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博尔赫斯说：「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如发现大海，发现爱情，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是我第一次读陀翁的书，既不像发现大海，也不像发现爱情，反倒像是遭到一通鞭笞、一场拷问。
作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这本书中，故事情节并非重点，其重点在于塑造了这样一位“地下室人”：
他四十岁，退休，曾是一名小官吏，已在地下室中生活了二十年；
他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傲，他行事卑鄙龌龊又崇尚「美与崇高」，他善于思考又囿于思维的局限，他怀疑自己又坚守自由意志，他离群索居又渴望友谊，他羡慕成功又愤世嫉俗，他因这些矛盾而痛苦，又因痛苦而享受；
他受到的每一次屈辱都会在头脑中发酵，被一次又一次非理性的报复冲动折磨，因翻身将对方踩在脚下的强烈欲望而躁动，又因现实和这冲动、欲望的背道而驰而焦虑、愤怒。
陀翁对于扭曲的人格、冲突的内在和复杂的心理的描写，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的描述精准地击中几乎每个敏感的现代人的内心，用夸张的方式演绎出真实的我们。
我一面听着“地下室人”絮絮叨叨地剖析自己，一面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另一本书——《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卡伦·霍妮在这本书里描述了一种被称作“神经症”的现代病。
两本书对照着看，《神经症人格》简直像是专门为“地下室人”写作的病理论文，而《地下室手记》就是《神经症人格》的典型病例记录。《神经症人格》中的许多分析也帮我解释了不少“地下室人”那些既让我感同身受又令我匪夷所思的行为和想法。
有意思的是，《神经症人格》中一位病患，仿佛就是陀翁笔下“地下室人”本人：「就像我一个病人所说的，他觉得被困在一间有很多门的地下室，不管他打开哪一扇门，都只是通向新的黑暗。而且他一直都清楚，别人正在外面的阳光下走动。」
人格性神经症的内因在于童年时期缺乏关爱、生活在敌意环境中形成的病态人格。
这正对应了“地下室人”父母双亡、寄人篱下、饱受责骂、受尽排挤的不幸童年，在这孤苦无依的环境下，“地下室人”养成了长期压抑自己且过度在意他人的习惯，还发展出对所有人的不信任和恶毒态度。
生活在失去爱、失去抚养人的恐惧之中，导致了他压抑自己对亲戚的敌意，转而将其投射到外界，使他怀着恶意看待整个社会，对所有人抱有敌意。
这种压抑和投射，使他在人格上带有了基本焦虑。
而其外因则在于现代文明所引发的冲突。
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19世纪俄国，社会文化中充满了矛盾：一边是主导经济政治社会的竞争与成功，另一边是基督教理想的兄弟情谊与谦逊；一边是我们不断被激起的欲望，另一边是欲望无法实现的挫折；一边是被宣扬得天花乱坠的个人自由，另一边是被经济、地位所局限的现实藩篱。
「我们的文化中这些根深蒂固的矛盾恰恰是神经症患者努力调和的冲突：他的攻击倾向和他的屈从倾向，他的过度要求和他对一无所获的恐惧，他对自我扩张的追求和他个人的无助感。在这些方面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
这些冲突像数个指向核心的导火索，引爆了“地下室人”的焦虑。
「神经症患者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为难自己。」
“地下室人”让我觉得别扭、矛盾，正是因为他的内心饱受冲突。这些冲突在当下的社会中是不可化解的，于是引发了无止尽的焦虑。
他妄图对抗这种焦虑，于是去追求爱，以加强与他人的联系来获得安全感，抑或追求权力和威望，以巩固个人地位来获得安全感。
然而，他渴望爱，却不相信有人会爱他，所以当丽莎抱着爱意来到，他却逃进屋里。同时他恐惧被拒绝，对任何轻微的拒绝过于敏感，他臆想中的拒绝导致他萌生了敌意，于是用五卢布羞辱她。最后，他反复地咀嚼自己的行为对丽莎的影响，陷入自我安慰和自我贬低的反复横跳，变得更加焦虑。
他试图在同学面前展示权力，却只能加深双方的敌意，他开始被逃避和自轻的想法折磨，只得加深优越感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再用妄想来麻醉自己、否认自卑和嫉妒，而这又引发更深的自我怀疑和逃避，于是焦虑更加严重。
最终，对爱和对权力和威望的追求都只引发了更多的焦虑。他就这样陷入焦虑的恶性循环，使神经症的症状不断加剧。
「神经症患者追寻的是两条互相背离的路：积极争取“唯我独尊”的统治地位，同时过度渴望被每一个人爱。这种夹在野心和爱之间的困境，便是神经症的中心冲突之一。这种困境几乎无法解决。一个人不能伤害了别人，还同时想要得到他们的爱。」
这在“地下室人”面对丽莎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他既渴望拥有丽莎的爱，却又同时渴望丽莎的臣服。他既想当丽莎的英雄，又在丽莎表现出共情时立刻过敏地认为自己在权力上被压制、输了。
另外，我原本不太理解“地下室人”对痛苦的那种有些变态的享受，而《神经症人格》用尼采的“酒神”精神给了我一个很有趣的答案。
这种享受，本质上是陶醉于“酒神”带来的麻醉作用，用更大的痛苦来消解痛苦。
「通过夸大他的痛苦，通过使自己迷失在一般性的痛苦或无价值的感受当中，恼人的经历也就失去了一定的真实性，这种特别痛苦的感觉也就被镇静、被麻痹了。……通过沉浸于痛苦而得到满足，体现出寻求满足的普遍原理，即借助于使自己迷失在更为强大的事物中，吞噬个性，凭借怀疑、冲突、痛苦、局限和隔离来逃避自我。这就是尼采所说的摆脱“个体化原则”，也是他通过“酒神”所表达的东西，并且，他认为这是人类的基本追求之一。」
陀翁笔下“地下室人”的内心独白，与霍妮从专业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对神经症的分析，竟如此完美地贴合。
我这才意识到陀翁开篇时的那句「意识太过丰富——这是一种病，一种千真万确、不折不扣的病」并非虚言。
神经症是现代文明的副产品，霍妮称其为「文化的“继子”」。
身为现代人的我们，或多或少地在陀翁的“地下室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他炽烈的语言里被炙烤，被他按着头逼视真实的自己。
「我只不过是在我的生活中把事情推到极端而已，而你们却连我的一半都不敢达到，并且你们还把自己的怯懦当作明智，聊以自慰，自欺欺人。因此，我也许比你们活得更“活生生”一些。」
我们谁又不是“地下室人”呢？
如若我们都因时代患病，如若焦虑不可避免，那么就迎上这可怖的病痛和焦虑，去思考、去抵抗吧。
这，就是生活。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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