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梁漱溟先生在一篇名为《合理的人生态度》（见《出世与入世》，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文章中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人生来是爱活动的，是活动使人生机畅发。作为生命出现的人，内里总是蕴蓄着一种力量，只有借助于活动，这种力量才能得到发挥，而这个人的人生，也才会是舒发的，快乐的。因为这种需求来自天性，所以倘若能够满足这种需求，那么，人生就是合理的。所以，一个人是工作也好，劳动也好，艺术也好，只要满怀兴趣地投身于类似的爱好，便能得到美满。他举例说：凡人都应当就自己的聪明才力找个相当的地方去活动。喜欢一种科学，就弄那种科学；喜欢一种艺术，就弄那种艺术；喜欢回家种地，就去种地；喜欢经营一桩事业，就去经营；总而言之，找个地方把自己的力气用在里头，让它发挥尽致。这样，就有了人生的价值，也有了人生的乐趣。
这是一个极为朴素而切实的道理。简单地说，我们来到这个人世上，一方面要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一方面要让生命得到活泼健康的发扬，这就需要做一些事情。而这个人间，这个社会，事情何其多也。那么，这就显然地存在一个选择问题。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想来，无非是这些：我对它感兴趣，它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它能满足我物质需要的同时给我的生命带来快乐。如果从生命本真需求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毫无疑问会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是满足以上条件的事情，它们的性质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更没有高低之别。
教育的首要目的，就在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如此来看，一个国家的教育的最高旨归，也就显而易见了。教育，就是要让每一个国民“各安其位”——找到自己生活的位置，然后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也应该是康德“人是目的”的诠释和实施。而我们今天教育的所有问题，也可以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符合它的，就是合理的；不符合它的，就是不合理至少是不完全合理的。
而我们当前面临的情况，最为严峻的也在这里——人，不安于其位，或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者在其位置上也难以安心。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教育，却也承担了极大的一部分责任，难辞其咎。
我们先来探讨第一种现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谓的找不到位置，也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知道什么可以满足自己的兴趣，不知道什么是安身立命之所在，更不知道凭借什么可以使自己得到内在的快乐，从而使生命的价值得到实现，精神得到畅扬。它的深度表现，就是大部分国民思维是混乱的，目标是盲目的，精神是萎靡的。之所以如此，就教育而言，它犯了不可忽视的错误。
自孩子进入教育视域开始，我们就给他们灌输了一种追求“成功”的思想，这已经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了，按照目前的情势，短期内这个积重难返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显然，这种严峻的情况还会延续下去。过度地追求成功，人的心性也便趋向于外，时刻处于一种要与同类、外界、社会争斗的态势，这种态势，很容易使人陷入焦虑、焦灼、焦躁之中而得不到片刻安宁；过度地追求成功，那么，一切都就成为可以利用的工具，凡是阻挡自己的，都成为自己“战胜”“克服”甚至“歼灭”的障碍，如此以来，我们在立志、毅力、意志、坚强方面的教育越有效，则一个人发力越狠；过度地追求成功，使人在最初的意识里便拥有了强烈的竞争意识，这种意识，往往会导致将它人视作是自己可供利用的凭借，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温情，同时，自己也很容易沦丧到孤独寂寞的境地，缺乏内心的丰盈和饱满，到了一定的时期必然会失去人生的目的，而感到生命的空虚和无聊。成功哲学主宰了教育之后，家长、学生、学校、教师都成为相互利用的关系。学校要靠学生获得利益和声誉；学生，要靠学校获得打开通向成功的路径。这势必会造成各个方面关系的紧张，许多的教育问题也便应运而生。
但更重要的却在于，对照梁漱溟从传统思想那儿接续的社会理想，我们从来没有给孩子指出，什么样的成功才是合理的。放眼应试教育下的学生，他们学习的最为浅近的目标，是成绩；而取得成绩并且因为成绩而获得“报酬”之后，他们全然不知道应该去做什么。兴趣、特长、方向那都是次之又次的东西，一切由分数说了算。令人恐惧的是，所有的人都要受教育，而所有的人都走上了这一条宿命般的路。分高的，还能基本满足一下，占据受教育者多数的低分者，则根本就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你喜欢也罢，厌恶也罢，可供你走的，就是那样逼仄的小径。那么，现在，一个重大的问题就产生了，以往所受的全部教育只能决定人生极短的一段，以后，将依靠什么走下去？往往在这时，伴随着自小接受的成功思想，伴随着当前的经济大潮，对物质欲望的狂热追求，就成为唯一的目标：有钱，就是成功；哪怕是原来整个国民注重的地位和名誉，也要以能赚钱为指归。极少部分达成了这一目标的人，将钱的多少只看作是一个数字，享受不到金钱所能带来的那种带着光艳的快乐，只被金钱驱使着盲目地前行；而大多数满足不了心愿的，则充满了愤懑、不平、嫉妒、贪婪等各种负面情绪，故而，整个社会都陷入躁动不安的境地。这种恶果，从学生接受不健康的家庭教育、从学生步入学校的第一天，就决定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自然是找不到合适的位置的。理想的教育，完成的，首要的，就是灌输这么一种崇高的思想：成功应该是极为多元的，只要能满足你的天性，让你生命的能量得到畅发，让你创造的欲望得以实现，让你在物质资料获得的同时享受到精神的愉悦，就是“成功之道”。如此，就等于消灭了职业的差等。做一个成功的农民，与做一个成功的学者，都是适合于其人的位置；做一个成功的商人，与做一个成功的工人，也都是适合于其人的位置。而不是把所有的人都吸引到一条狭窄的蒙昧的道路上来。
