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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见幽人独往来——记一位小学老师

就是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在地广人稀的故土上为什么将一所学校建立在一地坟场的旁边,那坟场如果与现在兴起的公墓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不过十几座坟墓,稀稀落落地散布在那儿,有的甚至被围在校墙内,但与之相伴的冷寂与萧瑟就是最炽热的阳光也驱赶不了的,更莫说生活于它附近的仅仅两家人了。那两家人平日里在公田私田里劳作,难有余暇照顾到这片祖先尸骨占据在领地,于是,留给了我们许多可乘之机。
很难说坟场上几十棵枣树是什么时候种植的,依这种树的特性,大概还是自然落地生根的可能性居大。它们长得足够高,高过了校园的围墙,有的甚至故意将枝头伸过来,将硕大的枣子招摇成珍珠般的诱惑,用砖块、砾石砸是不可以的,那样动静太大。最冒险也最安全的莫过于爬过去——这个功夫我们练得足够好,只要不被老师们看到,翻过去,外面的世界就属于我们了。吃是吃不多的,装又没处装,我们自有高明的办法——将裤带勒紧,上衣下摆塞进去,那么衣服与肚皮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现成的袋子;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爬上树去以后装起来也方便,而且不妨碍我们手脚并用地踩在坟包上翻回来。——那时,沉浸在成功喜悦中的我们总会看到他,我们的数学老师。他就站在墙内的坟包边,背着手,躬着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们。

我们自觉地站成一排,纵然头俯得再低,也难以掩盖膨胀的“肚子”,谁都知道,老师训人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保持沉默,时间往往会被沉默拉长,心灵也会被沉默激荡。等这段难捱的时光过后,我们低下去的头管不住的乱转的眼珠会看到一个白色的盆子伸到面前,那个盆子刚才就被他藏在屁股后面。
很奇怪,我们竟然丝毫不会感到这有什么不妥,甚至遗憾、失落也没有,就把枣子一颗不剩地放到盆子里,刚开始时枣子还在光滑的盆底跳动,只一会儿,五六双小手就将它堆满了,“肚子”恢复原样,我们还会将衣摆拉出来,抖上几抖,倘若从中掉下一两个,还会马上跑过去捡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到满满当当的盆子里,脸上不忘堆一坨谄媚的笑。
就是到那时,他的神情仍是似笑非笑的,那样的神态让我们琢磨不透,所以即使有捡枣子的献媚,也还是不敢放肆。收获完我们的战利品后,他好像想对我们要说些什么,但却又忍住了,警惕而迅捷地环顾一下,端上盆子就向他的住所走去,我们面面相觑的过程中,他已几步迈到了屋子门前,脚将要迈进门槛的时候,回头又看到我们,犹豫一下,竟然开始露出他突出的牙齿笑了,边笑边向我们招手,我们都意识到有好事了,于是欢呼雀跃地跑过去,围在他身边,他从盆子里抓起枣子,挨个儿放一把在我们的手里,他的手洁白修长,后来我看到的弹钢琴的手一般就是那样的,所以抓得足够多,我们需要两只手才能捧到的。能从老师手里拿到枣子吃,那意义自然非同一般,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几天都不会消散的。

那年从夏末到初秋,从枣子刚挂上了点差赧的红色到成熟后干瘪,我们还干过几次的,倒不是家里没有,主要是自己亲手捞来的吃起来总会格外甘甜。几乎每次都会在同样的情况下遇到他,然后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当后来我们稚嫩的思维触及到这事儿到底是为谁干的这个重大问题时,自然都心灰意懒、不想再做了。直到有一天,他忽然问:“你们怎么不去了?”
那时他刚从师范毕业,我们是他带的第一届学生。按他的毕业时间来推算,当时他大概还不到二十岁,但看上去却很显老:戴个眼镜,头发稀疏,背有点驼。我们那所小学教学的大部分老师都是初中毕业后没有其他出路回乡入农然后被招来的,只有他是个例外,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所以讲课与其他老师有很大的不同。
他很注重我们的习惯培养。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每节课,他总是先把属于他这门学科的阿拉伯数字工工整整地写在黑板上,然后让我们按照要求抄写几遍,然后才开始上课。小学的孩子写字还没成型,模仿能力又强,所以,我们班的那二三十位同学数字都写得非常好,这不能不感谢他。他还写得一笔非常好看的隶书,在我以后的生涯中再没碰到第二个隶书写得那么好的老师。我们开始也想模仿,但那种书体很难写好,模仿的结果是每个字的每个笔划曲曲弯弯的,像一个一个的蚯蚓,比原先的更为难看,有一次,语文老师实在忍不住了,发了一通火,我们才不模仿了。

