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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学家的读书方法 -钱穆

钱穆没有上过大学。他从一个乡村教师最终经过勤奋学习和专心研究,成为了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与他勤于阅读息息相关。他的读书方法,有些是通过先贤习得的,有些则是自己领悟到的。学习领会钱穆的读书方法,对我们不无裨益。

 

            

            小字重要

钱穆在上小学的时候,遇到一位名叫顾子重的老师。当同学们向他提到钱穆曾勤读《水浒传》的时候,他将钱穆招来,问他:你能读《水浒传》吗?听到钱穆肯定的回答后,他询问了钱穆有关《水浒传》的几个情节,钱穆都能一一应对。顾老师听后郑重地告诉他:你读《水浒传》,只看大字,不看小字,所以也就仅仅知道这些。钱穆听后,大为吃惊——顾老师居然知道他是怎么读这本书的。于是,回去之后,他重新再读,才知道小字是金圣叹的批注,这么一读才发现其妙处。在这些“小字”的影响下,他把全书反复读了六七遍。

这次读书经历对钱穆影响甚大,从此以后,他看到其他小说比起《水浒传》来远远不如,就不再阅读中国小说了。到了后来,他回忆说,正是读过了金圣叹的批注,让他到了天下之书无所不窥的境界。

读书,囿于个人水平、见解和思想,总有注意不到的地方,也总有难以领会之处。所以,单凭个人闭门而读,常常难以看到作者的高明之处,这样,收益就微小了。而通过后来学者的疏注、评点、批语,则不但可以少走弯路,而且可以转变观念,将自己的思维引向作品深处甚至超越作品本身而使精神、思想得到升华、深化。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述而不作”,众多的典籍的研究史,就是一场集合了各个朝代文化精英的注释史。同样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周敦颐看到了“孔颜之乐”的流溢,而李泽厚则看到了“乐感文化”的体现。这些,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是很难探究透彻的,可通过这样的“小字”,无疑打开了一扇了解、深入、摩挲、涵咏中国文化的窗口。钱穆能够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与这种阅读习惯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在许多地方,都提到那些注释、疏证、考评经典史书的“小字”对他的影响。这种方法,应该为我们所学习和掌握。

            有所侧重

钱穆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假期“补习班”。补习班的老师华龙专授中国各种文体的古文。钱穆最喜欢听魏晋南北朝的短文,如王粲的《登楼赋》,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邱迟的《与陈伯之书》等。他在以后,尤其喜爱清代洪亮吉、汪容甫等人的短文。可见,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诗文中,钱穆的阅读是有所选择的。这可以说是源于天性,也可以说是源于兴趣。然而,就在这样的选择中,他仍然有所侧重——一些他感兴趣的含义深刻的文章,他不但阅读背诵,而且一再品味研磨,可以说,正因为吃透了几篇文章,使他的思想走上了纵深,境界得到了升华。

比如,他特别喜欢阅读韩愈的文章,但最钟情的,却是《伯夷颂》。越到后来,他对这篇文章的体会越深,可谓受益匪浅。钱穆在许多场合和演讲中都提到《伯夷颂》,他不但与韩愈一样,称赞伯夷的品德,而且也用“特立独行”来激励自己,并且希望有更多的人为了文化的传承来接续、践行这种精神。

再比如,他曾精研曾国藩的《原才篇》,尤其开头一句:“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钱穆对这个观点不但理解得极为透彻,而且坚信风俗可起于一己之心向,在晚年屡屡提起,以激励那些失去自信、与世俯仰的人。

这种读书方法值得学习。书何其多也,要读,那得有所选择。而其中那些符合自己心性、兴趣、修养的,则需要深加品味。这样做,重要的是能提高精神的境界,将思维向高处、深处引领;其中的许多体悟,与自身融为一体之后,往往成为做人做事的准则。一本书,一篇文章,可以让人焕然一新,局面大开。如果一味地泛泛而读,以量取胜,虽说博学,但对思想的深入发展却帮助不大。尤其是经典作品,静下心来,下点死力,工夫便显现在心性上了。这一点,也被朱熹所看重。

 

              

             自始至终

据钱穆说,他以前读书有一个不好的毛病:这本还没有读完,就拿起了那本;同样一种书,往往选择其中的一些章节来读,其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他在梅村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假期,他坐在一个走廊下读范晔的《后汉书》,随意地打开一卷阅读。就在那时,他忽然想起曾文正家书家训中的教导——读书,一定要从头到尾通读全书。他立刻领悟到自己的不是,于是下定决心改变。就从《后汉书》开始,他养成了全书读毕,再读他书的习惯。而且一生坚持不辍。

