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笔记原作者：夏天热2025
四月，《中国儒学三千年》
明代：理学的式微与心学的崛起
理学的管学化与式微。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令科举采用程朱理学的标准注本，1415年朱棣编修理学典籍，程朱理学官学化确立，成为八股取士唯一学术根据。但这也成为儒家思想发展的桎梏。“任何思想一旦定于一尊，都势必导致其活力的减弱和式微”。明初名儒有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名气颇大，但思想和学术方面的贡献却极少。宋濂作为“金华朱学“的传人，以程朱理学为宗，但又对浙东功利之学倾心，出入于佛道二教。方孝孺是他学生，但以二教为叛道，预以周礼改造社会。曹端思想在崇朱同时靠向陆学。薛瑄开北方“河东之学”，恪守宋儒，注重躬行，为朱学之“下学”功夫。吴与弼寻“上学“功夫，提倡静中体验，吴的弟子有陈献章、胡居仁等。陈献章是明代复兴陆九渊心学第一人，也是开启王阳明心学的先驱。他以心为本体，以静坐求心围其基本方法，是为“静养端倪“，其弟子湛若水与王阳明同时讲学，各立门户，惺惺相惜。湛把陈的“自然自得之道”，演化为“随处体认天理”。
王阳明：心学之集大成者。一生破“两贼“，为“辅君”为“淑民”。悟道前其理学资源主要出于自得。盖因龙场独特生存环境和半生生命体验，使其顿悟儒学真谛在于内心感受和体验。阳明学核心是“致良知“，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和“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出发点是对朱熹“格物致知”的批判。明中后期一度取代了程朱理学地位，传至日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发展。阳明后学据《明儒学案》，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闽粤、泰州等七个学派。其中浙江是阳明先生老家，及门弟子众多，受其直接影响。江右是其做官讲学的之地，弟子坚持“致良知”，被认为是正宗王学。泰州学派代表是其弟子王艮，观点中民本因素闪现。再传弟子李贽是泰州后学的“异端之龙”，竭力反对宋明理学家的道德说教和神秘主义，强调孔子是人不是神，反对假借孔子之说进行统治的“假道学”，向往的依然是早期传统儒学。
儒家精神的重建：补儒与超儒。清流运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书院由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万历年间创建，以讲学来议政反宦。同时反对王学末流谈空说玄，向朱学寻求思想资源，并也试图修复朱学缺陷，向早期儒学复归，提倡救国务实。顾的思想有意调和朱王，高则向朱斥王。刘宗周是蕺山学派创始人，继承并修正王学，以“慎独”为宗。其弟子黄宗羲，也是倾向程朱，调和陆王，提出“知止”，止为至善。西学东渐，传教士罗明坚自肇庆传教，利玛窦带来天文、地理理论和仪器，并掌握了中国语言文字，将儒学介绍给西方。他们也认为早期儒学与基督教文明有一致性，但没有逻辑等规范概念，所形成的是混乱的格言和推论。也是倾向于批后儒，返先儒，符合了当时的学术变迁，同时将基督教对心灵安慰的功能植入，即为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使信教者陡增。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在研究基督教教义之后而改宗，真诚相信基督教可以弥补传统儒学的不足，并没有放弃儒学，而是持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取中西古今之长，“参合诸家，兼收西法”，重建新的文化体系。
清代：儒学的繁荣与危机
乾嘉汉学的前驱。16440319李自成进北京，0425崇祯上煤山，0501清军入京，即开始被汉文化同化。顺治名下有十五部汉文著作，尽管不一定是他写的。康熙复兴汉传统文化，刊行《朱子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编撰出版《康熙字典》《佩文韵府》。雍正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第一个向孔子行跪拜礼，认为孔学教人安守本分，大有利于帝王。清统治者对传统文化提倡在乾隆时期达顶峰，他发表诗词超过四万二千首。在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倡导下，17世纪中至乾隆嘉庆时期形成的汉学运动高峰，史称“乾嘉之学“。但期间钳制言论、压制排满思想，也有一批文字狱案，如“明史案““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乾隆时期，清朝专制达到高峰，文网严密、罗织苛细，知识分子动辄得咎，无法从事与现实有关的经世致用之学。李祖陶在《与杨蓉诸明府书》写到，“古人之文一涉笔必有关系于天下国家，今人之文一涉笔唯恐触碍于天下国家”。儒生不敢研究历史，不敢读书，只能走上与现实相脱离的道路，一头钻进故纸堆，“诠释古训，究索名物”。这就是所谓乾嘉之学的背景。
