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对于我们的启发
“立根”这种观念我们今天怎么看？对我们有着怎样的启发？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首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在文化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之下，让我们完全地克服“人欲”，也就是抛弃个人的欲望，大概确实有些困难。但部分地响应这一号召的姿态还是应该具备的，而我们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比如学习和思考，也是有助于这么一颗“不假外求”的心的进步和完善的。
借助这样的理论，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所有的所作所为，都是从我们的心本体出发的。哪怕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但有心的作用在里面，而且就是心的映射。你有怎样的一颗心，你便在这个世间有着怎样的投影。
还是以徐爱等人举的孝顺父母为例。有两个人，在父母去世后，都大办丧事。其中一个就是做给外人看的，你们看，我的父母去世了，我很悲痛，我就以这种隆重的丧礼来表现我的悲痛；另一个则毫无这样的意识，他的父母去世了，他感到极为哀痛，将丧事办得隆重一些，是自然地从他的心里生出的念头，这中间，不存在如果不这样做就愧对于心的可能，不存在如果不这样做就良心上过不去的可能，就是觉得应该这么做。这两个人，一个就是王阳明所说的“仪节得当”，而一个则出乎“天理”。
所以，哪怕形之于外的表现是一样的，但在心学看来，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最终也便是人与人的区别，而一个人走在时光的河道里，需要修炼的，便是后者这样的一颗心。
这个观念的伟大之处
这个观念伟大不伟大？伟大极了。这个观念有用没有用？有用极了。
一直以为，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完成某件事情，方式、方法都是次要的，水平、能力也是次要的，关键就在于你是以怎样的态度和精神去对待这个职业和这件事情的。这个“态度”和“精神”虽然不等于你的“根”，但却是从你的“根”生发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的，是水到渠成的。你没有了那样的“根”，你的态度和精神就有了问题，随之而来的方式、方法也就走了样，水平、能力也就没有一个清澈的源泉而得不到真正发挥。说不定你越努力，结果反而越糟糕。
钱穆说过，中国人不信上帝，最高的追求，就是“问心无愧”。也就是说，中国人最高的信仰，就是自己的内心。这就需要你首先要有这颗“心”，然后将其修炼到极处。所以，钱穆还说，中国人的人生，不是宗教的人生，而是教育的人生。也就是说，一个人行走于世的过程，也就是“接受”教育的过程，这个教育，可以说包含了其生命历程的各个方面。你读书是在接受教育，你思考是在接受教育，你反省是在接受教育，你行事是在接受教育……。你无时无刻不在学习，而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使你的生命不断得到进步和提升的过程。就像孔子，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许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不逾矩”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境界，而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项，那就是在于孔子，他强调的，是生命的一种动态进步上升的趋势。而从他的定义上就可以看出，这种“动态进步上升”趋势，还是归结于内心，一生如何，来自自己对自己的评判，而不是由外部说了算。
因此，借助不断地修炼来完善自己、圆满自己，始终是个人的事情，结果也只有你个人最清楚。而你修炼的过程，就是“寻找”“坚定”“助长”“硕茂”“纯洁”这个“根”的过程。你立了怎样的根，你便有了怎样的人生。这一过程中，按王阳明的说法，做的最多的工作，当就屏除私欲，这话极高明，一颗被私欲蒙蔽的心会立什么根，这是不用回答的问题；由这样的根而决定做什么事，这也是不用回答的问题。
举例来说明一下
一所学校，老师都做着教书育人的事情。按照学校的规定，必须几点到校，必须几点才能离开，好的，大家都做到了；作为老师，必须写教案，必须批阅作业，随之也有细密的相关规定，好的，大家都做到了；按照上面的要求，必须接受各种培训，必须参加各种会议，好的，大家都做到了；上课前要候课，不能提前下课，不能坐着讲课，好的，大家也都做到了……。所有的从一所学校存在和发展出发的相关规定大家都做到了，而且在各种管理、督促、检查措施下，各个学校也都差不多，那么，为什么学校与学校会存在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老师和老师会存在那么大的差距？
