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在危难没有降临到个人头上时，它如山海般遥远，而一旦它来到居住的城市中，稀疏的街道，少有的寂静，一切都开始展示出与从前绝不相似的模样。
老舍先生《四世同堂》的时代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开始，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这八年，对于北平小羊圈胡同以祁老人一家为核心的住户们来说，是时代的巨石缓缓地，一步步地，压在了他们的双肩上。
守成与出走
“生活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直到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假若他自己不能完全客观的去了解自己的文化，那能够客观的来观察的旁人，又因为生活在这种文化以外，就极难咂摸到它的滋味，而往往因一点胭脂，断定他美，或几个麻斑而断定他丑。”
这段话极有见地，人往往很难站到比自己更高的位置去审视自己，一个社会也难得往更高之处俯视它的林林总总。但是“局外人”却可以。富善先生来到北平，也爱上了北平的老式格调，比如祁老人。在他眼中，读者可以看到的是这样一家子。
“他觉得他们是最奇异的一家子。虽然他们还都是中国人，可以又那么复杂，那么变化多端。最奇怪的是这些各有不同的人还居然住在一个院子里，还都很和睦，倒仿佛是每个人都要变，而又有个什么大的力量使他们在变化中还不至于分裂涣散。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热的时代，他们把不同的时代揉到了一块，像用许多味药丸似的。他们都顺从着历史，同时又似乎抗拒着历史。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他们都往前走又像都往后退。”
祁老人赤手空拳一点点攒起了一个家，一个院子，他的一生奉行着与人和气为善，但凡碰到一点什么委屈，也能够径自忍受下来，是旧时代普通人的典型。他的儿子祁天佑也是，作为一个布店的掌柜，一辈子忠厚为人，以至于被日本人贴上“奸商”的红字以后，生生地投了河。红字是罪恶的象征，作为第二世的祁家人，祁天佑无辜被打上这样的标签，示众而行，唯有河中的水在最后洗清了他胸前的红字，给一个忠厚的老人聊以安慰。
如果说“顺从”又“抗拒”，“往前走又像都往后退”，最契合的应当是祁瑞宣。作为知识分子，他有着对于侵略者与战争局势的清醒认识，也有着走出北平，走到最前线去的想法，但并没有如同老三瑞全那样的决断。“四世同堂”的枷锁困着他，如同困兽在北平这么一座被城墙包围的城市沉默嘶吼。儒家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观念，瑞宣虽有新式的眼光，行动仍是旧式的读书人。人的思想与行动若是矛盾的，显然他必将陷入挣扎与痛苦之中，除非有一方服从于另一方。祁瑞宣守着一家子，守着妖魔出没的北平城，仍守不住家人，父亲、兄弟、女儿一个个离去。作者给了瑞宣一个机会去做一点青年该做的事情，似乎也是满带着怜悯的目光。
善恶的界限
混乱时代，往往是百鬼夜行时。社会乱了，恶鬼妖魔们倾巢而出，个个伸出爪牙，试探出社会的底线，在狂风暴雨中群魔乱舞。冠晓荷、大赤包们的无聊，蓝东阳、胖菊子们的无耻，驱赶着他们东奔西突，涂脂抹粉，扭脸弯腰，见风使舵，构成书中的反派群体。无怪乎作者在书的后面愤愤，他们的无聊无耻使得北平日益艰难。
如果往字里行间的深处找一找，会发现作者的仁慈，也是作者在塑造人物上的克制。冠晓荷在他的小妾尤桐芳死后，与一向强势的妻子大赤包头一次产生了冲突，为的是收敛尤桐芳。他走在北平的郊外，真实地悲痛着自己唯一的所有物离他而去。也许冠晓荷在迎来被活埋的结局前，还有连一点不足的善性，及至一遇上危难，倏忽之间，如灰消散。
住在一号院的日本老太婆是书中的一处亮点，她的侄儿纷纷流血战场，在日本的学者都认为战死的儿子是英雄的时候，她却并不认为。老太太走过世界许多地方，清醒地察觉到战争的结局，并且在结局的时候愿意承受来自小羊圈普通人的唾沫。
愤怒的小羊圈人们等来了胜利，但等来的是满目疮痍的家与北平。在一场倾尽国力狂飙的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每个人的身体与心灵是千疮百孔不足以言表的。愤怒的人们最后也没有朝日本老太太吐唾沫，瑞宣阻止了大家，小羊圈人们以及作者的善良阻止了它的发生。
京味小说
老舍的语言有种北平特有的“京味”，字句里充满北京人说话拉长的调子。称之为“京味小说”，不单是语言，文字背后的人与文化也是。小文夫妇，从清代的庙堂贵族，一朝变为市井中租住的戏子，像书中说战争的比喻，就像一场地震，把上下掉了个个。但看他们的生活态度，冠晓荷来了，也不会有特别的态度，仍是唱着自己的戏。生活困窘了，唱戏挣得几个钱，很快添置的都是上等的用品。有人找他们捐献，掏出自己仅有积蓄。最后了时，敲了台下的日本人，笑着一起走了。这一对夫妇，大概心里住着的只有艺术，艺术散了，人也散了。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