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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读后感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出门旅行预订酒店,常常不忘检查:有没有Wi-Fi,我们似乎已经离不开它了。想像一下,当Wi-Fi掉下来的一个晚上的抱怨…没有智能手机在手的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变得焦虑起来; 而当iPhone或Android在手中时,我们的目光可以长时间固定在屏幕上。就像许多事物一样,互联网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方便、快捷,允许我们进入一切我们需要了解的领域。但同时,它们是否干扰亦或有益,就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了。

“聪明人渴求知识,愚者以垃圾为食”(Proverbs 15:14 NLT)把上帝的智慧运用到生活中,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是否整天都迷恋性地检查我们的社交网络?我们渴望的东西是什么?网上阅读或观看的东西是否给予我们理性、深度的思考。

1

没有一种交流体系像今天的网络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如此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在我们的思想上施加如此广泛的影响。

“Dave,停下,停下,你会停吗?”这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 A Space Odyssey — 2001 太空漫游》结尾处著名的奇异而悲伤的场景,超级电脑 HAL 在央求愤怒的宇航员大卫·鲍曼。鲍曼此前差点被这台失常的机器杀死在太空,此刻他冷漠而平静地切断了记忆存储器和人工“大脑”之间的联系。“Dave,我的意识正在消失,” HAL 绝望地说,“我能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

人们的确能感觉得到。这几年有人、或者说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扰乱我们的大脑,改造我们的记忆,重构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的思考方式变了,这种感觉在阅读的时候尤其强烈。

沉浸在一本书或者一篇长文里面曾经非常容易,头脑会被叙事或者分析吸引,然后会花好几个小时漫步于其中。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很少发生了。人们的注意力常常在两三页后就分散了,变得烦躁不安,以前很自然的深度阅读,现在变成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

人们在网络上花了太多的时间– 搜索、闲逛。

2

媒体理论家麦克卢汉在1960 年代便指出,一个新的媒体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信息的承载渠道–媒体提供思考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塑造了思考的过程。

从古至今,无论什么时期,语言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媒介,传递着人们的思想,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世界观的不同,对事物的理解不同,就如同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娱乐至死》中,作者Neil Postman提出了“媒介即隐喻”。每一种媒介的出现,必然要在与周围的关系中,获得一种新的涵义,而这种涵义关乎思考方式和行为变化。正如波德里亚所说:“铁路所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所传送的画面,而是它所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的改变。”

3

在印刷机时代,人们提升理解力的方法就是通过阅读或听演说。

19世纪,阅读和听演说使美国民众参与文化对话,为他们和外部世界提供纽带,帮助人们形成了对世界的认知。

在1858年,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在竞选总统前,曾有一场精彩的辩论。而这场辩论与现在不同的是,民众无法通过电视和网络渠道去了解双方的观点,只能在现场听辩论。当时林肯还不是总统,人们并不是因为两个人的政治身份才聚拢过来,而是因为辩论本身的魅力。两人的辩论,长达8小时,辩论中引经据典,并采用很多复杂句式。

当听众鼓掌时,道格拉斯却说:“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激情或热情。” 坚持听八个小时,辩论既涉及到历史事件,又有复杂的政治问题,就要求人们一定要对辩论内容有非凡的理解力。

简洁明确、理智慎重、擅长归纳,是印刷机时代美国话语特征的代表词。

在小说《The Devil & Daniel Webster –魔鬼与丹尼尔·韦伯斯特》中,韦伯斯特为了拯救一个把灵魂卖给魔鬼的人,与一万个魔鬼辩论,要证明订立出卖灵魂的契约无效,否则就连自己的灵魂也要归魔鬼所有。

在书中,韦伯斯特旁征博引,分析透彻,他的雄辩打动了魔鬼强大的陪审团。这部小说反映的就是印刷机时代美国所形成的话语特征。

4

除了理解力,几乎每个探讨过阅读对于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的学者都提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能促进理性思维,让人们对于不同的观点拥有判别能力。

这种能力并不是个人潜力,而是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如果没有判断力,将影响大众的认知。

如上面提到在印刷机时代,人们获得辨识、判断能力主要是通过阅读,并且阅读不是只限于表面,要进行深度阅读,这种深度阅读让人们有深度思考的环境,理解作者的意思,发现书中可能逻辑不通、自相矛盾的地方,吸取更广更深的知识。那个时期,人们演说、辩论、写下文字都会富有逻辑性,都经得起他人的审视。

假如在生活中,两个人发生矛盾和争执。往往具有逻辑的理性分析,才能让我们看清事实的真相。

5

如大多数人感受的一样,网络正在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媒体,一个管道。大多数信息经由它流入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头脑。拥有如此庞大、丰富的信息库,又能如此便捷的获得,其中的好处已经被广泛描述。比如,对于一个喜欢写作的人来说,网络是天赐之物。以前要在图书馆花费数天查找的资料,现在几分钟就搞定了。