他是怎么具体讲课的,这么多年后已记得不大清楚了,但肯定是成功的,从我们的学习成绩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我记得那时是学区制,一个乡上有十几所小学,每五个小学分为一个学区,然后进行统考(那是记忆中最早的统考)。五年级时的那次统考,整个学区数学前五名都是我们班的。那次,他带着我们到另外一个村子去领奖,我们是走着去的,回来的时候,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个奖品——笔记本,他也有一个,不过比我们的大一些,厚一些,好看一些。一路上,他的脸上始终浮着淡淡的笑,看我们的眼神也分外和蔼,分外慈祥。后来到初中,我对数学很感兴趣,成绩也始终保持在年级前列,与他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他还做过两件事情,印象也很深。一件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上学,每天都有一节自习,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自习就是用来上语文课的,但到了他带课的时候,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发牢骚,说自习课数学也要用,不能被语文课全部占用。直到那时,我们才知道自习课原来不等于语文课。后来,我们把这事儿说给了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很不高兴。我们那时,动不动一两个孩子就退学了,有的旷上许久的课再来上课,家长无所谓,老师也是司空见惯,所以,按常理推测,不存在以考分来评定老师好坏的可能,他们这样做,那一定是自觉自愿的,是出于工作的责任心和对这个职业的珍惜与热爱,没有丝毫功利心和被迫的成份,多年后想来,仍让人生出丝丝暖意。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其他同学记得没有,但对我影响却极大。那时课程内容比较少,课节又比较多,所以,许多的课没什么事情可做。他呢?就用来给我们教唱歌。小学音乐老师是有的,但音乐老师只是教唱,从来不教音符、旋律之类的东西。他却不同,先是仔细地将音符写在黑板上,教我们“哆——来——咪——发——唆”一个一个地唱,然后再放到整首歌里去唱。那对于我们这些鸿蒙未辟的农村孩子们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仿佛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都背着手,挺着胸,学得非常认真。就是现在,说来惭愧,音乐是老听的,但歌谱却还是不识,记着的,能用的,只有他教的那点东西。
他很会唱歌,嗓音大概由于经常抽烟,有点嘶哑,但却别有韵味。他最爱唱的一首歌歌名是忘却了,歌词和曲调却大略记得:
盘山山顶的汽车哟,
你停一停;
开车的金珠玛米哟,
你等一等。
请把这洁白的哈达,
献给边防军,
献上藏族小朋友的一片心哟,
献上藏族小朋友的一片心,
一片心。

他唱歌的时候,一般不望我们,因为背驼,总是努力地昂起头来,看着屋顶,眼睛微微地眯着,很投入的样子。那时,我们会静静地看着他,整个教室静悄悄的,只有他的歌声在洁净的空气中飘扬,就是最顽皮的孩子也停止了所有的动作。外面温暖的阳光从门窗里透进来,在地上筛出形形色色的幻影,偶尔传来一两声鸟鸣应和着他。
多年以后,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学校工作。每到黄昏放学以后,校园整个变得冷寂下来,与白天的热闹形成巨大的反差。那时,夕阳残照,白杨高耸,乌鸦乱飞,游丝轻颤,一丝透明的孤独便不由自主地渗透到骨骼里。如果它是一味地这么清静,那么人是可以忍受的,问题就在于它刚刚还是那么喧嚣,那么热烈。当我在那里一一地在心底历数往事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直到那时,我才算是读懂了他的孤寂。
农村的学校,什么都可以没有,但土地是足够的,所以,那所学校十分大,大到从最后面的围墙走到校门口需要几分钟的时候。而他的宿舍就在围墙的附近。每天放学以后,学校的老师们都各回各家了,偌大的学校只剩下他一个。他吃饭与睡觉都在那两间宿舍里。我们上厕所时,都会经过那排房子,曾经无数次爬在窗口上好奇地观看过。宿舍因为糊了窗户纸,所以看不清;但做饭的那间却一览无余。里面除了一个面袋子,再就是一口平底锅,除此之外,再就是一个空碗,像一张大大的嘴,无声地张开在一个破旧的桌子上。那里离任何市场都远,估计他要吃面,只能到附近农民的家里去买,如果吃菜,只能到校园外面的随便哪个地里拔一些来——那里的人是从来不在乎这一点的,说不定会因为是老师还会感到高兴呢。也曾看到过他吃饭,不敢走上前去,吃的是什么不知道,但他一个人蹲在门口一口一口地将饭送到嘴里的情形就是现在想来也有些怆然。

