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食 ——舌尖上的残忍

虐 食

——舌尖上的残忍

李尚飞

01

吕蒙正是北宋有名的宰相，他气量宽宏，知人善用，禀性正直，颇有时名。但他对饮食却比较挑剔。他地位卑贱时特别贫困，等到富贵了，喜欢吃鸡舌汤，每天早晨都照吃不误。有一天他到花园游逛时，远远地看见墙角有一个高土堆，以为是山，就问随从说：“这是谁造的？”回答说：“这是给相公杀的鸡的毛啊。”吕蒙正惊讶地说：“我能吃多少鸡？竟然毛都汇集成山了。”随从说：“一只鸡也就一个舌头罢了，相公一顿汤用多少舌头？你一共吃了多长时间的汤了？”吕蒙正听了，开始默默地反省，于是不再吃鸡舌汤了。

这种行为显然是奢侈的表现，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杀生无算，实在过分。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当事人的吕蒙正能够幡然悔悟，知错便止，可谓善莫大焉。

宋代位至宰相而追求类似享受的不止吕蒙正一个。有名的，像寇准，像蔡京，虽然他们的如此作法也受到世人的诟病，但大家抱的态度大都是不为已甚。觉得既然人家到了这样的高位了，生活方面奢华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甚至原谅的。比如寇准，等到他被贬到雷州后，当地的官员和百姓自发地为他盖房子，相比政绩，那点毛病根本不算什么。这，至少反映了国人特有的宽容心理。

但有一种吃法却无论如何不在宽容之列的。这，就是虐食。作为一个词语“虐食”中的“虐”，大概指的是残忍、残暴、残害的意思。“虐食”简单地说，就是在享用肉食的时候用一种极端残酷的方式对待动物。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爱物惜物、尊重生命的观念的反动，充分地显示出部分人格、心理扭曲的人的丑陋、邪恶的一面。

虐食起源于何时，已经难以考证了。它的外延到底有多大，也难有定论。比如，我小时候曾经看到有人抓来麻雀，直接将其活活地扔在炉火中，等到烤熟了再吃它的肉。这，应该也属于虐食之类。

纵观历史，汉代人性淳厚，魏晋人善清谈，这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见。而到了唐代，随着国力强盛，经济发达，一些骤得显位的无赖之人由于修养浅薄、品行恶劣、缺乏敬畏，变得张牙舞爪，肆意妄为，将人性之恶发挥到了极处。不但欺男霸女，凌辱百姓，而且将这种行为挪移到了动物身上，许多的“发明创造”简直令人发指。

这中间，最臭名昭著的，当数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据《朝野佥载》记述，二张包括弟弟张昌仪生活极其豪奢，普通的饮食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于是开创性地进行虐食，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无穷的“想象力”施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张易之是这样吃鹅鸭之类的动物的。用一个特制的大铁笼子，将鹅鸭置入其中，然后在笼子中间生起炭火，前面再放一个里面盛着调好的五味汁的铜制盆子。鹅鸭受到烤炙，燠热难当，就不断地奔跑，口渴难耐，就喝五味汁。最后，它们的毛全落光了，肉都开始冒热气，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后，肉已被调汁渗透，于是张易之开始大快朵颐。

张昌宗也是有样学样，不过他将这种手段用于大型动物驴的身上，不同的是驴因为体积过大，只能圈在小房子里。而他对待马的方式，则更令人瞠目结舌：张昌宗担任洛阳令时，张易之曾经到过他那里，忽然想吃马肠，张昌宗二话不说，就拉来马直接割开马的肚腹把肠子生生地拉出来，趁着“新鲜”做成食物献给兄长。而那马呢？一时半会还死不了，就在那里挣扎喘气许久，才睁着无辜的眼睛毙命。这个家伙的心理极不正常，他不但自己虐食，而且还观赏动物虐食：他会找来铁棍钉到地上，把狗拉来捆绑在铁棍上，然后放开鹰鹞之类的猛禽来吃狗的肉，肉都快光了而狗还没有死，那叫声非常悲楚凄凉，旁人都听不下去，可他还看得兴高采烈。

