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在近几期的《读库》上读到卢昌海老师的几篇科普文字，很是喜欢。有朋友读到我发在公众号上的文字，向我推荐了两本根据卢昌海老师发布在新浪微博的短文整理成的“微博体”随笔作品，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微言小义”》及《我的“微言小义”》（二集），文字虽简短，但内涵其实很深刻，读来颇为有趣。
延续前篇，下面的几段文字，摘录自《我的“微言小义”（二集）》。
读《我的“微言小义”》有感
延续前篇，其实本想在后面附上我的思考，但估计不易通过审核，想想还是算了。这些简短文字背后的深意也许你懂的，套用卢昌海老师在书中所言：无论在工作中、生活上，还是一段文字的隐藏含义被朋友正确解读时，都能让人生出愉悦而温暖的感觉。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隐藏含义被正确解读只是偶尔才有，连字面含义都被错误解读倒是时常发生。不过也没关系，卢昌海老师的这些文字自然是有不同解读的。
小时候住在杭州的城乡接合部，最爱看楼宇的崛起。那时的新楼多为4～6层，我不知从哪儿听来一个说法，称7层以上要装电梯，遂当成楼高不过6层的理论依据。后来终于有两栋7层楼宇矗立起来，在我心中便俨然视作摩天大楼，兴奋了许久许久，将楼层数了一遍又一遍，仿佛一日不数就会少掉一层。
小时候觉得很高的楼，长大后发现稀松平常；小时候觉得很远的路，长大后不过咫尺之遥。若说这全是小孩子眼光呢，却也不然。20世纪中叶杭州市区最高的楼也是7层，被称为“七重天”，那可是成年人眼光。眼光受制于眼界，成年人亦不例外。
当久别的友人对你说“你怎么还这么年轻”时，你已不年轻了；如果他说的是“哇，你怎么不会老啊”，那说明，唉，你已经老了，时光的流逝就算你忘了，别人可还记得。
自嘲不仅是一种风度和雅量，而且也有实用的一面，那就是把原本会让人笑你的事变成了让人跟着你笑的事，把原本会笑你的人变成了跟着你笑的人。
一直觉得，人际关系中的一个很大的误区是：甲帮乙N次之后，如果第N+1次没帮，有时会前功尽弃，甚至反目成敌。那情形仿佛是：甲帮乙N次提升的除“友谊”外，还有乙对第N+1次的期望值，那期望值一旦实现不了，就跟一个越筑越高的堤坝突然垮塌一样，被帮了N次的乙甚至反而觉得甲忘恩负义——因为有这么铁的“友谊”居然不帮忙。
收到表姐发来的一幅老照片，是我这辈的几位表兄弟姐妹小时候与如今早已过世的奶奶的合影，摄于一片如今不复存在的旧屋及池塘边。刹那间有一种被光阴刺痛的感觉……
忽然又想，人这一生跟亲友相聚的时间大体是这样的：堂表兄弟姐妹若不是小时候住在一起，相互串访的时间加起来大概超不过一年；同学、同事中的好友大约可折算为几年；与父母则主要是念大学之前朝夕相处，此后多半就只剩一部分节假日，总计约20年；与子女亦如此——辈分颠倒一下而已；与亲兄弟姐妹（如果有的话）亦相近，也是念大学之前朝夕相处——要减去彼此的年龄差，但因共同在世的总时间比跟父母的长，大致抵消；相聚时间最长的是夫妻，从二三十岁到七八十岁，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因此所谓“你是我最重要的人”之类恋爱时的甜言蜜语还真是实话，只不过彼此若不睦又硬不下心来分手，相互的折磨在一生的悲哀中大概也要排第一。
人到中年的一个悲剧是：走在街上，明明还像以前一样怀着好奇的心思、好奇的眼光，见到高楼还会像小时候那样数一数层数，见到路边的小石子还会踢上一脚……套用一句郭德纲的台词，“我还是那个✕✕✕的小学生”。然而冷不丁地，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喊你一声“叔叔”，仿佛提醒你“自重”。
小时候——接触武侠小说之前的那会儿，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我心中最接近武侠小说里的“武功秘籍”的话，那就是语文老师的“教参”。什么“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什么“作者写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之类的八股，当时真以为是要紧的。瞧老师参阅“教参”的模样，似乎那里头全有，真是羡慕死了。