我们上学比较晚,校门口的钥匙是他拿着的。平时到学校,门都是开着的,如果因为其他事去,那门一般都是锁着的。记得有一次,我们要排演节目,所有的人都到校门口了,可门就是叫不开——肯定他没听到。负责的人是个女老师,又不好翻墙过去;我们要翻墙是可以的,但碍于老师也不好意思,况且即使我们进去了,那锁子仍是打不开。于是,老师出了个主意,让我们异口同声地喊。这样喊了半天,透过门缝,才看到他走来了。
他走来了,就顺着直通校门的那条土路。走得却是极为缓慢,用我们当地的话来说,可以踏死一只只的蚂蚁,那脚踵似乎被缀了一个铅球,怎么也提不起来。那是一条非常平坦的路,但他走着走着,忽然莫名其妙地摔倒在地上,大概摔痛了,他躺在地上好久才慢慢地爬起来。这样,他走得更慢了,好长时间以后,才走到门跟前,然后徐徐地打开了锁子。我们看到他的样子都惊呆了——眼睛红肿的,似乎刚刚哭过;浑身都是土,裤子也破了,露出膝盖,膝盖上还沁出血渍来。看到我们惊讶的眼神,他好像才反应过来,掉头就走,这次却走得比任何时候都快,驼着的背一起一伏的,就像一头负重驶远的骆驼。

由于他的身份,他自高其身,不屑于与其他老师来往;而其他老师更是不与他来往。这样,即使是白天,他也大多是一个人独处,更莫说傍晚和晚上了。按他的年龄,也应该到了找对象的时节,但这个问题恐怕很不易解决。
我有几个中学同学,后来分配到了乡镇的中学,谈起找对象之难来摇头不止。自己好不容易跳出农门,那么,找一个农村的姑娘实在不甘心;到城市里面去找,也不是那么简单,有些自己看不上,看上的吧,又不愿意隔那么远两地分居,而且在有些女孩子的心目中,找一个乡镇中学的老师就等于嫁于农村了。这样,可选择的范围就相当小了,要么是学校的,可学校的姑娘稍出色一些的,大都眼瞅着城市;要么就是乡镇上一些单位的。
他处在那么偏远的一个农村小学,找对象自然是非常之难。所以,至少在带我们的那两年,没见他与女性来往过。不与同校老师来往,我们年纪又小,他有些心里话也不好说,就闷在心里,长期下来,他的话就越来越少了。
记得有一天傍晚,放学了,其他同学都走了,只留下我们几个无所事事的人。其中一位同学提议去找他,我们就跟着去了。
到了他那儿,他呆呆地坐在宿舍里,那时没有电视,他只有一个小收音机,一个人躺在床上听。看到我们,很高兴,招呼我们坐下来,然后开始聊天。我至今还记得他聊天的内容。没有别的,就是围绕着他在城市里时的生活,而这生活却离不开一个姑娘。

现在想来,估计他在这方面也没什么出彩的经历,只是说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带着他的妹妹到街上去。说这话的时候,我还不谙世事,只是听着;而其他同学有比我早熟的,可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冲着我暧昧地笑了一下,我才觉察到可能不是他的妹妹。他说他带着“妹妹”上街去,后来被交警挡住了,如何如何。翻来覆去就是这些,后来可能实在没话说了,就把我们毫不客气地赶了出来。
那是已经临近毕业的事了,自此后,我们再也没找过他。印象中我与他最后一次打交道是这样的:那时,父母已决定把我送到城里上学,快毕业的时候,我的那支破钢笔丢了,我就向家里要了两元钱,买了一支很不错的钢笔。两元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父母之所以舍得花这钱,可能也因为考虑到我到城里上学的问题。我用了不几天,有一天上课的时候,他到我跟前,说是借我的钢笔用用,在借的时候,还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说他曾借过某某同学的钢笔,结果没用几天就被那同学要回去了。我虽然小,但这话还辨得来。无奈地,将钢笔给了他,知道从此与它永别了。
这事情当然不敢给父母说,但后来有长舌的,说为了表示纪念,我送给了老师一支钢笔。不知怎么传到父母那里去了,母亲问我时,我什么也没说,母亲也再没说什么。
自那以后,这么多年来,我再也没见过他的面,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没打听过他的音信。直到前两年,偶尔和几个小学的同学聚会,忽然想到他,一问,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我亲爱的老师,你在哪里呢?估计你也绝对老了,那么,一切都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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