02

有了这样的前辈的创举，后来有人就一边继承，一边发扬。在我们的印象中，宋代是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官员修养普遍很高，应该不会做出这种天怒人怨的事来。但其实未必。洪迈的《夷坚志》中就记载了一位，而且是有名的一位——韩缜。
韩缜字玉汝，以前读到《石林诗话》，对他还很是佩服。说元丰初年，辽国派使者来讨论边界问题，韩玉汝以枢密院都承旨的身份前去谈判。韩玉汝有一个爱妾刘氏，韩玉汝出行之前，和她一起喝了一晚上酒，并且写了首词留别。第二天，宋神宗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忽然下了个批示，让步军司派兵把刘氏带出后追赶上韩玉汝然后送给了他。韩玉汝开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觉察到可能是填的词引起的。刘攽是韩玉汝的亲家，听说这件事，就写了首诗寄给了他：“嫖姚不复顾家为，谁谓东山久不归。《卷耳》幸容携婉娈，《皇华》何啻有光辉。”韩玉汝的词，也因此而流行于都城。
由这件事，不论怎么看，这个人一方面有地位，有能力，不像张氏兄弟那样出身卑贱，属于市井无赖；另一方面有才学，有修养，词作精美，盛传一时。可涉及自己的“舌尖”，却变得无比残忍起来。他最爱吃驴肠，不但自己吃，还在宴请客人的时候请大家一起享用。仍然是为了鲜嫩可口，厨师每逢宴会，就预先准备驴子拴在厨房旁边的柱子上，等到客人入座之后，割开驴腹，将还冒着热气的肠子抽出来马上制作，味道果然“鲜美”无比。一顿饭下来，一头驴子的肠子不够用，往往要准备几头。
韩缜在陕西做官的时候，有一次依样请客。中间一个家在关中的客人起来上厕所，经过厨房，看到几头驴子肚子被豁，就在血泊里宛转悲鸣，景象惨不忍睹。他看得心惊肉跳，寒毛直竖。从此本来爱吃驴肠的他再也不碰这道食物了。
韩缜这个人为官很严肃，也自然接受过“君子远庖厨”的教诲，但这并不影响他私下的放纵，也并不影响他将如此“重大”的血淋淋的事情交给厨师。一只手轻挪笔管填词作赋，一只手间接伸入驴子腹部，与张易之等人相比，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距离。

03

事实证明，生活方面的经验一直是通过一代一代人的探索、积累而进步的。虐食，也是如此。越到后来，这方面的探求越深入，知识越完备，技艺越成熟，一些不幸的动物挨上了就越倒霉，加诸身上的痛苦也就越重——只求一刀、痛快死去然后任人吞咽而不可得了。
清朝时有一个肥差，官员们是挤破头地争取，只因为利益太大，足够吸引人，那就是负责治河。治理黄河始终是关系到国家命脉的大事，马虎不得。朝廷无论经济怎么拮据，在这方面那是支持也得支持，不支持也得支持，而且还得大力支持。管理河道的官员中饱私囊，奢靡享乐，大肆挥霍，在监察不到位、吏治松弛的情况下就是必然的了。据清史笔记记载，铜瓦厢河决堤之前，管理河道的有两个总督，北面的总督驻守在济宁，南面的总督驻守在清江浦。北面情况好一些，花费也少，远远比不上南面。道光中叶，天下无事，财才充足，南面用于修河的费用，每年要花五六百万两银子。但真正用在治河工程上的，却不到十分之一，大部分都被官员私吞消费了。他们的饮食衣服，车马玩物，莫不争奇斗艳，那种奢华程度就是帝王也比不上。
普通的饮食已经满足不了这些人的欲望，那就还是从虐食入手，从中寻求一种几近变态的享受。
这中间，曾经有一个河道总督设宴请客，宴会过程中端上来了一盘猪肉，宾客们一吃，觉得非常鲜美，与平时吃的很不一样，于是赞不绝口。宴会结束之后，有一个客人起来上厕所，意外地看到有几十头被宰杀的猪，乱七八糟地摆在后院中。他感到很惊讶，一打听，才知道刚才吃的那盘猪肉，就是从这几十头猪的后背上割下的一条肉做成的。办法是这样的：先把猪关起来，由几个屠夫各自拿着一个竿子追着猪打，猪因为痛，就一边号叫一边跑动，跑得越快，打得越厉害；一直打到它们跑不动倒在地上死了，然后赶快从背部将一块肉割下来，接着再打其他猪，如此下来，打死五十多头猪，才能做出那么一盘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猪的背部被打后，就自然而然地全力保护背部，所以全身的精华部分都集中在了那里，那块肉做熟后甘美无比，而其他的肉则腥味十足不能再用了，就全部抛弃了。那个客人听了之后，皱起眉头，感到这也太惨烈了。这时，与他交谈的屠夫说：“你这是贫寒之人的眼光，见识怎么这么小呢？我负责做饭才两个月，已经亲手杀了几千头猪了，这算是区区小事，有什么可奇怪的？”