曾国藩教人教书,要求从头至尾读,不要随意翻阅,也不要中途停止。这当然指的是古代经典。他的出发点,还是人做事要有恒心。在我们这个信息泛滥、泥沙俱下的时代,当然不必拘泥不化,一些价值不大的作品,自然可以粗知大意即可;许多只想从中捕捉部分信息的著作,也可以快速浏览。但糟糕之处却在于,养成这种阅读习惯之后,或者说由于这种习惯把人的心性搞乱之后,对于所有的作品都做如是处理了。这种现象,在媒体极为发达的今天,更成为一种深重的痼疾。我教学生,对这一点可以说是深有体会并且痛心疾首。举例来说,语文课本上的大多篇目,应该是逐字逐句细读品味的,如此,不但能提高理解能力,而且透过一篇、一段、一句、一字能窥见隐含在其背后的作者情感和精神,由此,达到语文教育熏陶、浸染、淋沐、升华文化人格的作用。但由于各种原因,学生或者没有养成,或者失去了这种阅读习惯,只是择其大要,粗疏而过。看似聪明迅捷,实则所失巨大。

钱穆从曾国藩那儿学来的这种读书方法,有其不可忽视的优点:一段时间围绕一本书,所有的心力都指向它,不受其他书籍的干扰,故而吃得透,挖得深,看得开;一本经典,有其牵系一贯的东西在里面,它如同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只选取片断或者半途而废,等于有意无意地割断了这条线,这样的阅读,势必是琐碎的,难以构成一种整体的印象;读书,最需要的,是内心的宁静,随意乱翻,中途放弃,心性也就随之而乱了,乱了的心性,那是绝对不会把握书籍的精华的,也是绝对不会有深入的理解和自己的见解的;同时,对于稍有向学之心的人,我们知道,他的泛读是有意义的,但最终要有一个使力的地方,古人也好,今天的研究者也好,都有一个专门的方向,泛滥的阅读,不但找不到这个方向,找到方向了,也难以有深入的研究。

              

           知行合一

读书,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求知。这个“知”,不但指知识,也指认识、识见。经典作品中,教人处世做人的道理比比皆是。一般人看到这些,仅仅了解而已。这样,经典的教训就失去了大半的意义。圣贤教人读书,首先指向的还是修养的提升,而不是以博学来夸耀,也不是以熟记若干句“名言”来粉饰自己。钱穆读书,最为可贵的一点,就是能将看到的“教训”来比照自己的所作所为,反省自我,将之付诸实践。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将圣贤的教导作为提升个人修养的有效手段,还是为了完善自我。

比如,钱穆在读到曾国藩的《求阙斋记》时,接受了曾氏的教导,觉得应该“自求己阙”。他认识到自己有优柔寡断的毛病,就想着加以克服。当时他找到的方法是,每天早上确立一个做人方面的目标,然后努力做到这一天都不违背。从读书中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付之于行动。他可真是说到做到。钱穆在钟英中学上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去探望常州府中以前的同学。在去之前,他就抱定了不留宿的念头。结果等到他要离开的时候,已是风雨大作。适逢周末,空床很多,同学坚决要把他留下来,钱穆却是抱定前念,绝意不留。这一路,他是狼狈万状地回去的,甚至碰到了许多危险,不得不爬行了一段,可谓吃尽了苦头。钱穆说他后来决定了一件事情,不肯轻易改变,而是坚持做下去。就得益于这篇文章和这次经历。

  《学记》中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将书中的道理付诸生命、生活,有时需要自己体悟,有时却需要“学友”的提醒。钱穆就碰到过这么一次事情。有一次,他对学校的一个同事说:“不好了,我快病倒了。”那同事却说:“你常读《论语》,这时正好用得着。”钱穆感到很是茫然,问道:“我病了,《论语》有什么用呀?”那同事说:“《论语》上不说吗?‘子之所慎,斋、战、疾。’你快病了,不该大意疏忽,也不该过分害怕,正是用得着那‘慎’字。”钱穆一听,才意识到自己还有只顾读书,不拿圣贤的教训来安排做人的问题,经过这次触发,他不但读书长进了,修养也得到提升了。

 

           

            贯通今古

有一个很平常却又很深奥的问题,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读书”放在“行路”前,这是为什么?钱穆通过一件事,为这句名言作了极好的诠释。

1914年,钱穆任教于两所学校。这年秋天,他每周乘船往返梅村和荡口两个镇子。中间行船两小时,一路湖泊连绵,一望无际。多年以后,钱穆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经过那儿的情形:他就坐在船头上,手持《史记》,念诵《李斯列传》一篇。秋天长天不染尘的景象扑面而来,他忽然进入一种境地,感到上下千古,恍如浑然呈现于眼前。他总结说,这样一次仿佛高僧悟道的经历,让他读书又深入了一种新的境界。

钱穆没有交代这个境界是什么,这也有点只可言会不可言传的味道。大概应该是这样:多年阅读历史类、文学类的书籍,使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超越了平常的自己,他隐隐地把握住了古代圣哲对时间的理解、对空间的领会、对人的定位。一次偶然的机会的出行,看到水天一色、茫远无边的空阔景象,那样的景象,古代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仍然如此;那样的景象,引起的,应该是广宇长宙亘古不变而人世沧桑的感慨;同时,站在今天的角度上看历史,也颇有点古往今来混同一片的感觉,而一个豆点大的人,就处在那片混沌中,形成一个不可替代的坐标,这就是人的尊严与价值所在了。理解了这些,那么,读书,就站在了一定的高度上,不是仰视,也不是俯视,而是一种平等的与古人的对话。这样,那些消失在历史烟尘中的人物对于读者而言就拥有了不朽的灵魂,变得鲜活,变得生动,一一浮现于眼前。这大概就是《颜氏家训》中所说的“明乎天道,辩乎地利,比量逆顺,鉴达兴亡之妙”了。