就教师而言，他工作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心不同，扎下的根不同，即使枝叶看似仿佛，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首先具备怎样的心？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法，如果按照王阳明的观点，那就是通过这一“事”，来磨炼自己，将工作视作是引领自己登上更高境界的台阶，如此，他安得不敬业？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如果按照当代意义上的教育需要，那就是爱，爱一个一个的生命，如此，安得不敬业？可倘若没有这样舍弃许多“私欲”的修养和道德，其他均如王阳明所说，那就是“仪式”。表演谁不会？形式谁不会？
就学校而言，她也应该有她的“心”，有她从这样的“心”生出的“根”，这样，作为教师就是“枝叶”。一所学校有怎样的“根”，也便有怎样的“枝叶”。而毫无疑问，这个“根”首先不是规矩、规则、规范，而恰恰是她的文化。你的各项规定，大家是很容易遵守的，但身体的、行为的遵守，并不等于就具备了这份事业所需的精神。记得有人说，如果一个单位，只是着眼于形式上的督促和检查，比如，不能迟到，不能早退之类（对于一所学校，显然包括教案、作业等各个方面的检查），这个单位肯定是没前途的。站在王阳明思想的立场上，那就是在强迫每一个员工搞“仪式”，而我们分明知道，你“仪式”搞得越厉害，内涵也就越远了，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围绕着“仪式”来转了，心就渐渐疏离了。课堂上热情的投入是你能检查出来的？根据学生情况因材施教是你能检查出来的？对学生全身心的爱是你能检查出来的？越是根据这种学说应该具备的抽象的、无形的发自内心的那些东西，越珍贵，而恰恰越不能数字化。失去了这些，形式搞得再好，有什么用？
学校是这样，那么家长呢？也出了很大的问题。作为家长，他应该有怎样的“根”？自然还是爱呀。如果由这样的“根”作为支撑，那他会如何对待孩子的成长？如何对待孩子的成绩？答案不言而喻。可今天，众多的家长视孩子的成绩为自己的面子，视为家庭的利益所在，那颗心扭曲了，随之扎下的“根”变成了荆棘，孩子的痛苦便随之而来了，学习也便被异化了。这就是“私欲”，这就是以个人的“私欲”影响了孩子的正常成长。
当前，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里。我们许多部门的许多评价，都是围绕着外面的表现展开的（自然，许多单位就连这也达不到），而忽视了对心灵的塑造。我们对人的评判，对人的吸引，是荣誉，是级别，是奖金（如果有的话），是职称，这全是借助外部力量来推动一个人、鼓励一个人、促进一个人，结果搞得人就迷失在这个深渊里，不能自拔。曾见过许多单位，让员工拿出他们的荣誉，每个人多少都有一些，一个比一个高级，可单位却日渐衰落了；曾见过许多单位，高级职称的一抓一大把，可风气却日益堕落、热情却日渐消亡；曾见过许多人，这里奖金高就到这里，那里奖金高就到那里，最后哪里的奖金最高？外国呀，于是就跑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整个单位文化、引领都没往“人心”这一块下功夫。
这一问题由来已久，还是晚清时期，来到山东的一个西方传教士名叫史密斯的，就看到一种现象：中国人做事，是表演给别人看的，如果做事过程中受不到他人关注，他就没有了热情和兴趣。一个信奉内心的民族为什么会成为这样，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怎么办
对于大多数生命个体，来到这个世界，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之下，所有的目的，似乎就是追求地位、权势、金钱，这不能说是不能追求，但追求要有一个基准的，也就是说，不能让这些东西左右了你的心，主宰了你的心。它是外在的，附着的，而不是本质的，原点的。这就直接涉及一个人一生到底在哪方面有所收获才算不白活一次的问题。
同时，中国古代是个道德社会，而不是法制社会。人人都谈道德，而不注重规则，这就容易出问题。因此，对于现代人、现代单位，道德与规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我们不能空讲道德而忽视规则，但同样不能一味地讲求规则而忽视人心的建设，这就走向另一个极端了。那么，具体如何实施呢？
司马迁评价《礼》《乐》作用，真是卓而不凡。他说：“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礼书》）“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乐书》） 这些观点真是站在人性不变的一面提出的，就是今天看来，仍不失其伟大。相比王阳明的阻遏和节制，司马迁而注重疏通和引导。而他提出的手段，却恰恰又起到了“阻遏和节制”的效用，在这一点上，又满足了王阳明的愿望。
司马迁注意到，“礼”有塑造人心的作用，而“乐”则有教化人心的作用。说到底，就是将“邪秽”予以“荡涤”，而使人心归正。在一点上，我们不能小视人自私的本性，但同样不能小视“礼乐”的净化作用。因此，归根结底，人和单位一样，要有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域，而这个精神领域的建设，仍然要落在“礼乐”之上。就我们前面提及的学校而言，作为担负着教育重任的集体，作为这个集体中的群体，起码要有读书，要有讲演，要有研讨，要有报告，要有体育活动，要有文艺表演，要有郊游玩赏……。君之视我为工具，我视工作如差事，没有了充裕的精神活动，最后规则也落不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