数周前，到Google（谷歌）的纽约总部参观了一下。对Google的公司文化久有耳闻，但亲见终胜于耳闻。简单地说，Google内部几乎是一个迷你型的“共产主义”，一切“按需分配”：一般公司只提供免费的咖啡和茶，这里的餐饮选择却堪比游轮，且全都免费；乒乓、电玩、积木、健身房等亦随时可玩；工作则像在游轮上读书那样，地点任选，既可在室内，也可到“甲板”——某些楼层的露台花园，与蓝天白云和曼哈顿的楼群为伴；甚至还可住在公司（不过睡觉的小间比较局促，有点像日本的“胶囊旅馆”）……
仔细想想，这种公司文化真是一种智慧的选择：提供这些也许相当于在每个员工身上每年多花一万美元，但同是一万美元，若成为工资，不过是在高薪公司俱乐部里挪个位置，以这种方式来花，却树立了与众不同的形象。
当然，Google走的明显是精英路线，经过严格周密的程序进入Google的大都是真正的人才而非靠小聪明和应试技巧混日子的人，只有真正的人才达到极大的比例，才能在如此“无为而治”的环境里不耽于享乐，甚至更激发出上进心和创造欲。
幽默讽刺作家有时给人以愤世嫉俗之感，其实很多这类作家是深爱时代者。幽默讽刺大师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对真正厌恶的东西，只会想着拍案而起诅咒它，试图将之撕成碎片，“从来没有足够好的幽默来讽刺它”，并且他称自己生活的世纪为“自有时间以来唯一值得活的世纪”。反过来说，某些歌功颂德者倒或许映照着时代某些方面的真正绝望——只有哄着骗着、虚与委蛇才能不被吞噬。
阿西莫夫对计算机的智能发展持乐观态度，他说怀疑者爱问：“计算机有可能创造出伟大的乐曲、伟大的艺术、伟大的科学理论吗？”他愿反问一句：“你能吗？”
在美国数学家P·贝克曼著的《圆周率的历史》一书里读到一段对罗马帝国的评论，颇为独特，大意是：与古希腊相比，罗马时期更为专制，数学建树甚少，倒是工程成就常被人称道。但罗马时期的工程成就带着专制社会的鲜明印记，那就是，与正常社会的工程建设越来越智慧不同，专制社会的工程建设往往一味追求宏大，技术与管理却很粗疏。
一则费曼八卦：在某社交场合，费曼跟丹麦公主坐在了一起。公主对费曼说，没人能谈论他的话题——物理，因为没人懂得。恰恰相反，费曼回答说，每个人谈论的才正是他们一窍不通的东西：天气、社会问题、心理学、国际金融。也许实质的区别在于：有些话题是人们懂得自己的不懂，另一些话题则是人们不懂自己的不懂。
这些年读到过的最有趣的朗道八卦：在斯大林时代，李森科是反对“资产阶级遗传学”的“科学斗士”，主张生物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够遗传。有一次，李森科作完报告后，朗道当众问他：“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代又一代的牛的耳朵割了，最终我们会得到生出来就没耳朵的牛？”李森科不知是诈，回答：“是的。”于是朗道又问：“那你如何解释初生的女婴仍然是处女呢？”李森科登时蔫巴。
在我看来，若不能对种族歧视与种族抬举（包括自吹），或类型化攻击与类型化褒扬（包括自吹）做出一视同仁的批评，那样的批评就无关方法之对错，甚至无关结论之对错，而纯属政治把戏和情感自慰。
科学赖以存在的最根本的特点是怀疑精神和纠错机制。科学知识的可信度源自逻辑和证据，同时也可以被逻辑和证据所推翻。科学知识无论比宗教教义高明多少倍，都不是新的教义。科学家的日常工作既包含推进和推广科学知识，也包含推翻科学知识，科学界既褒奖推进和推广的贡献，也褒奖推翻的贡献。常常有人说，科学是一种新的宗教，这种说法在一个很根本的层面上曲解了科学，持这种说法的人无论在具体的科学知识上多么渊博，在一个很根本的层面上，乃是科盲。
在我看来，科学的学习有三个层面：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对科学有所知是在知识层面上有所训练；从事过科研是在方法层面上有所实践；科学精神则是一种求真、求实，不接受无证据或逻辑荒谬的观点，不视任何观点为神圣，随时愿意接受证伪的精神。
目前的一切科学学位——包括博士在内——都只讲究前两个层面，于是会出现信上帝的科学博士这种几乎字面就矛盾的头衔。也许有一天，起码较高层级的科学学位会将三个层面同时纳入，信上帝可以，但这相当于科学精神考核不及格，不该授予较高层级的科学学位。
理查德·道金斯有一条半开玩笑的“道金斯困难度守恒定律”很是有趣，大意是说各学科的困难度是恒定的，内容若是艰深，就会努力让表述浅显，内容一旦浅显，则会刻意让表述烦琐。他举例说物理学的内容是艰深的，因此物理学家很努力地让表述浅显；文学评论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是浅显的，却刻意搞得云山雾罩。
如果说人与狗的差别是100与1的差别，那么人与人的差别有时是100与－100的差别。