这样的教育，首先就要尊重人的差异性。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而被我们若干年来略而不提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在各方面的影响之下，似乎做到了尊重每一个人——我们承认每一个人都是生而一样的，所以，对他们自然也要采取同样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其实，这种看似公平的对待，是最大的不公平。长期以来，我们将传统思想中的人生来就存在不同的观念视为封建的糟粕而加以批判和抛弃，但事实告诉我们，这是客观存在的，毋庸置疑的。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后来的许多哲人都认可这一点，指出人生来是有差别的。而我们在不认可这种存在的同时，也就决定了对受教育者的一视同仁——不但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一视同仁，就是为他们制订的目标和方向也是一视同仁。但实际上，所谓的“人生来是平等”的，指的并不是天赋、天性、出身，而是其政治权利。但把这一条牢牢地贯彻在教育中时，悲剧也就随之诞生了。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学会那么高深的数学的，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语言能力从而把语文和英语学好的，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对历史和地理感兴趣的，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五音俱全、对色彩敏感的。我们先将许多的职业视为劣等的职业，视为卑贱的职业，然后漠视差异性来进行充满诱惑的教育，多数人自然就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了。说得绝对一些，有些孩子，天生就是当农民的料，有些孩子，天生就是搞研究的料。教育的重中之重，就是要让他们当一个智慧的、勤劳的、安心的农民，当一个努力的、睿智的、专心的研究者。如今，农民和工人的区别已经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了，开动车者与研究动车者之间的差距也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了，可教育就是不承认。这固然有社会各个方面的因素在里面，但教育，采取纯粹漠视的态度却也是重要原因。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人不安于其位。不安于其位，一方面，自然是觉得他的位置不是自己最希望的位置，另一个方面，则在于他始终觉得有一个更好的位置在等待着他。这种表现，在当前显得日益明显。它造成的恶果就在于：敬业精神是匮乏的，心理状态是紊乱的，职业道德是欠缺的，疲惫厌倦是频发的，萎靡不振是鲜明的，多的是不安与焦躁，怨怒与愤懑，伴随的是社会秩序的混乱，思想领域的躁急，群体意识的盲动，集体目标的失落。对于这种现象，教育也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受教育者接受教育伊始，教育就给他们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图景：只要你努力付出，只要你刻苦学习，只要你能取得好成绩，那么，一切都会唾手可得，你一定会拥有一个辉煌而光明的未来。这种充满诱惑的教导，是致命的。一方面，它使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从小就充满了虚无飘渺的期盼，并且这种期盼成为多年学习的动力，那么，倘若实现不了呢？而且我们的理智也告诉我们，这注定是实现不了的。因为哪怕物质上的东西远远地满足了，还有精神上的无穷困境。经过多年的期盼而渐渐地走向失望和绝望，心态就失衡了，人的重心就丧失了。而另一方面，那些多数的成绩不太理想的孩子，则充满了茫然和怅惘，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里，不知道什么才是理想的位置。他们充满了担惧和忧虑，无助和恐慌，还没走向社会，就成为边缘人；而一旦走向社会，迎接他们的，则是茫无目的的漂流。哪怕找到一个位置，他们一则没有那方面的特长，再则勉强自己去适应，可内心却充溢着惶惑和不安，更为糟糕的是，他们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看作是“被社会淘汰”之后拥有的职业，心里不时地涌动着焦灼与游移，如何又能安于其位呢？
造成如此困境的，就在于教育在起初，就把方向扭曲了。只强调文化知识的灌输，而忘记了生活哲学的教诲；只注重成绩的高低，而抛弃了心性的培养。不论怎样的人，都是要走向社会的，都是要拥有自己的人生的，都是要面对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的，而教育，有意无意地将它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将所有的人都置放于一种虚无飘渺的图景之中，这样，整个社会势必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许多的哲学家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人生，注定是枯燥的、贫乏的、重复的，因此，教育的一重大使命就是要学会认识生活的这种本质并且忍受它。这样，要强性地赋予生命以意义，那不啻虚妄。而中国古人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他们首先赋予人一种完善自我的任务，然后以文学为凭借，将文学与人生紧密地联系起来，赋予人生以诗意。说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其要令就在于以诗消解生命的虚无感、诞妄感、空乏感和倦怠感。所以，教育势必要担负起来的，就是这么一个任务——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命运背景下，实现诗化的人生。如此，才能达到安于其位的可能。不然，任何职位都不能让一个人将心安稳地置放。
西方教育，以宗教为其根；我们这些年来的教育，是丢失了“根”的教育，或者说，我们没有把教育牢牢地固定在一个以“根”为名义的基座上。而这个“根”，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往，分明是存在的。许多人，将其归结为伦理、责任、仁爱、道义等，这诚然都是正确的。但归根结蒂，这些还是外在于一个人的背负。我们所说的“根”，就是决定了这些外在层面东西的文化之根。古圣先贤，将之归结在“性”与“心”上。如何让这些传统的宝贵的因子与现代文明结合，从而重新以文化影响、濡染人性，仍然是我们有待探索的问题。这个问题哪怕是部分解决了，“君子之德风”，渐渐形成气候，才会让人心向背发生转向，也才能实现人人找到合适的位置并且安于其位的崇高目标。我们相信，倘若这些得以实现，教育将会走上我们期待已久的坦途，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也将会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