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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沟流月——宋人故事》序言

就文字中的中国历史而言,正史并不是唯一的,与正史同源异派、同宗异流的还有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野史,这样的野史往往以私家著述的笔记体的形式出现,所以很多人又将其唤作笔记体小说。故而,这样的私人笔记就有了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它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另一方面,它又成了虚构性极强的小说。处于似与不似、是与不是之间,这就注定了这种文体的尴尬地位。
以笔记的形式来记录某个人的所作所为从而反映人物性情、时代风貌、个人观点的历史是很早的,它直接可以追溯到先秦时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论语》的许多篇章其实已带上了后来此种体例的影子。比如下面这篇有名的《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就是其中的典型: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知?”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本则的实质其实也是笔记,它记录了孔子与弟子们一次平常的谈话,中心话题是围绕“言志”,而其中夫子的循循善诱、子路的粗鲁莽撞、曾晳的稳重洒脱都跃然纸上。《论语》里像这样的篇章很多,因此,可以说这本书成了后来笔记体小说的滥觞。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后朝儒家思想的确立,使《论语》更为普及,从而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其影响,而更推动了这种文体的发展。
到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基本确立了后来的正史体例,但就这本伟大的著作而言,我们仍能从中看到笔记形式对史书创作的巨大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沿用了相同的写法,尤其在人物传记上。不同的是太史公将其加以了整合、融会、提炼,将零散的材料统辖于主要人物之下,从而有了非凡的意义。例如其中的《张汤传》中的一段记载:
“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按常理推测,很难保证张汤审鼠的这段经历就是真实的,这有可能是后来人们基于张汤审狱的才能而编造的,司马迁一向有通过人物幼时的性情、作为来折射其成年后成就、功业的习惯,所以听到这样的故事就记录了下来。如果单就这段而论,它确实与后来的笔记没什么两样。从阅读习惯与研究原则来讲,人们可以不重视野史,但后代的史书却不可避免地在取材上继承了类似的写法。如《宋史·包拯传》: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数论斥权幸大臣,请罢一切内除曲恩。又上言天子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凡七事;请除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京师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皆审验劾奏之。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而未曾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曾曰:“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吾孙也。”

传记除了介绍到包拯的生平性格,还写了处理盗牛事件、不取端砚、交代后事等几件具体的事,人物的刚正廉明、公不阿私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如果细节揣摩,仍可发现,这类事件倘若单列开来,仍然属于笔记的形式。为史者的任务就是将同样性质的事情加以组织、勾留、剪裁,以适合史书的写法和体例。而那些没有被选入的,则很有可能成为被人称为野史的东西。应该说正是缘于史书选材的原因,造成了野史的盛行,形成了历史上正史与笔记并行的态势。一方面,世人渴望成名,从而彪炳史册,名垂汗青,另一方面出于“立言”的需要,也有了自己的个人著述,而著述的相当一部分就是笔记。
魏晋是笔记体小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出现了两部非常重要的书籍,一部是刘义庆主编的《世说新语》,一部是干宝所著的《搜神记》,前者志人,后者志怪,无论内容还是体例,它们都走向了成熟,成为后代模仿的标尺。但受时代影响,这两本书与史书相比,距离却拉大了。《世说新语》显示的就是所谓魏晋风度,徒记风华,不事褒贬,与史书微言大义相比,格调低了一层;而《搜神记》则专务离奇,斑驳陆离,大多是不经之谈,只注重无稽之事,对人事自然较少教益。
魏晋以下,到了唐代,传奇小说开始盛行。传奇小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将原有的短篇记述向长篇发展,本于其人,而多编造,这显然是综合了《世说新语》与《搜神记》的共同特点,这种特点也直接影响到笔记,而且其影响远远不止于唐代,后代的笔记都具备这个特点:其人其事,往往迷信与事实混杂,鬼神与人事交错,怪诞与真情共存。

唐代出现了许多有名的文人笔记,例如:薛渔恩的《河东记》、苏鄂的《杜阳杂编》、李濬的《松窗杂录》、皇甫枚的《山水小牍》、裴廷裕的《东观奏记》、韩愈的《顺宗实录》、郑处诲的《明皇杂录》、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等,这些书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往往真假参半,给后代的研究带来了许多的不便。从唐代开始,笔记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地位正式得到确立,它真正地成为了正史的补充,而且从阅读广隘的程度上来讲甚至超过了正史。

宋代继承了唐代的这个传统,笔记更为盛行,像司马光这样的大历史学家,一边著写《资治通鉴》这样大部头的史书,一边也以笔记的形式记录当世之事,著成《涑水纪闻》一书;像欧阳修这样兼诗人、文坛领袖、政治家于一身的人也留下了《六一诗话》这样的著作。其他文人更是发挥这种文体的特长,或记述,或议论,或直抒怀抱,或讽喻政事,笔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流传后世的名著比其他朝代都多,有名的有释慧明的《五灯会元》、苏轼的《仇池笔记》和《东坡志林》、周必大的《玉堂杂记》、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洪迈的《容斋随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沈括的《梦溪笔谈》等等,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代,成为不朽的文化遗产。

这本书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丁传靖先生编著的《宋人轶事汇编》为蓝本,参考《容斋随笔》《东坡志林》《梦溪笔谈》等写成。因为上面提到的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的原因,对各种笔记进行了充分的选拣,在剔除了其中几乎占据一半的含有迷信成分的事迹后进行了选择。选择的标准是这样的:人物有一定的不同凡响之处,事情有一定的教育启发意义,谈论有一定的精妙高超之意,故事足以激发人的兴味情趣。在此基础上为便于现代读者阅读,加以了翻译,并给各个故事加了个标题;为揭示其内在的深意或者诱发读者向深处思考或者便于明了其含蓄蕴藉的底味,又加上了认为必要的评点。编写的初衷,在于在日益成为强势的工业文明笼罩下,在读书为实用的思想日渐占上峰的情况下,将古代一些人与事以适合当代读者胃口的形式予以介绍,以为中国古代文化走向当代、为当代人所接受效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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