能从猪的背部入手，而且将这种使精华聚集的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经过一再摸索、研究、实验的，为了那点舌尖上的渴欲，可谓煞费苦心、殚精竭虑了。众多人只看到这些官员的穷奢极欲，大概没从更广更深的层面上来看待这一现象。——它已成为一种文化，是文化，就不是一个人、一群人的问题了。
关于吃鹅，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予以了发展，吃得更精致，也更巧妙。张易之之流至少吃的是肉，浪费还不是太多，这些治河的官员呢？只瞅准那两个鹅掌。制作的时候，先把鹅关进铁笼子里，然后在笼子下面放上燃烧的炭火，笼子旁边再放上各种调料——估计滋味远超五味汁。过一会儿鹅被炙烤得热得受不了，就在笼子里不断地奔走，渴得难耐，就喝调料，等到鹅死之后，它全身的精华都集中到了鹅掌中，鹅掌变得有几寸厚。官员只吃鹅掌，其他肉全都抛弃了。
在我们的印象中，骆驼皮糙肉厚，那么大型的动物被驯服乖乖地为人类服务，应该被虐食者排除在外了吧？事实不然。仍然是这些饱暖思淫欲的治河官员，就瞅准了驼峰。他们首先选择最为健壮的骆驼，将它捆绑在柱子上，然后将滚烫的开水浇在它的背上，这么一搞，骆驼很快就死了，全身的精华也就集中到了驼峰上，只吃这个，其余的全就废弃了。一桌筵席，往往需要处死三四峰骆驼。
最令人惊诧的，当是吸猴脑。所有的动物中，猴子是最具灵性的，施加在其身上的“酷刑”也最令人憎恶。我以前阅读《齐东野语》，曾经看到有关捕猴的记载，当时便受不了。说是武平这个地方有一种金丝猴，如果是大猴子，那就难以驯养，而小猴子又时刻被猴妈妈抱在怀里，也不容易得到。于是，捕猴者就想了一个办法，先用毒箭射死猴妈妈，然后用鞭子不断地鞭打它的尸体，小猴子看到后，悲鸣着跳下来任人捆缚。而猴妈妈临死前的举动，真让人酸鼻：它自知必死，还记挂着孩子，就把乳汁“遍洒林叶间以饮其子”。如此对待这种动物，已经够残酷了。但还不够，还要生生地吃其脑。还是治河官员，他们怎么做的？首先选一个很漂亮的猴子，给它穿上锦绣衣服，再在方桌中间钻一个圆形的孔洞，把猴子的头夹在孔洞里，继而用木头把它禁锢住，使它不能乱动。接着用刀把头顶的毛剃了，把皮刮了——这中间猴子非常疼痛，叫声特别悲哀。布置好后，专门有人把开水浇在它的头顶，用铁锤把它的颅骨击破，客人们就用银勺探入猴子的头中，舀着猴子的脑髓来吸食，每个客人能够吸食的，不过两三勺罢了。这个场面，简直令人目不忍睹。稍微想象一下便不寒而栗。一边是猴子在极其痛苦地挣扎，哀号，一边是一群人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地正襟危坐，在那里谈笑，品咂。这让人情何以堪啊。