1962年初，苏联物理学家朗道遭遇车祸受了重伤。在几乎倾国之力的抢救下，数月之后，他终于逐渐恢复了神智和语言能力。医院于是请来精神病专家测试他的智力：
“请您画个圆圈。”（朗道认真地画了个十字）
“嗯。那么现在请您画个十字。”（朗道画了个圆圈）
“您为什么这么做？请您按照我的要求做。”
“我正是按照您的要求做的。您请我做蠢事，我满足了您的愿望。”
“是的，可是您做的都是相反的！”
“这都是些愚蠢的题目，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您倒是有权怀疑我的智力水平了。”
我一直觉得精神病专家是一群爱弄玄虚的家伙。倒不是断定他们的吃饭家当是伪科学，而是觉得哪怕跟病人随便攀谈几句，就该知道测试需不需要从侮辱对方智力的层面入手。病人是人，而不是参加图灵测试的机器，医者也得有点情商才是。
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的《叶企孙先生的科学史思想》一文记叙，叶企孙“对国内报刊上出现的大吹中国第一和首创的做法不满。他认为古人由直观感觉和猜测得到的一些东西，有些虽与现代科学的发现有吻合之处，但二者不能等同，不能一下子就说我们早了多少年。因为古人在说到正确的同时，也说到了许多错误的东西，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恐怕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而且，这种原始的东西，如果在外国古书中去找，也不一定没有。”叶的这一见解非常精到，放在今天也毫不过时，在当时（20世纪50年代）则不仅精到，且需勇气。
幸福感如何排序？
通用的判据不外乎是客观标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寿命等）和主观标准（即自己选了算），但缺陷都很明显，前者忽略了幸福感本质上是主观感受（人可以穷病而依然知足常乐），后者则缺乏标准（每个人对不幸福到什么程度才选“不幸福”会有不同判断），而且容易伪饰（未必人人都愿承认自己的不幸福）。
也许，可以补充这样一个视角：即生活在幸福中的人——平均而言——性情会比较平和坦然，会较有幽默感，会少用暴戾的语言；相反，不幸福的人，哪怕善于伪饰，甚至真心地不知幸福为何物，都往往会在低风险的场合——比如在网络世界里——用暴戾的语言宣泄情绪。
问卷调查能被伪饰，能被水军干扰，但若到各个国家的网络世界，找几个典型的社交网站看看，从普遍的文风里，往往能看出幸福感或不幸福感的表征——那种表征很难被伪饰和干扰，因为没有哪一种水军能装得出平和、坦然或幽默。
如今的拜年可类比数学中的映射分为四种：最高级是亲自写针对对方的问候语，相当于一对一映射；次一级是亲自写针对所有人的问候语，相当于一对多映射；再次一级是用网上的现成问候加了称呼发给对方，相当于多对一映射；最次则是将网上的现成问候不加称呼发给对方，乍一看还以为是广告，相当于多对多映射。
真正有才学的人，在阐述观点时往往只会用分享的口吻，而不会摆出强买强卖的姿态。因为他们的观点是有价值的，分享已是慷慨，不至于犯贱到硬要别人笑纳。相反，那些动辄狂轰滥炸、强买强卖的，只会是垃圾——且恐怕自己潜意识里也知道这一点，才会如此。
一个成熟的社会是多数人恪守职业精神且视职业精神为常态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职业的报酬与责任或风险相匹配，职业的选择则是综合了能力与意愿的自由选择。在那样的社会里，特殊情势下的额外辛劳倘是职业的“题中之义”，那么社会给予的不必是仰视，而只需是配合。
所谓职业的不分高低贵贱，并不只是如总理对淘粪工人那样的姿态性平等，也包括读者诸君在自己岗位上泡面充饥、加班加点与医生面对疫情时的同等行为之间的职业精神上的平等。
赋予医生的同等行为超乎常人的崇高，甚至如对英雄菩萨救世主那样地膜拜之，跟对不遂己意的医生拔刀动粗相类似，都是一种幼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两者并非全无关联，越是习惯于膜拜，一旦不遂己意就越容易走向反面极端。如果一定要从特殊情势下的医生行为中升华些什么的话，不妨是在自己的职业里更好地恪守职业精神——由此对社会的贡献也将间接惠及医生。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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