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钱穆没有上过大学。他从一个乡村教师最终经过勤奋学习和专心研究，成为了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与他勤于阅读息息相关。他的读书方法，有些是通过先贤习得的，有些则是自己领悟到的。学习领会钱穆的读书方法，对我们不无裨益。
小字重要
钱穆在上小学的时候，遇到一位名叫顾子重的老师。当同学们向他提到钱穆曾勤读《水浒传》的时候，他将钱穆招来，问他：你能读《水浒传》吗？听到钱穆肯定的回答后，他询问了钱穆有关《水浒传》的几个情节，钱穆都能一一应对。顾老师听后郑重地告诉他：你读《水浒传》，只看大字，不看小字，所以也就仅仅知道这些。钱穆听后，大为吃惊——顾老师居然知道他是怎么读这本书的。于是，回去之后，他重新再读，才知道小字是金圣叹的批注，这么一读才发现其妙处。在这些“小字”的影响下，他把全书反复读了六七遍。
这次读书经历对钱穆影响甚大，从此以后，他看到其他小说比起《水浒传》来远远不如，就不再阅读中国小说了。到了后来，他回忆说，正是读过了金圣叹的批注，让他到了天下之书无所不窥的境界。
读书，囿于个人水平、见解和思想，总有注意不到的地方，也总有难以领会之处。所以，单凭个人闭门而读，常常难以看到作者的高明之处，这样，收益就微小了。而通过后来学者的疏注、评点、批语，则不但可以少走弯路，而且可以转变观念，将自己的思维引向作品深处甚至超越作品本身而使精神、思想得到升华、深化。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述而不作”，众多的典籍的研究史，就是一场集合了各个朝代文化精英的注释史。同样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周敦颐看到了“孔颜之乐”的流溢，而李泽厚则看到了“乐感文化”的体现。这些，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是很难探究透彻的，可通过这样的“小字”，无疑打开了一扇了解、深入、摩挲、涵咏中国文化的窗口。钱穆能够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与这种阅读习惯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在许多地方，都提到那些注释、疏证、考评经典史书的“小字”对他的影响。这种方法，应该为我们所学习和掌握。
有所侧重
钱穆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假期“补习班”。补习班的老师华龙专授中国各种文体的古文。钱穆最喜欢听魏晋南北朝的短文，如王粲的《登楼赋》，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邱迟的《与陈伯之书》等。他在以后，尤其喜爱清代洪亮吉、汪容甫等人的短文。可见，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诗文中，钱穆的阅读是有所选择的。这可以说是源于天性，也可以说是源于兴趣。然而，就在这样的选择中，他仍然有所侧重——一些他感兴趣的含义深刻的文章，他不但阅读背诵，而且一再品味研磨，可以说，正因为吃透了几篇文章，使他的思想走上了纵深，境界得到了升华。
比如，他特别喜欢阅读韩愈的文章，但最钟情的，却是《伯夷颂》。越到后来，他对这篇文章的体会越深，可谓受益匪浅。钱穆在许多场合和演讲中都提到《伯夷颂》，他不但与韩愈一样，称赞伯夷的品德，而且也用“特立独行”来激励自己，并且希望有更多的人为了文化的传承来接续、践行这种精神。
再比如，他曾精研曾国藩的《原才篇》，尤其开头一句：“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钱穆对这个观点不但理解得极为透彻，而且坚信风俗可起于一己之心向，在晚年屡屡提起，以激励那些失去自信、与世俯仰的人。
这种读书方法值得学习。书何其多也，要读，那得有所选择。而其中那些符合自己心性、兴趣、修养的，则需要深加品味。这样做，重要的是能提高精神的境界，将思维向高处、深处引领；其中的许多体悟，与自身融为一体之后，往往成为做人做事的准则。一本书，一篇文章，可以让人焕然一新，局面大开。如果一味地泛泛而读，以量取胜，虽说博学，但对思想的深入发展却帮助不大。尤其是经典作品，静下心来，下点死力，工夫便显现在心性上了。这一点，也被朱熹所看重。
自始至终
据钱穆说，他以前读书有一个不好的毛病：这本还没有读完，就拿起了那本；同样一种书，往往选择其中的一些章节来读，其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他在梅村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假期，他坐在一个走廊下读范晔的《后汉书》，随意地打开一卷阅读。就在那时，他忽然想起曾文正家书家训中的教导——读书，一定要从头到尾通读全书。他立刻领悟到自己的不是，于是下定决心改变。就从《后汉书》开始，他养成了全书读毕，再读他书的习惯。而且一生坚持不辍。