这就是先读书,后行路的一个重要原因了。先使自己变成一个拥有文化人格的人,然后带着自己走到自然与古迹中去,就能听到历史的心跳,就能看到那些逝去的人们的复活,就能联想到洋溢在那方空气中的一种精神,就能找到一个别样的连自己都陌生的自己。不论做什么事的人,都应该具备点历史感的,而见古人之所见,想古人之所想,就是历史感。读书,就能让人找到这种历史感。在不读书、不思考的人眼里,哪里的风景都一样,旅游,就是一种被盲目的目的驱赶着的疲惫的行走。


             有效分配

钱穆说他仿效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方法,每天清晨必读那些艰晦深奥的经典古籍,到了夜晚,则读历史典籍,中间上下午则读一些闲杂书。这样的时间安排,很是合理。

这种读书方法,还是来自曾国藩,曾国藩曾说:“予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曾国藩家书》)。对此,南怀瑾的解释相对比较科学,他说:“所谓刚、柔是指天气,阴雨天属柔日;炎阳晴天则属刚日,气候变化对人的身体、情绪都有影响。阳日读经,人的情绪有时脾气大,壮志淩云,心里很刚强时,读书应该读古代经典,以调和自己的心性。‘柔日读史’,有时情绪低沉,精神也不好,最好看看小说、历史,引起人的精神、兴趣。”简单地说,就是天气晴和时,人的精神比较昂扬,精力相对旺盛,充满了刚强奋发的气概,可以读经;天气阴晦的时候,人的精神比较困倦,情绪相对低落,思绪纷杂,精力不济,可以读史。这是一个常理。但南怀瑾的见解还是有点问题:读经典,是因为刚日“脾气大”,要调和自己的心性;读历史,是因为“情绪低沉”,所以要引起人的精神和兴趣。虽然归结到了读书的终极目的方面,但总还是有点牵强附会。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在于精神强旺时读经典,头脑清明,思维敏锐,能够聚合心力,所以,能做到深入探究,从而把握住先贤的深意;而人受天气或时令影响困乏时,头脑相对迟钝,思维也比较懒散,宜读一些思想性不是特别强的作品。

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读书方法。天气是一方面,就人的精力、精神而言,也是人各有别,如同其面。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不同日子、不同时间的阅读对象和内容,收效肯定会好一些。就我们今天的阅读和一般人的表现而言,早晨大概效果好一些,可以读一些哲理性强的经典作品、专业书籍或者一些古诗文;夜晚清静,可以看一些历史类的、文学类的。白天大段时间事务繁杂,心绪纷乱,噪音入耳,可以读一些闲杂的。总不能天一亮,就开始阅读网络小说,并且自诩为“爱看书”吧?

          怀疑精神

纵观作为历史学家的钱穆,读书而操持有怀疑精神,基本上是一贯的。比如,他在阅读《墨子》一书的时候,开卷就觉得有错误,心里还不相信,认为既然是官方书局出版的,不应该如此。又看到校注的毕沅是清代大儒,更觉得这不合常理。结果越读越觉得问题多多,几乎每页都有。于是,逐条列出错误并加以更正。不但怀疑出版社,而且怀疑前代著名学者,这是需要勇气的。

再比如,朱熹等人所定的《四书》顺序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是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顺序排列的。钱穆说他早年就对此抱有怀疑。这种胆略和识见就不是一般人能具备的了。

可以看到,许多人在讲到读书方法时,都提到要善于怀疑。具备这种读书品质,其实挺困难的。这基本上可以归结为读书的最高境界了。因为能做到这一点,基本上就具备了一定的学养和判断力。从钱穆的读书历史中可以看出,他的怀疑,一方面建立在他对中国历史的特有看法上,这种看法,就是他的思想观和历史观,凡是与他的固有观念相龃龉的,他就会产生怀疑,然后来考证,评述;另一方面则建立在他的广泛阅读上,有了广泛的阅读,就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的不同看法,这中间总有一个是相对合理的,有了比较,也就随之而有了怀疑和探究。钱穆的诸多观点和著作,其实都是诞生在“怀疑”之上的。众多的学者也是如此,比如,钱钟书的皇皇巨著《管锥编》,就是一部因为读书多而有了比较后产生怀疑而诞生的作品(惜乎其有纯记忆之学之嫌)。不疑,哪有创见?但读书贵有疑,那是要讲求条件的,而且这个条件极高,无端怀疑,强不知以为知,那就是亵渎作家作品了。

我们今天读书,仍然讲求要善疑。这就需要读书时,既要照顾到阅读历史,又要照顾到实践经验;既要联系作者作品背景,又要联系相关评述评价。既不能全然相信,也不能抱有一孔之见。其实,读书境界的提高也与此息息相关:倘若发现一个问题,然后穷尽心力、旁征博引加以考证,整个局面也打开了,就像钱穆所说的,读书也就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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