04

那么，虐食者的下场如何呢？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如此“草菅兽命”，如此失心刻毒，那是要遭报应的。纪晓岚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是这么认为的。说是有一个名叫许方的屠夫，他宰驴的时候，先在地上挖个坑，在坑上铺块木板，木板四周凿出四个孔，把驴的四条腿固定在孔中，使其动弹不得。有人来买肉，便根据人家的需要，把滚烫的开水浇在驴身上，一直浇到毛也脱了，肉也熟了，再用刀割下来。这样的过程往往要持续一两天，驴的肉都割光了才悲哀地死去。纪晓岚一代文宗，描写得特别真实。说是驴还没死的时候，嘴被箝住发不出丝毫声音，只有“目光怒突，炯炯如两炬”，那景象真是“惨不忍视”。但许方却神色恬淡，一点儿也不介意——他当然不介意，已经失去人性了。他的结局也很不好，后来生了病，全身都溃烂了，体无完肤，就像被他屠杀的驴子一样，在床上翻滚，求死不得，哀叫了四五十天才死去。病痛中，他也知道自己把坏事做绝了，就嘱咐儿子干别的。最后，纪晓岚还郑重地说，这是他亲眼见过的，而那个屠夫最终大概也断子绝孙了。
《阅微草堂笔记》我是在上初中时看过的，对这一则印象至深。至今还记得它带给我的巨大冲击——对于年少的我，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人居然可以残忍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只想跑到家里不出门了。我当时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村妇不忍心宰杀亲手养大的鸡而请邻居代劳，是我祖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踮着小脚送走她养大的猪，却浑然不知道明艳的阳光下竟然会真实地发生这种极端暴虐的事情。所以对这件事情的结局也是大为满意。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与纪晓岚一样，几乎所有的记述者，都对受到此等待遇的动物抱以深切的同情，对这样的行为无不痛斥厌恶，而中间对世人也满含训诫之意。前面提到的张易之、张昌宗等人，被处死后，百姓们愤怒地将他们的肉割成了碎块，煎烤着吃；张昌仪双腿被打折后，人们挖出他的心肝他才死掉，然后砍下他的首级送到了京城。作者把这称作“走马报”。当时还有个进士李詹，他与一个名叫狄慎思的都喜欢虐食。方法是用灰水来饮驴，把驴的肠胃洗涤后，四周用火围住炙烤，然后用酒调好五味来让驴饮。记录者说，不久，李詹就和厨师一起暴死了，狄慎思也遭到了同样的结果。就连那个给韩缜做驴肠的厨师，虽然被迫而为，但如此残害牲畜他也觉得良心不安，因此，他每次在做这件事情之前，都会准备一些纸钱，等到那些宾客“心满意足”地享用过后，到僻静处将驴子祭奠一番。

“果报”，这是佛教的说法。在笃信这种观念的人看来，虐食以极为凶残的方式对待动物，就是作恶，结果自然是要么“现世报”，要么“来世报”。虐食者种下这样的恶因，就得遭受这样的恶果。这种说法有没有约束力？肯定是有的。但约束力大不大？肯定是不大的。对于虐食者，本就是背弃人性地享受那份“快感”，已经变得特别冷酷，也特别无情，甚至可以说是肆意妄为，无所畏惧，得行乐时且行乐，哪有什么宗教意识？哪怕有人劝导阻止，他们也是置之不理的。这些人，已站在了文明的对立面。
虐食，说到底，不属于法律层面，而属于道德层面。当一个人置道德于不顾的时候，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善良的人们，只能通过类似的“报应”观点来予以谴责和惩戒，这中间，自然还有警告的意思，以此来让当事人心生惕栗，从而保有起码的畏惧。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发达，令人感到担心的是，这种畏惧之心，却越来越变得淡漠了。今天像前面列举的种种虐食倒是很少见了，但对待动物就真正地做到仁慈了吗？恐怕未必。
人是杂食动物，只要你不是素食主义者，吃肉是难免的。但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和满足建立在动物过分的、久长的痛苦之上。倘若失去对生命的敬畏之心，那是会遭到自然的报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