反理学运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顾炎武认为王学末流背离孔学，也指理学为禅学。他强调为学要向实践学习，勤于调查研究，参证经史，讲究音韵，精研地理，开乾嘉学术之先河，形成考经证史的实学思潮。黄宗羲主张以六经为根底，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名士，黄宗羲匡复明室无望，投身治学，认为为学要独立思考，自辟蹊径，开一代新风。王夫子以六经为根基对宋明理学在学术上和理论上进行激烈批判，认为儒学要彻底摆脱佛道二教，回归孔时代。方以智的著作中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批判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之弊。而反理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生对满清欲以程朱之学为统治工具的反抗，如王夫子、黄宗羲对君臣、夷夏概念的辨析，就不仅仅是纯粹学术问题，是借学术来鼓励抗清统治。
乾嘉汉学，从学术倾向上可分为，“信古”的吴派，“求实“的皖派，还有扬州学派、浙江学派。吴派是惠栋为首，帅其几代弟子，精研史学，严守训诂。专采汉代注解，汉以下一概不取。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对史学有贡献，但对汉儒盲从陷入窠臼。皖派戴震为中心，严于深思求证，有强烈怀疑精神，敢于对现实和宋明理学官学批判。能旁征博引，择善而从，具有一种自发的科学归纳方法。胡适认为其与西学相近。扬州学派中，戴震嫡传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著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书，以渊博的知识熟练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在训诂和勘校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被公认为乾嘉汉学的代表作。还有汪中、阮元、焦循、任大椿等人，在训诂、校勘、解经方面有创新且具有近代气息。浙东学派，中心人物是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贡献重在史学。全祖望是黄宗羲私淑弟子，续补完成了梨洲先生的《宋元学案》。邵晋涵在《四库全书》编撰中负责史部提要，并著有多书。章学诚认为应把经纳入史的范围，更新了“六经皆史”的见解。认为史先于经，史包括了经。吴派是乾嘉汉学的形成标志，皖派是主流，扬州学派承上启下。
乾嘉汉学的分化与儒学传统的重建。乾嘉汉学原本是清初顾炎武等人开创的经世致用学说的延续，在作为科举标准的程朱理学面前是在野学说。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库全书馆开设，将在野考证的学术方式，提到官方地位，成为乾嘉汉学的大本营。同时也开始蜕化，走向“纾死避祸”、“孤芳自赏”、“润饰鸿业”和束缚思想。常州学派开山者是庄存与和刘逢禄，倡导《公羊》学，结合现实政治，奠定今文经学复兴基础。发扬光大的是龚自珍，引《公羊》“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抨击乾嘉考据学脱离社会，并真诚希望改革重振社会。“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魏源与龚自珍都师从刘逢禄，提倡今文经学，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整理林则徐《四洲志》并借鉴西书，完成了《海国图志》，同林则徐一样“师夷长技以制夷”体现了开放意识和功利心态，此时乾嘉汉学已近西山。至罗泽南和曾国藩，倡导复兴宋学，博采众长，调和汉宋，推崇立德、立功、立言相结合的经世致用之才。李鸿章能较为正常的心态看待西方科学技术与文明，认为必须改变传统文化观念，形成尊重科学、技术、人才的文化环境。冯桂芬、张之洞同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尽显保守。康有为是常州学派出身，以经世致用为标的。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新学伪经考》中，抨击乾嘉诸老正统学派。《孔子改制考》中，托古改制树立孔子变法维新的形象，为自己背书。就学术而言强辩太多，影响方面却形成了当下的冲击。康梁等变法者主张向西方学习，又不能不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理论支持。谭嗣同则直接对传统攻击，“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但他也曾寄希望康有为成为“孔教之路德”“乃服孔教精”。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与幻想，是变法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乾嘉汉学晚清余绪，俞樾师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著述极多，章太炎是其弟子。孙诒让是清代最后一位朴学大师，对《周礼》训释精当。王学谦是阮元之后经学整理集大成者。章太炎既有学术功底又有思想贡献，认为“六经皆史之方，治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欲去儒学典籍神圣性，批判的分析孔学，借诸子之长，兼容西学，再建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