曾国藩教人教书，要求从头至尾读，不要随意翻阅，也不要中途停止。这当然指的是古代经典。他的出发点，还是人做事要有恒心。在我们这个信息泛滥、泥沙俱下的时代，当然不必拘泥不化，一些价值不大的作品，自然可以粗知大意即可；许多只想从中捕捉部分信息的著作，也可以快速浏览。但糟糕之处却在于，养成这种阅读习惯之后，或者说由于这种习惯把人的心性搞乱之后，对于所有的作品都做如是处理了。这种现象，在媒体极为发达的今天，更成为一种深重的痼疾。我教学生，对这一点可以说是深有体会并且痛心疾首。举例来说，语文课本上的大多篇目，应该是逐字逐句细读品味的，如此，不但能提高理解能力，而且透过一篇、一段、一句、一字能窥见隐含在其背后的作者情感和精神，由此，达到语文教育熏陶、浸染、淋沐、升华文化人格的作用。但由于各种原因，学生或者没有养成，或者失去了这种阅读习惯，只是择其大要，粗疏而过。看似聪明迅捷，实则所失巨大。
钱穆从曾国藩那儿学来的这种读书方法，有其不可忽视的优点：一段时间围绕一本书，所有的心力都指向它，不受其他书籍的干扰，故而吃得透，挖得深，看得开；一本经典，有其牵系一贯的东西在里面，它如同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只选取片断或者半途而废，等于有意无意地割断了这条线，这样的阅读，势必是琐碎的，难以构成一种整体的印象；读书，最需要的，是内心的宁静，随意乱翻，中途放弃，心性也就随之而乱了，乱了的心性，那是绝对不会把握书籍的精华的，也是绝对不会有深入的理解和自己的见解的；同时，对于稍有向学之心的人，我们知道，他的泛读是有意义的，但最终要有一个使力的地方，古人也好，今天的研究者也好，都有一个专门的方向，泛滥的阅读，不但找不到这个方向，找到方向了，也难以有深入的研究。
知行合一
读书，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求知。这个“知”，不但指知识，也指认识、识见。经典作品中，教人处世做人的道理比比皆是。一般人看到这些，仅仅了解而已。这样，经典的教训就失去了大半的意义。圣贤教人读书，首先指向的还是修养的提升，而不是以博学来夸耀，也不是以熟记若干句“名言”来粉饰自己。钱穆读书，最为可贵的一点，就是能将看到的“教训”来比照自己的所作所为，反省自我，将之付诸实践。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将圣贤的教导作为提升个人修养的有效手段，还是为了完善自我。
比如，钱穆在读到曾国藩的《求阙斋记》时，接受了曾氏的教导，觉得应该“自求己阙”。他认识到自己有优柔寡断的毛病，就想着加以克服。当时他找到的方法是，每天早上确立一个做人方面的目标，然后努力做到这一天都不违背。从读书中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付之于行动。他可真是说到做到。钱穆在钟英中学上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去探望常州府中以前的同学。在去之前，他就抱定了不留宿的念头。结果等到他要离开的时候，已是风雨大作。适逢周末，空床很多，同学坚决要把他留下来，钱穆却是抱定前念，绝意不留。这一路，他是狼狈万状地回去的，甚至碰到了许多危险，不得不爬行了一段，可谓吃尽了苦头。钱穆说他后来决定了一件事情，不肯轻易改变，而是坚持做下去。就得益于这篇文章和这次经历。
《学记》中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将书中的道理付诸生命、生活，有时需要自己体悟，有时却需要“学友”的提醒。钱穆就碰到过这么一次事情。有一次，他对学校的一个同事说：“不好了，我快病倒了。”那同事却说：“你常读《论语》，这时正好用得着。”钱穆感到很是茫然，问道：“我病了，《论语》有什么用呀？”那同事说：“《论语》上不说吗？‘子之所慎，斋、战、疾。’你快病了，不该大意疏忽，也不该过分害怕，正是用得着那‘慎’字。”钱穆一听，才意识到自己还有只顾读书，不拿圣贤的教训来安排做人的问题，经过这次触发，他不但读书长进了，修养也得到提升了。
贯通今古
有一个很平常却又很深奥的问题，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读书”放在“行路”前，这是为什么？钱穆通过一件事，为这句名言作了极好的诠释。
1914年，钱穆任教于两所学校。这年秋天，他每周乘船往返梅村和荡口两个镇子。中间行船两小时，一路湖泊连绵，一望无际。多年以后，钱穆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经过那儿的情形：他就坐在船头上，手持《史记》，念诵《李斯列传》一篇。秋天长天不染尘的景象扑面而来，他忽然进入一种境地，感到上下千古，恍如浑然呈现于眼前。他总结说，这样一次仿佛高僧悟道的经历，让他读书又深入了一种新的境界。
钱穆没有交代这个境界是什么，这也有点只可言会不可言传的味道。大概应该是这样：多年阅读历史类、文学类的书籍，使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超越了平常的自己，他隐隐地把握住了古代圣哲对时间的理解、对空间的领会、对人的定位。一次偶然的机会的出行，看到水天一色、茫远无边的空阔景象，那样的景象，古代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仍然如此；那样的景象，引起的，应该是广宇长宙亘古不变而人世沧桑的感慨；同时，站在今天的角度上看历史，也颇有点古往今来混同一片的感觉，而一个豆点大的人，就处在那片混沌中，形成一个不可替代的坐标，这就是人的尊严与价值所在了。理解了这些，那么，读书，就站在了一定的高度上，不是仰视，也不是俯视，而是一种平等的与古人的对话。这样，那些消失在历史烟尘中的人物对于读者而言就拥有了不朽的灵魂，变得鲜活，变得生动，一一浮现于眼前。这大概就是《颜氏家训》中所说的“明乎天道，辩乎地利，比量逆顺，鉴达兴亡之妙”了。
