在我因失恋而痛苦之时，孙杰走进了我的情感世界。
在哈尔滨道里区电影院首次公演《保尔· 柯察金》……在演出成功的庆功会上，中苏友协负责人和剧团主要领导陈振球在敬酒时说：“首先，我们要感谢这个剧本的翻译者小四！”我站起来时，大家愣住了，他们以为翻译者是位年长者，想不到还不到22 岁。孙杰此时才知道她去中苏友协请教的原来是剧本的译者，可能从内心深处油然产生一种崇敬之情和爱慕之心。此后，我们俩接触多了，我对她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孙杰与我同岁，也是哈尔滨人。她父亲是破落的大家子弟，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后在交通银行做小职员。她母亲眼睛失明后，父亲脾气变坏，经常不回家，还打骂母亲。孙杰六七岁时，她父亲娶了二房，她和生母便受到鄙视。
母女相依为命，直到她中学毕业。
那还是敌伪统治的黑暗年代。中学毕业后，她只好独立谋生，她当过售货员。我记得她说过：“那时，站在柜台后面，看到上了大学的或者有职业的同学走过来时，自己就会难为情地蹲下去，躲在柜台后边，不肯露面……”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投降了。又过了一年，哈尔滨成立了民主政府。她便到民政科去找工作。当时准备在南岗区成立一所新的立民小学，民政科的人问她是否能够当教员，她立刻表示同意。新的生活给她带来了新的喜悦。创办立民小学她有一定功劳，后被调到马街学校分校当了代理校长。
她不再是一个窝窝囊囊受气的小女子，而是有庄严人格的女性了，她在工作中施展了自己的能力与才华。这时，哈市教师联合会成立了文工团，准备排演苏联话剧《保尔· 柯察金》。爱好戏剧的她又被调去参加该剧的演出。她在剧中饰演冬妮娅，演出受到观众的欢迎，她的演艺才能得到施展。
新中国成立后，哈尔滨团市委一位负责人推荐她到北京报考中央戏剧学院。1949 年11月她来到了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领导看了她的履历表，知道她在哈尔滨已经演过戏，还比较成功，便让她直接参加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话剧团，后来又调到青年艺术剧院当演员。
1953 年，我随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从苏联访问回国，在北京做总结期间，和孙杰在中苏友协总会小礼堂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一年以后，我也调到了北京。
1966 ～1976 年，那是黑色的十年。……我不愿意回忆那十年，因为在那十年当中我见到了太多的黑色事件，黑色人物，黑色心肠……我见到的不只是外界的，也包括我内心的，见不得人的东西。多少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出卖良心，出卖自己的好友；多少过去多情地自命是“学生”的人，当时却无情地揭露老师的“罪行”；多少人忍受不了人身污辱而选择了自杀，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抗拒，也许他们保持了良心的纯洁。当然，也有因其他原因而撒手人寰的，不能一概而论。……那时，“四人帮”的爪牙相信的是谎言，真话却成了诡辩。面对着一张张冷冰冰的没有人性的面孔，我感到世界之可怕，生活之可悲，不如一死了之。
妻子轻轻地劝我：“不能死，活下去。我们在一起生活多年，我认为你是好人。”就这么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加上妈妈和女儿的体贴，我又尝到了人间的温暖，增强了活下去的信心。
我自叹不如妻子坚强。妻子孙杰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她参与筹办全国话剧会演，接待外宾，随团出访……忙得不亦乐乎。她知道，外事工作烦琐，但责任重大，马虎不得，于是尽心尽力，里里外外做得滴水不漏。谁知“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竟把工作认真也说成是罪过，还给她扣上“秘书一霸”的帽子，并无中生有地说她家是大财主，在哈尔滨有“孙家一条街”的房产。孙杰没想到自己競競业业、全身心投入工作竟招来这些攻击和侮辱，实在感到委屈和气愤，然而她冷静地想一想，自己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无愧于党和人民，相信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也就处之坦然了。
婆媳关系在每个家庭中都是很难处理的，而我的妻子和母亲处得非常好。“文化大革命”前，我和妻子都从事外事工作，一年中有很多时间是在外地陪同代表团，家中全靠母亲支撑，常年卧病在床的父亲和年幼无知的女儿都需要由母亲来照顾。母亲的默默奉献和妻子真诚的孝顺使我们很早就得到和平里街道评选的“五好家庭”荣誉。
几十年来，妻子与我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她始终是我事业上的“贤内助”，常年为我整理文稿。我写文章来回改，妻子则反复抄，从无怨言。一次，北京大学一位教授代台湾某报社向我约稿，文章须全部写繁体字。这可难为孙杰了。繁体字多年不用，已十分生疏，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字典里查找、核对。孙杰也常为我在文字上把关，不许用不规范的字和词语。而我每写完文章，都会高兴地送到她面前，听取这位第一读者的意见。旁观者清，妻子也常能提出有益的建议。
妻子对我也有不理解的时候。起先，她对我画画不很支持，认为绘画不是我的本业，耽误时间，而且我常夜间作画，把纸弄得哗哗作响，影响家人休息……1978 年中国艺术团赴美演出时，在妻子编排的节目单上，我加上了几幅插图，妻子觉得此类东西可有可无，无关紧要。可谁知到了美国，接待人员对插图却很感兴趣。艺术团转道香港演出时，主办单位竟把插图放大，占了整整一页的篇幅，印在节目单中。现实教育了她，从此她大力支持我作画了。我也很体贴妻子，本来我一直是画油画的，可当我发现妻子的皮肤对油画颜料过敏时，便毅然放弃油画，改作水墨画，并很快掌握了用水墨深浅浓淡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绘画技法。
我母亲逝世那一年，我妻子的第二只眼睛失明了，从此，五彩缤纷的世界从她的眼前消逝，笼罩她的是一片黑暗，其痛苦可想而知。她第一只眼睛失明是1984 年，那时她还在工作，虽然有一定障碍，但观察事物还可以。1996 年，她的第二只眼睛失明，这时，我的女儿恰好从巴西回国探亲，见此情景，决定留下来，照顾失明的妈妈。妻子和光明的世界永远告别了，她无法看信，无法看报，无法看书，无法看电视，甚至无法夹菜。她走路磕磕碰碰，一双手不断左摸右摸，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像是在游泳。她刷牙需要别人替她挤好牙膏。每天还得多次给眼睛上药。
2003 年是我和妻子结婚50 周年。在这50 来年当中，有风有雨，有痛苦有欢乐。我觉得最能考验夫妻关系的是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就参加革命工作，历经了所有政治运动。在最痛苦的时候，妻子对我的关怀体贴，使我感到温暖，感到幸福。我感到，家，是我生活中的避风港，那里有同情我的人，理解我的人。最困难的时候，是妻子的话给了我坚强生活下去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