显然,硅存储器的完美应用,会极大的造福于思想。但这一“造福”是有代价的。网络在做的事,似乎就是把我们专注和沉思的能力切成碎片。

人们的大脑接受信息时已经习惯了网络传输的方式,就像快速流动的粒子流。从前阅读是词语海洋中的深水潜水员,现在是坐着摩托艇在水面快速滑行。

这种呈“断续”的特质,还反映平时在网络上迅速扫视短篇文章,一扫而过的方式。很少有人愿意阅读《战争与和平》了。

6

到底网络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能力的,还有待于长期神经学和心理学研究实验来确定。

伦敦大学学院的一项关于网络使用习惯的研究已经表明,我们完全可能处于阅读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比如研究发现,人们使用大英图书馆提供的电子文字信息资源时,对提供的站点,表现出“掠读行为模式”,从一个地方迅速跳到另一个地方,并且很少回到之前访问过的站点。他们阅读文章或者书籍通常不超过一两页就跳到另一个站点。有时候人们也会保存一篇长文章,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真的会认真阅读。

当人们在标题、目录、摘要之间快速浏览时,新的‘阅读’方式正在浮现。几乎可以说,他们上网,就是为了逃避传统的阅读感受。

美国Tufts University发展心理学家《Proust and the Squid: The 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Reading Brain — 普鲁斯特和鱿鱼:阅读思维的故事和科学》的作者玛丽安·沃尔夫(Maryanne Wolf)说:“并非阅读的内容,而是阅读的方式决定了我们。” 沃尔夫担忧网络导致的“效率”与“即时”至上的阅读方式,可能会削弱我们深入阅读的能力。“我们倾向于成为“单纯的信息解码器。我们解释文本的能力,在深入阅读时进行丰富联系的能力,正在大规模消解。”

他解释说,对于人类来说,阅读不是一项与生俱来的技能。它并不像说话一样被写入了基因。我们必须教会自己的大脑如何将看到的象征性符号翻译成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而且,阅读时使用的媒体和技术对于形成大脑中的神经系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882 年的某一天,弗里德里希·尼采买了一台打字机。那时,他的视力正在下降,长时间地盯着书稿令他疲惫而疼痛,还常常导致严重的头痛。他担心很快就不得不放弃写作了。至少在短时间内,打字机拯救了他。

但是机器对于他的作品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尼采的一位朋友注意到他写作风格的一个变化:他的文风已经很简洁,此刻更加紧凑简短。

“也许你通过这个机器会找到一种新的风格,”这个朋友在信里写道。

“你说得对,”尼采回信说,“写作工具参与到了我们思考的过程当中。”

德国媒体研究者弗里德里希·基特(Friedrich A. Kittler)说,由于这种机器的影响,尼采的文章从论辩式变为格言体,从观点鲜明变为语带双关,从雄辩变得简洁。

7

按照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神经系统学教授詹姆斯·奥兹(James Olds)所说,“人类的大脑几乎是无限可塑的。即使是成年人的大脑,仍然是有可塑性的。神经元会打破旧的联系,形成新的联系。大脑能够在高速运行中重新编程,改变自己运行的方式。”

当我们使用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称的“智能技术”(I.T.)——拓展智力而非体力的工具,我们不可避免的会带有这些技术的特质。

14 世纪机械钟表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把浑然一体的时间,分割成小时、分钟、秒钟来计量,它本是一台机器,但它使人变成了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人们也渐渐漠视了日出日落和季节交替。

如果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那媒介就是这台机器创造的文化环境。它的隐喻表现在其超越了自身存在的技术涵义,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适应一个新的智能技术的过程,会体现在我们解释自我的隐喻当中。今天,在软件时代,我们已经开始认为它们运行起来“像计算机”。但是这些变化,神经系统科学告诉我们,远比隐喻深刻得多。由于人类大脑的可塑性,这些适应在生理的层面上也发生了。

8

如果我们能体会《赠花卿》中“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描述,我们就能理解,娱乐是美好的,人都有追求娱乐的本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泛娱乐时代,文化和娱乐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我们身处其中,处在娱乐的舒适区中,享受着娱乐带给我们的快感。

当掩卷沉思时,我们可能会感到焦虑,甚至像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说:“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为什么不再思考。”

我们正逐渐走向“娱乐至死”的世界。

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并不是无能为力,只要认清泛娱乐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便可有针对性地做出一些对策。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媒介也一样,既有善的一面,为公众提供有用的知识,也有恶的一面,麻痹公众的神经,剥夺人们的自由时间。

传播学鼻祖施拉姆就曾做过一个比喻,他说,媒介就像时间的窃贼,正一点一滴不知不觉地偷走了我们的一生,而我们还没来得及思考。

这似乎是最大的危机。

我们需要回归本真,重新重视严肃阅读。碎片化阅读以及浅度思考所带来的浮躁与盲目,需要严肃阅读来冲抵、反思与制衡这种倾向。回归思想性的阅读,对读者来说,也是通往心智成熟的一种方式。阅读经典,提升我们的思想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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