这就是先读书，后行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了。先使自己变成一个拥有文化人格的人，然后带着自己走到自然与古迹中去，就能听到历史的心跳，就能看到那些逝去的人们的复活，就能联想到洋溢在那方空气中的一种精神，就能找到一个别样的连自己都陌生的自己。不论做什么事的人，都应该具备点历史感的，而见古人之所见，想古人之所想，就是历史感。读书，就能让人找到这种历史感。在不读书、不思考的人眼里，哪里的风景都一样，旅游，就是一种被盲目的目的驱赶着的疲惫的行走。
有效分配
钱穆说他仿效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方法，每天清晨必读那些艰晦深奥的经典古籍，到了夜晚，则读历史典籍，中间上下午则读一些闲杂书。这样的时间安排，很是合理。
这种读书方法，还是来自曾国藩，曾国藩曾说：“予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曾国藩家书》）。对此，南怀瑾的解释相对比较科学，他说：“所谓刚、柔是指天气，阴雨天属柔日；炎阳晴天则属刚日，气候变化对人的身体、情绪都有影响。阳日读经，人的情绪有时脾气大，壮志淩云，心里很刚强时，读书应该读古代经典，以调和自己的心性。‘柔日读史’，有时情绪低沉，精神也不好，最好看看小说、历史，引起人的精神、兴趣。”简单地说，就是天气晴和时，人的精神比较昂扬，精力相对旺盛，充满了刚强奋发的气概，可以读经；天气阴晦的时候，人的精神比较困倦，情绪相对低落，思绪纷杂，精力不济，可以读史。这是一个常理。但南怀瑾的见解还是有点问题：读经典，是因为刚日“脾气大”，要调和自己的心性；读历史，是因为“情绪低沉”，所以要引起人的精神和兴趣。虽然归结到了读书的终极目的方面，但总还是有点牵强附会。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在于精神强旺时读经典，头脑清明，思维敏锐，能够聚合心力，所以，能做到深入探究，从而把握住先贤的深意；而人受天气或时令影响困乏时，头脑相对迟钝，思维也比较懒散，宜读一些思想性不是特别强的作品。
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读书方法。天气是一方面，就人的精力、精神而言，也是人各有别，如同其面。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不同日子、不同时间的阅读对象和内容，收效肯定会好一些。就我们今天的阅读和一般人的表现而言，早晨大概效果好一些，可以读一些哲理性强的经典作品、专业书籍或者一些古诗文；夜晚清静，可以看一些历史类的、文学类的。白天大段时间事务繁杂，心绪纷乱，噪音入耳，可以读一些闲杂的。总不能天一亮，就开始阅读网络小说，并且自诩为“爱看书”吧？
怀疑精神
纵观作为历史学家的钱穆，读书而操持有怀疑精神，基本上是一贯的。比如，他在阅读《墨子》一书的时候，开卷就觉得有错误，心里还不相信，认为既然是官方书局出版的，不应该如此。又看到校注的毕沅是清代大儒，更觉得这不合常理。结果越读越觉得问题多多，几乎每页都有。于是，逐条列出错误并加以更正。不但怀疑出版社，而且怀疑前代著名学者，这是需要勇气的。
再比如，朱熹等人所定的《四书》顺序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是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顺序排列的。钱穆说他早年就对此抱有怀疑。这种胆略和识见就不是一般人能具备的了。
可以看到，许多人在讲到读书方法时，都提到要善于怀疑。具备这种读书品质，其实挺困难的。这基本上可以归结为读书的最高境界了。因为能做到这一点，基本上就具备了一定的学养和判断力。从钱穆的读书历史中可以看出，他的怀疑，一方面建立在他对中国历史的特有看法上，这种看法，就是他的思想观和历史观，凡是与他的固有观念相龃龉的，他就会产生怀疑，然后来考证，评述；另一方面则建立在他的广泛阅读上，有了广泛的阅读，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的不同看法，这中间总有一个是相对合理的，有了比较，也就随之而有了怀疑和探究。钱穆的诸多观点和著作，其实都是诞生在“怀疑”之上的。众多的学者也是如此，比如，钱钟书的皇皇巨著《管锥编》，就是一部因为读书多而有了比较后产生怀疑而诞生的作品（惜乎其有纯记忆之学之嫌）。不疑，哪有创见？但读书贵有疑，那是要讲求条件的，而且这个条件极高，无端怀疑，强不知以为知，那就是亵渎作家作品了。
我们今天读书，仍然讲求要善疑。这就需要读书时，既要照顾到阅读历史，又要照顾到实践经验；既要联系作者作品背景，又要联系相关评述评价。既不能全然相信，也不能抱有一孔之见。其实，读书境界的提高也与此息息相关：倘若发现一个问题，然后穷尽心力、旁征博引加以考证，整个局面也打开了，就像钱穆所说的，读书也就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